“魏晋文学自觉”的价值

“魏晋文学自觉”的价值

摘 要：文学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在它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文学自觉”这一命题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学界，一直将魏晋朝视为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最初年代。但是近年来，学界对于这一几成定论的命题提出了不少异议。由此可以发问，魏晋朝是否真的就是中国文学自觉的起始年代？“魏晋文学自觉”这一命题究竟有多大意义？它的价值体现在何处？

一、到底什么是“文学”

谈及文学，我们总会生发出一种溯本求源的疑问，即文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向自觉的。就中国文学史而言，对于“文学自觉”这一问题的探究，最早有所论及的是日本人铃木虎雄。他在《中国诗论史》中以曹丕、陆机、萧纲、萧绎等人的相关言论为其论据及标尺，第一次认为中国的“文学自觉”在魏晋初现端倪。在他之后，鲁迅更是进一步肯定了这样的认识，称魏晋“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①。至此，由于鲁迅先生文坛领袖的地位，“魏晋文学自觉”迅速得到学界认可，成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乃至中国美学史中一个令人瞩目的命题。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这一命题提出了不少异议，直至今天学者们依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那么魏晋朝真的就是中国文学自觉的起始年代吗？

笔者认为，要探讨“魏晋文学自觉”这一观点是否合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文学自觉”，而要弄清楚“文学自觉”，又必须先探讨什么是“文学”。只有弄清楚了这两个问题，才有可能对“魏晋文学自觉”这个命题做出科学的评判。而就“文学”和“文学自觉”这两个概念的关系而言，笔者认为二者有其内在逻辑的统一性，即是说当人们开始思考什么是文学，并有意要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给阐述出来以便与其他艺术门类加以区别的时候，那么文学自觉的时代也就应运而生了。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考虑到文学确实独立存在而且很有必要将其做一个具体定义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文学的自觉；而一旦人们有意识地为其下定义时，那么“文学”也就“自觉”了。

那么，什么是“文学”呢？我们先来看看学界几种比较著名的关于“文学”概念的阐释：《大辞海》作为国内最为权威的兼具语文辞典和专科辞典功能的特大型综合性辞典，它是这样定义文学的：“古代曾把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统称为文学。现代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故又称为‘语言艺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将文学分为韵文与散文两大类，现代通常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影视文学等体裁，在各体裁中又有多种样式。”②这与童庆炳先生关于文学的阐释大同小异；而章培恒先生给文学的定义是：“文学乃是以语言为工具的、以感情打动人的、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③关于“文学”概念的界定还有很多，笔者只是陈述了几种比较著名的观点力图达到以一隅窥其全的目的。毋庸置疑，上述几种阐释都有其合理性，我们似乎很难否定其理论推广的可行性与科学性，但是细细探究，却发现他们的观点似乎都难以让人信服：首先就《大辞海》关于“文学”概念的论述而言，笔者认为文学作品未必就一定要塑造某个具体的形象去反映社会生活，有些作品甚至只是一些抽象化的意象或碎片记忆，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它们是审美的文学作品；而章培恒先生的论述虽然非常精辟但是也不乏漏洞，因为文学作品未必非得以感情去打动人，有的作品纯粹只是为了发泄作者的某种情绪，而作者的本意也不是为了去打动他人，但是这类早已被文学史认可的文学作品同样也是客观存在的。也有人说“文学”即“人学”，可是人生的学问何其纷杂繁琐，哪能仅以“文学”来概括之？关于“文学”，笔者只能说它不是我们能够随意对待的文字符号，不是掺杂了权力世俗并为之利用的武器道具，也不是非要体现什么高尚伟大志愿的替代品，但也不能待之如寻常而无视它的价值。由此可见，究竟什么是“文学”，我们很难对其概念的内涵、外延去做出一个公式般的界定。既然如此，笔者大胆认为，对于这样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极具开放性的概念，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为它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强行为文学划分出一个“准确”、“科学可行”的范围，反倒不利其发展；而且每当我们为文学划下界线时，总有人能找到超出此界线的文学作品客观存在的事实来予以反驳。

为什么说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原因有：

一、 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 对文学的重视， 首先表现为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包括许多帝王在内，普遍热心于文学创作，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而导致了文学作品大量的增加。伴随着文学创作的兴盛，文学批评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就，不断有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出现。

二、文学集团的活跃。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 此后，又出现有 “竹林七贤” 、“二十四友” 、 “竟陵八友”等。

文学集团的活跃， 进一步刺激了文学的兴盛。 这个时期， 出现了一宫廷为中心的诗人团体，主要有三个：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梁代萧衍、萧统，萧纲。

三、文学题材方面的重要开拓。在这一时期，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有意识地把边塞生活作为诗歌的一种重要题材，也是始于南朝。

还有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所出现的“宫体诗” 。总之，大凡一切能够“流连哀思” 、“情灵摇荡”的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都被魏晋南北朝文人纳入了文学的表现对象。

四、文学形式的不断沿革变化。魏晋南北朝五言诗的繁荣期、七言诗的产生期、抒情赋的高峰期、骈文的成熟期、小说与格律诗的开创期。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几种基本形式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关键时期。

五、文学与哲理的结合。魏晋南北朝文学注重内心体验和生命价值的思索，表现了作者更为深邃的心理活动。这使得文学摆脱了简单地、就事论事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现象的传统，文学的内涵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深沉了。

魏晋南北朝文学特点：

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

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

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

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

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

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

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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