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译读 水调歌头·江上春山远 葛长庚

水调歌头·江上春山远

宋代：葛长庚

江上春山远，山下暮云长。相留相送，时见双燕语风樯。满目飞花万点，回首故人千里，把酒沃愁肠。回雁峰前路，烟树正苍苍。 

漏声残，灯焰短，马蹄香。浮云飞絮，一身将影向潇湘。多少风前月下，迤逦天涯海角，魂梦亦凄凉。又是春将暮，无语对斜阳。

赏析

葛长庚的词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讲究，工于推敲。开头的“江上春山远，山下暮云长”二句，选用江、山、云这些巨幅背景入词，同时用“远”字、“长”字预示行人辽远的去向，用“春”字、“暮”字勾勒出最叫人伤神的时令。因此，起首十字在点明“相留相送”之前，就已饱含了惜别的全部情绪。这首词的开头纯用景语，由于一二句意境高远，所以词篇刚一开始就将离别的愁绪，渲染得分外的浓烈，接着就有“相留相送”一句，似乎感情的即将汹涌而出了。谁知刚说完了这四个字，作者却突然打住，来了句“时见双燕语风樯”。“相留相送”的心情如何？作者反而欲说还休，这种写法既写出情之切，难以表达，同时又使文势跌宕，于一张一弛之中显出了作者炼句谋篇的功夫。“双燕语风樯”是借物写人，从侧面补叙“相留相送”中的情意。“满目”以下三句分别将别时所见、分手远去、别后独处三个环节写了出来。

词篇写别离，但离别情绪却没有用一个字来正面点染，只用当时所见的江、山、云、双燕、飞花烘托离人的辛酸，这在古人诗词中已属少见；至于将别去的速度写得那么迅疾，近乎是叠用由言别到分手到孤单的一个个镜头，则无疑又是抒写离人凄苦最有效的手段。用“千里”明提两地遥远的距离，用“沃”反衬愁肠回绕的痛楚，都极有分量。“回雁峰前路”是设想中的来日前程。回雁峰为衡山七十二峰之首，相传秋雁南飞，至此而返。但是作者到了那里，返得了还是返不了呢？“烟树正苍苍”便暗示：那里渺茫难测，何从预料归期！可知，前途中山、水正多，词中独写“回雁峰”是有讲究的。

下半阕，作者用三个字的短句，选取漏、灯、马三种事物表现行人单调的旅途生涯。其中，写漏声用“残”，写灯焰用“短”，是在暗示作者经历着一个不眠之夜。“马蹄香”是用马蹄尚有踏花余香，来说明主人公驻足不久。然而漏残焰短，天亮在即，新的跋涉又将开始。“浮云飞絮，一身将影向潇湘”写的是未来的旅程。词用“浮云飞絮”比喻旅人，是古人诗文中较为常见的；而“一身将影”用上“将”字，把“形只影单”的意思予以翻新，就开始露出逋峭之势；至“向潇湘”三字虽只引入地名，但潇湘为湘江的别称，位置在衡山之，连系上半阕中“回雁峰前路”一句，将词人心中的留连眷念之情刻画了出来。

“多少”以下三句写“一身将影向潇湘”时的情绪，其中“多少风前月下”即叙述自己的孤独，又比照往日风前月下的幸福与团聚，在对比中写尽思念，写透凄切。“迤逦天涯海角”从回雁峰、潇湘再往极远推开，并从“多少风前月下”的美好回忆中惊醒，于是自然吐出了“魂梦亦凄凉”这一撕裂肝肺的呼声。以“又是春将暮”结尾，既呼应“江上春山远”，又挽住不尽的跋涉：“无语对斜阳”既呼应“山下暮云长”，又挽住无穷的凄凉。有了这两句，就能总揽全篇大旨，使词作首尾连贯，浑然一体。此外，结处出现“无语对斜阳”的人形象，将所有的情思全凝聚在他那深沉的眼神里，也极耐寻味。

葛长庚有云游四方和道士生活的薰陶，因而他的作品清隽飘逸。这阕词赋离愁，从“春山”、“暮云”以下，选用一连串最能叫人愁绝的景物，间用比兴与直接抒写之法，多方面渲染个人情绪，写得愁肠百转，深沉郁结。然而词篇从“相留相送”写起，一气经过回雁峰、潇湘，直至天涯海角，又似江河流注，虽千回百转，却能一往直前。气脉贯通，气韵生动，实是词中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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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的起源

曲子词源自民间，俚俗粗鄙就是其天然倾向。由于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词”被重新发现，词源于民间俗文学的观点已得到广泛承认。隋唐之际发生、形成的曲子词，原是配合一种全新的音乐--“燕乐”歌唱的。“燕”通“宴”，燕乐即酒宴间流行的助兴音乐，演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且燕乐曲调之来源，主要途径有二：一是来自边地或外域的少数民族。唐时西域音乐大量流入，被称为“胡部”，其中部分乐曲后被改为汉名，如天宝十三年（754）改太常曲中54个胡名乐为汉名。《羯鼓录》载131曲，其中十之六七是外来曲。后被用作词调的，许多据调名就可以断定其为外来乐，如《望月婆罗门》原是印度乐曲，《苏幕遮》本是龟兹乐曲。《胡捣练》、《胡渭州》等调，则明白冠以“胡”字。部分曲调来自南疆，如《菩萨蛮》、《八拍蛮》等等。部分曲调直接以边地为名，表明其曲调来自边地。《新唐书·五行志》说：“天宝后各曲，多以边地为名，如《伊州》、《甘州》、《凉州》等。”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也说：“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伊州为今新疆哈密地区，甘州为今甘肃张掖，凉州为今甘肃武威，熙州为今甘肃临洮，石州为今山西离石，渭州为今甘肃陇西，这些都是唐代的西北边州。燕乐构成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外来音乐。二是来自民间的土风歌谣。唐代曲子很多原来是民歌，任二北先生的《教坊记笺订》对教坊曲中那些来自民间的曲子，逐一做过考察。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刘禹锡《竹枝词序》说：“余来建平（今四川巫山），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又如《麦秀两歧》，《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王氏见闻录》言五代朱梁时，“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褴褛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和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宋代民间曲子之创作仍然十分旺盛，《宋史·乐志》言北宋时“民间作新声者甚众”，如《孤雁儿》、《韵令》等等。燕乐曲调的两种主要来源，奠定了燕乐及其配合其演唱歌辞的俚俗浅易的文学特征。歌词在演唱、流传过程中，以及发挥其娱乐性功能时，皆更加稳固了这一文学创作特征。歌词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征，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便成了词人们急迫而不懈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