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极端之美》

余秋雨《极端之美》

作者简介：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中国浙江余姚人，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写作学会会长、上海戏剧学院客座教授、上海剧协副主席、青歌赛评委。 

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市），1962年毕业于培进中学，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文化大革命”期间，余秋雨的父亲被同事诬陷错划为“右派”，叔父遭到红卫兵及造反派的残酷迫害而含冤自尽。1969年—1971年，余秋雨赴江苏吴江县太湖农场劳动（即下放五七干校）。1975年—1976年在恩师盛钟健先生的帮助下，到浙江奉化县一所半山老楼里苦读中国古代文献，研习中国古代历史文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陆续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以及《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Theatre》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先后荣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1980年陆续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1985年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1986年被授予上海十大学术精英。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2011年被授予甘肃联合大学荣誉教授。2010年起担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所谓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秋雨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余秋雨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读者反思、追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

余秋雨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余秋雨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余秋雨娴熟地运用了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还采用了小说笔法、戏剧的笔法、镜头特写等多种手法，这对于烘托主题，使文章内涵更深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散文”中，始终贯彻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是这个民族的民族特性中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纠结而成的“沉淀物”。

《极端之美》（全彩精装版）为余秋雨最新作品，详细解说了“举世独有的三项文化：书法、昆曲、普洱茶”。任何文化都会有大量外在的宣言、标牌，但在隐秘处，却暗藏着几个“命穴”，几处“胎记”。这三项，就是中国文化所暗藏的“命穴”和“胎记”。之所以把普洱茶也列入其中，是一个提醒性的学术行为。《品鉴普洱茶》这篇文章曾在《普洱》杂志上发表过，一下子就轰动了整个普洱茶行业。从生产者、营销者，到喝茶者、研究者，都在读。我在文中所排列的普洱茶级别序列，也引起了广泛重视。全国的茶庄、茶客在品鉴和流通那些顶级普洱茶时，都会来参考这篇文章。可见，在今天，生态文化的地位确实已经提高。

为此，余秋雨教授故意把三篇文章的次序做了一个颠倒。先奉上一杯好茶，再听一些曲子，最后以笔墨收尾。

此外，由于余秋雨教授特别看重文化的感官确认，所以本书专门精心配了200余幅全彩插图，让读者可以更加直观地品味、感知中国文化的“极端之美”。

余秋雨教授特别看重文化的感官确认，所以本书特意配了不少图片，有很多资料图片如今已经相当罕见，比如《品鉴普洱茶》里面选了“福元昌号七子圆茶”“宋聘号”以及一些古董茶的大票和内飞等等。《书法史述》这一篇，图片最为丰富。书法其实是中华文化的生命线，是中国文化人格最抽象的一种描绘方式。那些流动的线条正好对应着历来追求的君子风范，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的风雅品貌，都在这个线条当中体现出来了。一个人从小每天在书法当中慢慢地磨炼，就是在修炼自己的精神品格。只要懂书法，从满纸云烟当中就可以看得出中国文化人格。所以这一篇选取了大量具体的书法作品来呼应全文，以便让读者有一个整体而直观的感受。

最后企盼的，只是一种美学的支撑。就像冰海沉船彻底无救，抬头看一眼乌云奔卷的图景。就像乱刀之下断无生路，低头看一眼鲜血喷洒的印纹。 美学的支撑，是最后的支撑。

经典语句摘录：

1.德国纳粹与苏联两大政权，虽然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却有一种共同信仰，认为它的公民都赞同一个“真正的信条”，只不过这个信条不是天定神喻，而是由世俗的政治——意识权威裁定。因此，众多社会对科学同有的不安感觉，在此终于找到正式的官方口径——这里不像其他国家，后者在19世纪漫长的时期中，都已学得一门功课，就是民众的个人信念茫不可知。

2.联的铁碗紧紧控制着东欧各国，奇特的是，只有芬兰一国得以逃过这个厄运。原来苏联大发慈悲，1948年竟然让芬兰政府将共产党从政府部门里除名。斯大林为什么放过这个小国，却不在那里建立卫星国政权，其中原因至今是谜。也许芬兰人的好勇之气，把他给吓住了，怕他们再度拿起武器反抗吧。

3.除了匈牙利，自从布拉格之春以后，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气馁之余，事实上都放弃了认真改革的努力。至于偶有几个企图重拾中央计划经济旧路的例子，或以斯大林式（如齐奥塞斯库治下的罗马尼亚），或采用毛式以精神力量及道德热情取代经济理论（如卡斯特罗），有关它们的后果在此还是少提为妙。

4.苏联体系瓦解了，西方评论家的直接反应，便是此事证实了资本主义及自由民主政治的永久胜利。但是在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政治之间，两项观念的不同却常为北美某些浅薄的世情观察家所混淆。诚然，在短促二十世纪的末期，资本主义的体质固非处于最佳状态；但是苏式的共产主义，毫无疑问已回生乏术。但是在另一方面，自由民主政治的展望，却不能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凡是处于90年代初期的严肃观察人士，都不会对它抱同样的乐观态度。

5.一个奇怪的现象却是，在社会主义第二世界及第三世界的某些地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往往享有极大的尊荣，并比一般民众拥有较好的生活条件及某些特殊权利。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他们甚至可能身列国中最富裕的一群，并享有出国的权利，有时甚至有机会接触外国文学。在各个第三世界国家里，身为知识分子，甚或艺术家，却是一项责为公共资产的身份。

6.勃列日涅夫的年代，最后被改革人士冠上“停滞时期”的称号，原因就在其政权根本放弃了任何认真的尝试，以挽回这个显然走下坡的经济。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小麦喂饱百姓，比在自家努力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容易多了。靠无所不在的贪污贿赂，为这部生锈的经济引擎上油润滑，也比大加清洗、重新校正——更别提把整部机器换掉——简单多了。将来会怎么样，谁又知道呢？至少在眼前，能保持着让消费者高高兴兴地过日子——最不济，不要让他们太不高兴——显然是比较重要的。因此在70年代的前半期里，苏联居民可能还觉得日子过得不错，最起码，比起他们记忆中的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