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与陈丹青交谈》

陈丹青《与陈丹青交谈》

作者简介：

陈丹青，男，祖籍广东台山市三合镇良村，1953年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家、作家、文艺评论家.

陈丹青自幼喜欢绘画，在初中毕业还是个16岁的孩子时，即被“文革”流放农村。

1970年至1978年，陈丹青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

1973年，出了《边防线上》《飞雪迎春》等三四本连环画；

1974年，又被调到省里参加油画创作班，开始画革命油画，他的第一张油画创作是《老将和小将》。

1975年，陈丹青为小说《青石堡》创作插图。1975年3月，陈丹青又辗转到苏北插队，当时他的油画和素描功底已经相当扎实，其作品在南京艺坛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1976年，陈丹青创作了大型油画《给毛主席写信》。

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班，使他获得了一纸文凭。

1980年，陈丹青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油画——《西藏组画》而成为中国艺术界巅峰人物，引起极大轰动，至今余韵不绝。

1980年毕业留校任教。

1982年，陈丹青辞职移居美国。

2000年陈丹青回国并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4年10月,因对教育制度的教条、刻板难以认同，陈丹青愤然辞职,轰动社会，并引起极大关注。

作为作家的陈丹青，出版了一系列文学作品：《纽约琐记》《外国音乐在外国》《多余的素材》《退步集》等十几部书。内容涉猎社会、文化、艺术、教育、文学、人物、历史、音乐、建筑、两性、城市等等方面。其中2005年出版的《退步集》售出10万册，至今已第19次印刷；《多余的素材》在北京三联书店上柜仅一周，便以近千册的销量登上排行榜；陈丹青的书都是畅销书的头几名，香港2008年最受欢迎50本书，第一个就是他的《荒废集》，而且台湾也将出版他的书。写作是他于绘画、演讲之外的又一巨大影响。

陈丹青曾问读者，“为什么喜欢读我的文章呢？”有人答：“大约我们压抑太久了吧。”还有人答：“看你的文字很爽。”陈丹青文字的魅力，部分源自性情、器识；另一部分则和他的画一样，建基于强大的写实功力。他有捕捉并且再现细节的天赋。人性的深浅、文化的歧变，在他眼里不过是有质感的日常细节。

2000年，陈丹青从美国纽约回国，随即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美院当时成立四个纯艺术教学研究室，分别为“吴冠中研究室”“张仃研究室”“袁运甫研究室”以及“陈丹青研究室”。

2000年5月，报考清华美院博士生的24位考生中，有5名入围，但最后因外语而全部落榜。清华美院考虑到是陈丹青首次招生，让这5名考生以博士课程访问学者名义成为陈丹青的学生。第二年，这5人再次因英语而失败离校。

2001年第二次博士生考试，22名考生只正式录取2名博士生、2名访问学者。而同年，首次接受硕士生报考，却没有一个人通过英语和政治的两科考试。因此，陈丹青曾长达3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

2002年的硕士考生中，一位绘画成绩位居第一，却因英语和政治各差一分落榜。陈丹青向学院通融未果。此后一年，这名考生在北京租房，专攻外语和政治，翌年再考，还是专业第一，政治过关了，但外语仍未及格，依然被拒之门外。陈丹青说：“我不想怂恿她考第三次，对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这样的考试是不折不扣的荒谬和侮辱。”而这名考生却已在英国读硕士。

陈丹青不认同现行考试制度，不认同教学大纲，不认同排课方式，不认同艺术学生的品质以“课时”与“学分”算计。他认为人文艺术教育不应该以英语和政治考试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他也不能适应“学术行政化”的体制：“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结果”。于是，他“不想再玩下去了”，遂递交辞呈：“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2004年末，陈丹青愤然辞职，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现行教育体制的厉声讨伐。

陈丹青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在与现行制度不相适应时，他没有选择委曲求全，他一如既往地坚持了自己——真实，为此不惜公然站出来充当反对体制的先行者。

荣誉称号

影响中国的五十位公共知识分子（2004年）

中国十大精英男士（2005年）

中国收藏界十大人物（2008年）

大时代锐仕（2011年）

最受读者关注作家（2011年）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荣誉教授（2011年）

中国理想主义者（2013年）

《与陈丹青交谈》是2001年陈丹青在《艺术世界》杂志上的专栏文章结集。2001年陈丹青在上海《艺术世界》杂志开办的专栏，眼界宽、富主见、文章好看。他采取双向的“交谈”方式，由杂志广泛征集读者来信．形成十二篇见识新颖，谐趣横生的交谈文章。在大量对话中，陈丹青既能持续发掘人文艺术和教育领域的深层问题，又提供了独特的思路，《与陈丹青交谈》至今仍然值得阅读。

这是陈丹青迄今唯一开办的专栏，普通读者提出各样问题，由陈丹青作答，互相交谈，作者和读者这样近距离的互动，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事，因为生活快节奏的急功近利，使众多读者的“提问相当浅杂，思路却皆尽相似”，对陈丹青是很大的考验，他必须从浅处看出深意，从众多似真似假的疑问中指出症结所在。

这种形式的有趣首先在于读者所提问题的繁多花样，有深刻直击当今艺术弊病的，也有貌似深刻实则乏味可陈的；有追问关于艺术未来走向的，也有问陈丹青为何剃光头、穿中式服装的；有对现行艺术教育体制表示不满的，也有问他为何几次在文章中用“牛逼”和“傻逼”两个词语的，甚至也不乏人问他，对李安和王家卫二人的电影有何看法……不一而足。

其次在于在陈丹青的有趣回答。虽然谈到艺术品格、艺术良知时，陈丹青的话语热情而严肃。但在一些看似边角的问题上，却不忘幽默一把，读来令人会心一笑。如解释“牛逼”和“傻逼”二词时，他巧妙答道：“三十年前，‘红旗插遍全世界’，最‘牛逼’；今天读来，真‘傻逼’。三十年前，谁在苦攻英语，‘傻逼’；今天，谁考过托福，拿到签证，‘牛逼’。”如此回答，令人发笑之余，不乏警醒。再举一例，一读者问道：“对艺术家来说智力与激情哪个重要？”陈丹青倒是老实，郑重地说：“都重要。论智力，棋手厉害。论激情，大街上吵闹打架的泼妇悍夫最有激情，就我的经验，太聪明的艺术家，太冲动的艺术家，我以为都不佳。”称得上是伶牙俐齿，道理深藏。如此言论，书中俯拾即是，谈笑中微言大义，举重若轻，煞是过瘾。

从陈丹青的连珠妙语中，不但可觉察出他语言的妙趣横生，更在于他不一般的思维角度，不僵化，不庸俗，也不假装一本正经谈大道理，他对很多看似约定俗成的事情有着他自己的理解，或许并不高明，但新鲜、独特，可激发我们思考问题的其他维度。我注意到，陈丹青在回答一些读者的问题，有时采取反问、追问，不直接回答。不明就里的人说他绕着回避，或曰词穷语短，回答不了。这显然冤枉了陈丹青，其反问是一种善意的提醒：提出、思考、回答问题，都得有逻辑前提，没有逻辑的讨论只会滑入虚无。

陈丹青在专业领域的建树，在社会公共领域的身体力行，值得我们对这个看上去略显文弱的中年人心怀敬意。

经典语句摘录：

回国及今，我常被美术圈好汉斥为江郎才尽无路走，转而假借媒体乱作秀。现在想想，那最初的“秀事”与“秀场”，便是这份小专栏——记得那页广告印我一张小照片，裁去脸面，手里端一枝细长的烟。莫非香烟广告么？那烟，是从纽约抽惯了带回来，中国叫做“坤烟”，即夹在指缝里装装样子的女士烟……不久，真有读者陆续来了信，俞老师一批一批转寄到，我就坐下来挑挑拣拣，拈个话头往下写，事先规定：每月中旬末交账，字数四千，版面两页。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得快！”当初写成第一期，时在2000年年底，克林顿仍在白宫，小布什奔走竞选，萨达姆岂料阳寿将尽，而且是绞刑，本•拉登袭击美国的计划，则翌年大功告成，所以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座断送的三千多怨魂，那时个个鲜蹦活跳在人间……中国怎样呢，记得是三峡大坝接近完工，京城的五环路才刚开通，申奥结果迄无公布，电子邮箱犹未普及，所谓“博客”更是多年后上市的新把戏，读者来函全部是手写的传统信件……文艺界影视圈，则《上海宝贝》的作者正当大紫，少年歌迷尚不知周杰伦何方神圣，“八零后”才俊适在大学用功，贾樟柯啼声初试，国产大片还没上映，央视十频道小节目《读书时间》濒临末位淘汰，而《新闻调查》与《面对面》栏目的亿万观众，是要到非典那年这才每周领教王志与柴静的咄咄追问……小小美术界，千禧年那届上海双年展俨然是为当代艺术正名的信号，京城前卫盲流被驱赶的生涯初告缓和，众人翘首辨析，何枝可依？北京“798”厂区还是一堆水泥破烂，或有几位穷画家探头张望询问租金吧，谁曾想几年后境外艺术界大小腕儿争相进驻，更别提日后艺术品拍卖行市的火爆蹿升……至于我受聘供职的所谓教育界，世纪初适值全国重点大学的庞然合并与行政升级，当我初识国中教育现状而少见多怪、神经过敏，格外伶俐的学者们则个个悄然心喜，竞相关起门来着手又一轮权力洗牌与利益瓜分…… 

然而以上均属后知后觉，在我，新世纪初来乍到看家国，事事糊涂而新鲜，径自在专栏里和“广大读者”瞎起劲——不变的事物有没有？有的。去年“博客”大热，我也给哄着弄了一整年，每次读那些密密麻麻的跟帖，和六年前给交谈专栏写信的陌生读者简直是同一路人，其范围，大约是文艺青年和大学生——我所谓的“不变”指的是什么呢？即交谈者认知世事的思维、心态、语言和句式，在这本小册子里都是现成的例。 

当然，我自己的谈论也早过了时，现在读来，迹近扯淡——前十一期嬉皮笑脸，末一期，忽然对准外语考试破口大骂，实在是从气闷的学院伸出脑袋，做做深呼吸。我的恶名，大概便起于那次公开发作吧，前年的《退步集》单选了专栏里的这一篇：据说，当年四川美院的学生复印了贴墙上，上书“请看猛文”。我惊讶，此前果真没人敢吭声，又据说有家长不让孩子读这篇粗野的稿子。我竟几分自责，因知考试绝对躲不过，读又何益？此后另有学者教授为文申明“考试最公平”，“外语很必要”之类大教训。这些位居要津的正人君子啊！当今世道，真是丘八见秀才，有理讲不清。 

萨特说，写作意味着“干预”和“介入”，我却凭借写作而终于退出不干；他又说，写作是一种寻求自由的方式，我倒服膺伯林的所谓“消极自由”，选择走开；我并不欢喜萨特，但他下面的话又似乎与我这份专栏正仿佛，意思是说，并没有为自己写作这回事，当你“为了别人，通过别人”，于是才有写作。我看前一句乃是左翼的老调，“通过别人”却属实情：早先拉我写作的多是编辑，这回，怂恿我开口的全是纷纷来信的陌生人，我近年持续还在写，就是上了读者——也即“别人”——的当，但我无保留同意萨特这句话：“写作包含阅读。”不是吗？读者同时成为这份专栏名副其实的作者，而我的书写，只因读了读者的信。 

愿它是我唯一开办专栏的记录，那是光阴的催逼与浪费。虽则我能借这类小把戏说点半真不假的闲话，一如我们所能自欺的自由，不过是语言的碎屑，而大家心里其实有话说——我曾这样子不虞深浅迎向“别人”么？很快我就惧怕人群的嘈杂，期限一到，赶紧缩回来，即便我与人群的中介，只是纸面的书写，而由“别人”引发的书写，确实改变了我回国后的生活。巴黎街巷的“别人”们与京沪闹市熙熙攘攘的“别人”也属同样的处境和品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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