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解读 《宋史·李复圭传》原文及翻译

《宋史·李复圭传》原文及翻译

宋史

原文：

李复圭字审言，通判澶州。北使道澶，民主驿率困惫。豪杜氏十八家，诡言唐相如晦后，每赇吏脱免，复圭按籍役之。知滑州。兵匠相忿阋，挥所执铁椎，椎杀争者于厅事，立斩之。徙知相州。

自太宗时，聚夏人降者五指挥，号“厅子马”，子弟相承，百年无它役。复圭斥不如格者，选能骑射士补之。为度支判官、知泾州。始时二税之入，三司移折已重，转运使又覆折之，复圭为奏免，民立生祠。历湖北、两浙、淮南、河东、陕西、成都六转运使。浙民以给衙前役，多破产，复圭悉罢遣归农，令出钱助长名人承募，民便之。濒海人赖蛤沙地以生，豪家量受税于官而占为己有，复圭奏蠲其税，分以予民。

熙宁初，进直龙图阁、知庆州。夏人筑垒于其境不犯汉地复圭贪边功遣大将李信帅兵三千授信以陈图使自荔原堡夜出袭击败还复圭斩信自解又欲澡前耻，遣别将破其金汤、白豹、西和市，斩首数千级。后七日，秉常举国入寇。御史谢景温劾复圭擅兴，致士卒死伤，边民流离，谪保静军节度副使。岁余，知光化军。张商英言：“夏人谋犯塞之日久矣，与破金汤适相值，非复圭生事。”乃召判吏部流内铨，知曹、蔡、沧州，还为盐铁副使，以集贤殿修撰知荆南，卒。

复圭临事敏决，称健吏，与人交不以利害避。然轻率躁急，无威重，喜以语侵人，独为王安石所知，故既废即起。

(选自《宋史·李复圭》)

译文：

李复圭字审言。任澶州通判。契丹来的使者经过澶州，百姓负责驿事所用大多困乏。有大户杜氏十八家，假称是唐朝宰相杜如晦的后代，每次都贿赂官吏得以解脱，李复圭按照簿籍役使他们。任滑州知州。制作兵器的工匠互相忿怒争执，李复圭就挥动手中的铁椎，将争执的人在厅事上击杀，并立刻斩首。调任相州知州。

从太宗之时，就把投降朝廷的夏兵合为五指挥，号称“厅子马”，子弟互相承袭，一百多年来没有其他的人充役。李复圭斥退那些不合标准的人，而挑选善于骑马射箭的士兵来代替他们。任度支判官、泾州知州。起初，租赋税收的收入，三司折扣已经很重，转运使又加以折扣，李复圭奏请免除，百姓们为他立了生祠。历任湖北、两浙、淮南、河东、陕西、成都六路转运使。两浙的百姓因服衙前役，破产的很多，李复圭把他们全部放回去从事农业生产，而让他们出钱帮助官府招募衙前差役，百姓们感到便利。沿海一带的人依赖泥沙地来生活，有权势的人家打算向官府纳税来占为己有，李复圭奏请免除他们的赋税，把土地分给了百姓。

熙宁初年，升为直龙图阁、庆州知州。夏人在边境上修筑营垒，并没有侵犯宋朝土地。李复圭贪图边功，派大将李信率领三千士兵，教授给他作战方略，让他从荔原堡夜间出发袭击夏兵，大败而归，李复圭把李信斩首，来为自己解脱罪责。又想洗刷前耻，就派另外的将领攻破了夏国的金汤、白豹、西和市，杀了几千人。七天后，秉常举全国之力入侵。御史谢景温弹劾李复圭擅自用兵，致使士兵死伤，边民流离失所，贬为保静军节度副使。一年多后，任光化军知军。张商英上奏说：“夏国谋划侵犯边塞的时间很久了，与攻破金汤之事正好遇上，并不是李复圭惹出事端。”于是召任他掌管吏部流内官员的铨选，任曹、蔡、沧三州知州，回朝后任盐铁副使，以集贤殿修撰的身份知荆南，去世。

李复圭遇事处理敏捷果断，称为健吏，与人交往不因利害而退避。但是他的性格轻率急躁，没有威严，喜欢用言语冒犯他人，只是受到王安石的赏识，因此能够在被废黜之后马上起用。

宋代社会的时代特点对宋代文学的发展的影响：

（1）政治方面,对外关系方面软弱.宋初皇帝用儒将治国,消除国内军事割据的隐患,造成了边防虚弱,对外交战屡战屡败.于是民众希望从其他方面强大.

（2）宋代兵制介绍.把具有实战能力的禁兵大部分放在京城而不是边防,造成了重文不重武的局面.

（3）经济情况介绍,繁荣,印刷业发达.使读万卷书成为可能,提高了学术水平.城市的繁荣促进了人们对于文化娱乐的要求,同时也提供了可能性.

（4）考试制度变化.考试内容形式的变化,实行弥封制度,考试有严格的规定,人为因素减少了,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通过考试进入仕途.

（5）宋代文人地位的变化.宋代文人士大夫物质生活十分宽裕,生活富足.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文学鉴赏：浅谈宋代文学的发展，以自身的学术背景来解析

近年来，宋代文学也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他们以自身的学术背景来解析宋代文学，往往能新人耳目。二十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属于传统国学一个部门的分支，与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它的起步、发展和变化，无不受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潮变迁的影响，大多数研究者都无法完全超越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其研究成果也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打上了时代烙印。文学精神作为文学的灵魂是任何时代所不可缺少的。自宏观的角度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神，一旦得以确立，就具有了各自不同的面貌。一个民族的文学固然有其承续性和同一性的方面，然而，彼此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它体现了民族精神的演变。宋代文学精神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理性化，可以说理性化是宋代文化乃至宋代文学迥异于前代的基本特征。基于此，宋人对于文学的认识和把握就比前代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深刻、全面，且更加贴近现实。文学的地位因此获得了提高。可以说，这种态度是文学自觉的表现。

宋代虽是儒学高涨的时期，但同时又是最早对儒家经典提出质疑的时期，这一点尤耐人寻味。朱熹指出："旧儒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欧阳(修)、原父(刘敞)、孙明复(孙复)诸公，始自出议论。"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理学界也同样在提倡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程颐说过："学者先要会疑"，陆九渊说过："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张载还说过："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这是明显的反蒙昧主义的态度。当然，这种怀疑态度还是很有限度的，儒家的基本理论并没有受到触动，但毕竟是一种怀疑。从宋代开始，独立的理性精神逐渐生长起来，迷信权威、盲从古人的习惯受到了质疑和鄙视，这是思想界走向近代的征兆，其对文学精神的影响是很深的。　　宋代文学会发生、发展以至繁盛的事实，使我们有必要从社会文化学角度对其首先作一番审视。宋代文学之所以能获得全面、迅速的发展，其原因大概有四：　　

第一，交往是人生的基本需要，"以文会友"早已成为中国的文化传统。《论语阳货》所言诗歌"兴 、"观"、"群"、"怨"四大社会职能，"群"居其一。可见古人往往结成会社，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交流诗文，切磋技艺，比试才情，同时增进友谊。而词这种可以集诗、乐(有时还包括舞)为一体的综合表现样式，比一般诗文更适用于集体性文娱活动，因而也比一般诗文唱和有更强大的联络群体感情的效用。

第二，赵宋政权的积弱使之在与周边民族国家的较量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并最终导致国家的覆亡，身处乱世的文士，出于愤怒与抗争、逃避和慰藉，往往联成会社，借吟诗作赋抒解郁结。另外，建炎南渡后，流寓南方的北方文士，出于生计和仕途的考虑，也可能借助会社寻求支持；而在元初，科举制度被废除，士失其业，文士更往往利用诗社的活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既以缅怀故朝、彼此慰藉，又可切磋诗艺、消磨时光。　　

第三，宋代大开科举取士之门，赋诗作文成为广大士子博取功名利禄的重要手段，为了应付考试，不少士子相互结纳，揣测上意，研习诗路文理，为进身煅烧敲门之砖。清朝乾隆年间的黄迥谷对此种会社，深不以为然，其《锡金识小录》卷四云："诗文社会，可以见前辈流风余韵，而邑中人文中盛，亦因是可以考见，然必其人及著作果有可传，斯足志焉。若近日士子时文之会，累累不绝，然人无可称，文亦不足道，虽多登甲科，膺膝任，亦奚足齿及乎?"　　

第四，宋代以文立国，一方面使文化和文人的地位空前提高，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但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讲，思想文化的繁荣及其多元选择的必然性，既是导致宋代文人党争的重要缘由，也是推助宋代文人会社兴盛的波澜。当这种自觉、自主意识反映到文学创作领域时，它就成为文学会社兴起的动力。有人甚至认为宋代是文人觉醒的时期，他们认识到了做诗是文人的生命，诗社是文人的组织，而诗集的流传与存在正是文人的存在与价值形式，这是一种文人对自我的体认和觉醒。可以说是文人在诗社里找回了自我。

宋代文学发展到这个时候，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士人的关系才真正得到了有效的调整，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那种无序的、不协调的文学状况才得到改变，宋代文学至此才有了自己的灵魂。诗文革新运动的意义就在于此。在这一基础上才会有后来文学高潮的到来，而所谓文学高潮，也不过是这一精神的充分展开罢了。由此可见。新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崛起是促发文学转型的根本动力，宋唐并论而又别开局面的关键之所在，也成为推动宋以后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理性主义既是宋人的价值形态，也是他们的审美态度，由唐进入宋代，理性精神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文化心理演化的必然。明辨这一点，对于把握宋代文学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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