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解读 《宋史·郑戬传》原文及翻译

《宋史·郑戬传》原文及翻译

宋史

原文：

郑戬，字天休，苏州吴县人。早孤力学。客京师，事杨亿，以属辞知名，后复还吴。及亿卒，宾客弟子散去，戬乃倍道会葬。举进士，擢甲科。召试学士院，为光禄寺丞、集贤校理、通判越州。

吏冯士元为奸利，有告士元受赇藏禁书者，戬穷治之。辞连宰相吕夷简、知枢密院盛度、参知政事程琳，遂逮捕夷简子公绰、公弼参劾其状。既而士元流海岛，度、琳坐尝交关士元罢去，其余绌罚者自御史中丞孔道辅、天章阁待制庞籍又十余人，朝议畏其皦核。戬敏强善听决，喜出不意，独假贷细民，即豪宗大姓，绳治益急，政有能迹。

初，静边砦主刘沪谋筑水洛、结公二城，以通秦、渭援兵，招生羌大王族为边卫。戬使沪与著作佐郎董士廉督其役。会罢戬四路，宣抚使韩琦、知渭州尹洙皆以为不便，召沪、士廉罢役归，不听。乃使裨将狄青将兵以往，械送德顺军狱。戬力争于朝，卒城之。

进户部侍郎、资政殿大学士、知并州。契丹与元昊方交兵，边奏互上，独戬不以闻。话遣使问其故，戬对曰：“敌自相攻，中国不足忧也。”麟、府间有弃地曰草城川，戬募土人为弓箭手，计口给田。初，兵兴，用不足。河东行铁钱山多炭铁鼓铸利厚重辟不能止戬乃请三当一令既下兵民相扇动数千人邀走马承受诉。承受、中贵人不能遏。又群噪州门，守门者拒不得入。戬闻，悉召至庭下，推首谋者数十人，黥隶他州，事乃定。

迁吏部侍郎，改宣徽北院使，拜奉国军节度使，卒。赠太尉，谥文肃。戬遇事，果敢必行。然凭气近侠，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

(节选自《宋史》卷二百九十二列传第五十一）

译文：

郑戬，字天休，苏州吴县人。早年丧父发奋学习。寓居京城，侍奉杨亿，以善写诗文闻名，后又返回吴地。等到杨亿去世，其宾客弟子都四散离去，郑戬却兼程前往参加葬礼。考取进士，被评定为甲科。召试学士院，任光禄寺丞、集贤校理、越州通判。

小吏冯士元非法谋取私利，有人告发冯士元受贿藏有禁书，郑戬彻底追查。供词牵连到宰相吕夷简、知枢密院盛度、参知政事程琳，于是逮捕吕夷简之子吕公绰、吕公弼弹劾他们的罪状。不久冯士元被流放海岛，盛度、程琳因曾与冯士元结交往來而被免职，其他被贬受罚的有御史中丞孔道辅、天章阁待制庞籍又十多人，朝议畏怕他明白切实。郑戬聪明能干善于决断，喜欢出其不意，唯独宽容小民，如果是豪门大姓，则惩治更加急迫，为政颇有能干的名声。

当初，静边砦主刘沪计划修筑水洛、结公二城，以使秦、渭的援兵通行。招抚生羌大王族作为边卫。郑戬让刘沪与著作佐郎董士廉办此项工程。适逢郑戬被罢免四路之职，宣抚使韩琦、知渭州尹洙都认为此举不宜，召刘沪、董士廉罢工返回，二人不肯听命。于是令副将狄青带兵以往，将其解往德顺军狱。郑戬在朝廷上据理力争，最后二城得以修成。

升属户部侍郎、资政殿政大学士、并州知州。契丹与元昊正在交战，边境的奏报交相而上，只有郑戬没有奏报。诏令派使臣询问其中的原因，郑戬回答说：“敌人自己在互相攻打，中原不值得为之忧虑。”麟、府之间有荒废不用的土地叫草城川，郑戬招募土人为弓箭手，按人口分配田地。当初，兴兵作战，费用不足。河东一带流通铁钱，地多产炭、铁。鼓风炼铁制造钱币的利益丰厚，官府惩办屡禁不止。郑戬于是奏请当地的钱以三当一。命令既已发布，士兵百姓相互煽动闹事，数千人拦截走马承受官上诉。承受，宦官，面对骚乱不能制止。成群的人在州门前叫嚷不休，守门的士兵拦住他们不得进城。郑戬听说后，将他们全部召至庭前，推出主谋者数十人，刺配他州，此事才得以平定。

升任吏部待郎，改任宜徽北院使，官拜奉国军节度使，后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太尉，谥号文肃。郑戬遇事，果敢必行。然而任性近侠，用刑严峻，士民大多心怀怨恨。 

宋代社会的时代特点对宋代文学的发展的影响：

（1）政治方面,对外关系方面软弱.宋初皇帝用儒将治国,消除国内军事割据的隐患,造成了边防虚弱,对外交战屡战屡败.于是民众希望从其他方面强大.

（2）宋代兵制介绍.把具有实战能力的禁兵大部分放在京城而不是边防,造成了重文不重武的局面.

（3）经济情况介绍,繁荣,印刷业发达.使读万卷书成为可能,提高了学术水平.城市的繁荣促进了人们对于文化娱乐的要求,同时也提供了可能性.

（4）考试制度变化.考试内容形式的变化,实行弥封制度,考试有严格的规定,人为因素减少了,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通过考试进入仕途.

（5）宋代文人地位的变化.宋代文人士大夫物质生活十分宽裕,生活富足.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文学鉴赏：浅谈宋代文学的发展，以自身的学术背景来解析

近年来，宋代文学也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他们以自身的学术背景来解析宋代文学，往往能新人耳目。二十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属于传统国学一个部门的分支，与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它的起步、发展和变化，无不受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潮变迁的影响，大多数研究者都无法完全超越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其研究成果也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打上了时代烙印。文学精神作为文学的灵魂是任何时代所不可缺少的。自宏观的角度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神，一旦得以确立，就具有了各自不同的面貌。一个民族的文学固然有其承续性和同一性的方面，然而，彼此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它体现了民族精神的演变。宋代文学精神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理性化，可以说理性化是宋代文化乃至宋代文学迥异于前代的基本特征。基于此，宋人对于文学的认识和把握就比前代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深刻、全面，且更加贴近现实。文学的地位因此获得了提高。可以说，这种态度是文学自觉的表现。

宋代虽是儒学高涨的时期，但同时又是最早对儒家经典提出质疑的时期，这一点尤耐人寻味。朱熹指出："旧儒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欧阳(修)、原父(刘敞)、孙明复(孙复)诸公，始自出议论。"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理学界也同样在提倡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程颐说过："学者先要会疑"，陆九渊说过："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张载还说过："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这是明显的反蒙昧主义的态度。当然，这种怀疑态度还是很有限度的，儒家的基本理论并没有受到触动，但毕竟是一种怀疑。从宋代开始，独立的理性精神逐渐生长起来，迷信权威、盲从古人的习惯受到了质疑和鄙视，这是思想界走向近代的征兆，其对文学精神的影响是很深的。　　宋代文学会发生、发展以至繁盛的事实，使我们有必要从社会文化学角度对其首先作一番审视。宋代文学之所以能获得全面、迅速的发展，其原因大概有四：　　

第一，交往是人生的基本需要，"以文会友"早已成为中国的文化传统。《论语阳货》所言诗歌"兴 、"观"、"群"、"怨"四大社会职能，"群"居其一。可见古人往往结成会社，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交流诗文，切磋技艺，比试才情，同时增进友谊。而词这种可以集诗、乐(有时还包括舞)为一体的综合表现样式，比一般诗文更适用于集体性文娱活动，因而也比一般诗文唱和有更强大的联络群体感情的效用。

第二，赵宋政权的积弱使之在与周边民族国家的较量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并最终导致国家的覆亡，身处乱世的文士，出于愤怒与抗争、逃避和慰藉，往往联成会社，借吟诗作赋抒解郁结。另外，建炎南渡后，流寓南方的北方文士，出于生计和仕途的考虑，也可能借助会社寻求支持；而在元初，科举制度被废除，士失其业，文士更往往利用诗社的活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既以缅怀故朝、彼此慰藉，又可切磋诗艺、消磨时光。　　

第三，宋代大开科举取士之门，赋诗作文成为广大士子博取功名利禄的重要手段，为了应付考试，不少士子相互结纳，揣测上意，研习诗路文理，为进身煅烧敲门之砖。清朝乾隆年间的黄迥谷对此种会社，深不以为然，其《锡金识小录》卷四云："诗文社会，可以见前辈流风余韵，而邑中人文中盛，亦因是可以考见，然必其人及著作果有可传，斯足志焉。若近日士子时文之会，累累不绝，然人无可称，文亦不足道，虽多登甲科，膺膝任，亦奚足齿及乎?"　　

第四，宋代以文立国，一方面使文化和文人的地位空前提高，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但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讲，思想文化的繁荣及其多元选择的必然性，既是导致宋代文人党争的重要缘由，也是推助宋代文人会社兴盛的波澜。当这种自觉、自主意识反映到文学创作领域时，它就成为文学会社兴起的动力。有人甚至认为宋代是文人觉醒的时期，他们认识到了做诗是文人的生命，诗社是文人的组织，而诗集的流传与存在正是文人的存在与价值形式，这是一种文人对自我的体认和觉醒。可以说是文人在诗社里找回了自我。

宋代文学发展到这个时候，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士人的关系才真正得到了有效的调整，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那种无序的、不协调的文学状况才得到改变，宋代文学至此才有了自己的灵魂。诗文革新运动的意义就在于此。在这一基础上才会有后来文学高潮的到来，而所谓文学高潮，也不过是这一精神的充分展开罢了。由此可见。新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崛起是促发文学转型的根本动力，宋唐并论而又别开局面的关键之所在，也成为推动宋以后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理性主义既是宋人的价值形态，也是他们的审美态度，由唐进入宋代，理性精神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文化心理演化的必然。明辨这一点，对于把握宋代文学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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