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观堂集林》

王国维《观堂集林》

作者简介：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杰出学者和国际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观堂集林》是海宁王国维先生（1877-1927）的一部自选文集，反映了他在学术上多方面的卓越成就，被公认为中国学术史中的不朽之作。 《观堂集林》涉及的学科领域十分宽广。其《艺林》系遵《汉书·艺文志》所设《六艺略》，指经学，包括《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尔雅》，以及小学，小学又分文字、音韵。

此书原稿于1951年由罗氏后人售于陈梦家。陈在《殷墟卜辞综述》58－61页对稿本原貌有说明，可以证明“剽窃说”是无稽之谈。王氏追随罗氏，贡献主要是用殷墟卜辞印证《史记·殷本纪》（《殷墟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从而鼓舞了前中研院史语所1928－1937年的殷墟发掘，证实了殷商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王国维治金文，也是利用罗氏所藏，除铭文考释，所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和《两周金文韵读》，都是重要工具书。

目录  · · · · · ·

前言

上

观堂集林

一、观堂集林序一

二、观堂集林序二

三、卷第一 艺林二

……

下

卷第十六 史林八

卷第十七 史林九

卷第十八 史林十

……

观堂别集

卷一

卷二

卷三

……

观堂外集

上 流沙访古记

中 观堂丙午以前诗

下 人间词

王国维著述要目

　读《观堂集林》，我们可以看出，王氏研究古史，主要是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殷墟卜辞；（2）两周金文；（3）战国文字；（4）西域汉简；（5）汉魏石经；（6）敦煌文书；（7）铜器定名；（8）三代地理；（9）殷周礼制；（10）古文源流；（11）字书韵书；（12）版本校勘；（13）西北史地。平均计算，等于每年都开辟一个领域（王有不断变换题目的习惯）。这些研究，是一种介于宋、清金石学与外来考古学之间的东西。王国维的“二重史证”其实不是来自西方考古学（西方考古学与文献历史学是两门学问），而是来自宋代“考古学”（它是铭刻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史学研究），但他的研究还是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考古学（台湾中研院一直是把考古置于史语所，大陆的考古原来也是设于历史系）。王治甲骨是从帮助罗振玉校写《殷墟书契考释》入门。此书原稿于1951年由罗氏后人售于陈梦家。陈在《殷墟卜辞综述》58－61页对稿本原貌有说明，可以证明“剽窃说”是无稽之谈。王氏追随罗氏，贡献主要是用殷墟卜辞印证《史记·殷本纪》（《殷墟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从而鼓舞了前中研院史语所1928－1937年的殷墟发掘，证实了殷商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王国维治金文，也是利用罗氏所藏，除铭文考释，所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和《两周金文韵读》，都是重要工具书。他在这一方面贡献很多，但有些说法，如“四分月相”说（《生霸死霸考》）和“王号（西周早中期的）生称”说（《遹敦跋》），在学界还有不同看法。这两种说法对研究西周铜器断代影响很大，我个人认为都有问题。战国文字，当时出土资料有限，王氏所见无多（只是根据战国玺印），但他能提出像“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这样伟大的假说，寥寥数语，对研究战国文字、秦汉小学和汉魏的古文传授，全是凿破鸿蒙的东西，不但启发了后来的战国文字研究，也解决了经学史上的大问题，甚至对反省《古史辨》派的疑古运动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他的研究多属陈寅恪所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但晚年致力西北史地，则属陈氏所说“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还有他早年的文学研究，也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三者都是“足以转移一时之风光，而示来者以轨则”的东西（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是大家，“大家”的意思，不是字字句句颠扑不破，每篇文章都是“不刊之论”，而是把每个细小的问题都纳入大的范围来考虑，善于即小见大，它更关心的是问题的整体推进。除了从小到大，还要从大到小，特别是从大到小。 

观堂先生早年治哲学和文学是天下皆知的事情。自1902至1903年间，先攻读康德的《纯理批评》（《纯粹理性批判》），苦于不解，后转而读叔本华，心有戚戚。一段时间后觉得二者有冲突矛盾，复转向康德。（《静庵文集》自序）过后到了1907年，值先生而立之岁，其兴趣渐移至文学，他省思自己的个性，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而那为人们所常常引用的“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也在这时候体悟出来。（《三十自序》）他投向文学的领域在戏曲和词，其名作《宋元戏曲史》便草创于此际，《人间词话》也作于此时。所以他“两苦”的说法，若以著作来检验，显然是不成立的。或者说，他的诗人性质更明显。这是先生学问的一变。辛亥以后，观堂与罗振玉二人东渡扶桑，开始放弃前学，专治经史，并旁及古文字声韵之学。由是学问又为一变。而先生学问之大成就者，也在经史。此学问之三段两变，盖为一生之梗概。而每一段落总是真生命真性情的熔铸，因此都卓然煊赫。先生引尼采的话：“一切文学，余独爱以血书者。”论文学如此，论学术虽然应该以理性主持，然下笔文字“以血书”自然更动人。用来观《集林》一书，窃谓此言是夫子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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