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宴

文|琦君

我的故乡是离城三十里的一个小村庄一一瞿溪。瞿溪风俗淳厚，而对于城里人的礼仪、衣着，却非常羡慕而且极力模仿。在结婚大典中，“坐筵”可说是中心节目，仪式之隆重不亚于城乡，只是排场不及他们豪华就是了。

父亲当年在杭州做过一任“大官”，我又是他的独养女儿，因此地方上不论什么人家办喜事，都要用轿子把我这位“潘宅大小姐”请去撑场面。尤其是坐筵，更少不了我。本来，被请作坐筵客的，必须具备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姑娘要长得十分标致，年龄在十四五左右，已经定了亲，在半年内就要“做新妇”的最合标准。而我呢?小时候明明是个塌鼻子、斗鸡眼儿的丑小鸭，年纪还不满十一岁。只因是“官家之女”，这只丑小鸭也就成了坐筵席上的贵宾了。

可是无论如何，坐筵毕竟是我童年生活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如今追述起来，心情之兴奋不亚于退职官儿们津津乐道他们当年煊赫的功名事业呢。

在乡间，我既是人人瞩目的“官家小姐”，母亲平日对我的举止仪容，自是倍加管教，惟恐我有失态之处。我自觉小小年纪，就时常被请作坐筵客，固然是值得骄傲，可是必恭必敬地坐在新娘旁边，眼看着热腾腾、香喷喷的菜，端上来又撤下去，既不能放肆地吃,又不能随便退席，实不胜拘束之苦。

更有一件使我苦恼的事，就是每次赴坐筵时总感到自己的衣服远不及其他姑娘们的华丽。

看她们一个个争奇斗艳，旗袍也好，裙袄也好，总是最时髦的五彩闪花缎(在当年，闪花缎是一种最名贵的缎，就如同玻璃纱是那时夏天里最漂亮的纱)。乌亮的辫子，扎上两寸长嵌银丝的桃红或水绿丝线。有的更是满头珠翠，衣扣缀着小电珠泡，一闪一闪的，看得人眼花缭乱。

而我呢?永远是一件紫红铁机缎不镶不滚的旗袍，那是母亲的嫁衣改的。改得又长又大，套在旧棉袍外面(办喜事大部分是冷天)，像苍蝇套在豆壳儿里，硬邦邦，看去就是个十足的傻丫头。母亲还得意地说：“铁机缎多坚实，现在的闪花缎哪比得上呢!”我气得直瘪嘴。此外，我还有一顶紫红法兰西绒帽，是父亲远远从北平寄回给我的。母亲说：“刚好配一套，再漂亮不过了。”

我说法兰西帽应当歪戴。母亲说歪戴帽子不像个大家闺秀，要我端端正正顶在头上。为这顶帽子，我哭过不止一次。可是我头上没有珠翠，不戴帽子光秃秃的更难看了。

我至今都不会忘记那非常“丢脸”的一次。那是我们邻村郭溪第一家富户张宅大小姐出嫁。我被请去陪新娘“辞嫁”(这是姑娘出嫁前一晚，告辞父母家人的一桌筵席，仪式比坐筵轻松，因为新娘是在娘家)。

张大小姐是有名的美人儿，打扮成新娘，其美丽自不必说。我穿的仍是刀口惟一的紫红铁机缎旗袍，戴上那顶令人烦恼的法兰西帽，在艳光照人的新娘旁边，我不免自惭形秽起来，就只是往人缝里躲。此时，大堂上忽然一声高唱：“胡宅二小姐到。”新房里所有的女客们都一齐挤到房门口，男宾们更是争先恐后地围向那顶绿呢轿子。我在人缝中定睛一看，轿子里跨出一位小姐，那高贵淡雅的装束，雍容华贵的神情，真使在场所有的女宾，都为之黯然失色。

我耳中只听得一声赞叹欣羡之声 ，再回头偷偷照了下穿衣镜，简直寒伦得无地自容了。胡二小姐袅袅婷婷地走进新房，露出玉米似的洁白纤牙，微微地笑着。乌缎似的头发，梳成两个圆髻，各绕上一圈珍珠。额前稀稀疏疏飘着几根刘海。一张瓜子脸儿，嫩白的肌肤和她一身月白软缎绣淡绿牡丹花旗袍相映照，那‘派冰晶玉洁，我至今都想不出一个妥当的字眼形容她。

坐筵时，胡二小姐挨着新娘，我被安排在她的下首，那意思就是胡二小姐的地位比我高，她是主宾。这时，我心里已经很不自在，倒不是忌妒胡二小姐，而是觉得自己这一身衣着和一睑的黑皮肤，实在没资格参加这豪华的典礼。我又不时偷眼望胡二小姐襟前扣的一大朵珠花和新娘领子下的钻石别针。我在心里对自己发誓，这一生一世再也不陪新娘了。

不一会儿，来了一个珠光宝气的妇人，她一手牵一个姑娘，走到我面前，眯起近视眼看着我说：“你是胡二小姐的陪伴小姑娘吧?你跟我来，另外专有一席给你们的。”伴嫁连连摇手说：“不是不是，她是潘宅大小姐呀!”胡二小姐却低下头抿嘴儿一笑。我真恨透了那一笑，那里面包含了讥讽、得意与轻蔑。我的眼泪几乎掉下来，但我咬着嘴唇忍住了。那时，我的睑一定是青一阵，紫一阵，难看极了。菜一道道地上，我终席不曾举一下筷子。连新娘都忍不住招呼我说：“小妹妹，你吃一点呀!”我摇摇头，我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快点死掉吧!”

胡二小姐就在两个月后结婚，胡宅派了三次轿子来接，我死也不去。母亲只好自己去了。胡二小姐嫁到同村王宅。王宅请我坐筵，我也不去。我流着眼泪央求母亲道：“妈，您为什么不做件五彩闪花缎旗袍给我，为什么不给我一朵珠花戴呢?”

母亲笑笑说：“你还小，等十五岁一定给你”。

幸得没等到十五岁，父亲就从北平回来了。我一五一十向父亲诉了委屈。父亲马上带我进城，在一家最有名的裁缝铺里，给我定做了一件旗袍。白软缎绣上整珠的紫红梅花，再配上一双绽红亮片的白缎高跟鞋，这一身富丽的“锦袍”，顿时使我忘记了自己的塌鼻梁和斗鸡眼儿，自以为可以和凤冠霞帔的新娘比美了。

十二岁那年的一次坐筵，给我赢来了无比的光荣。从那以后，在人们心目中，我才真正是一位“大家风范”的“千金小姐”了。

那是地方上一家大户娶儿媳妇，父亲也被邀请做特等贵宾。我们父女二人的两顶轿子，一前一后往大门长驱直入，好不威风。坐筵时，父亲坐在新娘左首一席，另请四位年高德劭的客人陪他。我坐在正中一席陪新娘，右首是新郎的父母与长亲。

他们为了款待我父亲，那晚这三桌酒席特由八盘五增为八盘八(这是我乡酒席的特点，就是八个冷盘，当中上八道热菜。最后一道是莲子红枣汤，讨早生贵子的彩头)。八个冷盘可说样样精彩。我乡吃酒的惯例是四角的冷盘，都可以分成一份份，给客人包了带回家。那是橘子，未剥开的蛤子，山楂糕，油炸各式点心。这些都是我平日最喜欢吃的东西，可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教养、派头，那晚我一样也不拿，全送给同桌姑娘的陪妈了(我因随父亲同去，所以不需陪妈)。

我在拿东西给人时，故意把右手中指高高翘起，让人家看到我的翡翠戒指，连新娘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

我心中真是得意，又远远望一下高踞上座的父亲，他只是衔着烟斗向我微笑，仿佛是说：“现在你该满意了吧，这么时髦的服装，这么贵重的首饰。”

我不禁伸手摸摸胸前的大珠花，想起白兰花似的胡二小姐的姿容，心中仍不免埋怨母亲，应该早点儿把我打扮起来!

在坐筵席上，新娘是不能动筷子的，陪新娘的姑娘们也不能多吃，尤其是两三个月后就要做新娘的，更得做出斯文样子，以免婆家亲友见了笑话。我是桌上惟一未曾订婚的小姐，但我也兴奋得吃不下。

那晚上，我是满堂贵宾注目的对象，主要的当然因为我父亲，还有就是我的衣饰实在太吸引人了。

在新郎新娘拜堂以后，照例要拜谒宾客亲友，主人第一个请的就是我父亲，司仪一声高唱：“潘宅大老爷请上座。”

我的精神亦为之一抖擞，知道不久就将轮到我了。

果然在拜见平辈客人时，我就是第一个被唱名上前的。“潘宅大小姐请。”我就不像其他姑娘们的扭扭捏捏，我踏着绽红亮片的高跟鞋，以最雍容大方的步子走上大堂，接受了新人的三鞠躬礼，也回了三鞠躬礼。礼堂上雪亮如白昼的煤气灯光，照耀着我白缎绣紫红梅花长及足背的旗袍，自觉摇曳生姿。管乐声中，我从容地走上去又走下来，两目平视，尽管手心冒着汗，却绝不露一丝慌张之色。我心里想：“你们看看我该比旁的姑娘不同吧!”

回到新娘房里，我就听到有人在低声细语：“真奇怪，她怎么会变得漂亮起来，皮肤给白缎一映都白了，眼睛好像也不斗了。”

“究竟是官家小姐，你看她答礼时不慌不忙多大方。”我心里可真乐死了，可不是吗?女大十八变，更何况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呢!

可是尽管我对坐筵产生浓厚的兴趣，母亲却总不赞成父亲给我极力打扮。她认为女孩子家从小养成睥睨一切的虚荣心，长大后只有害了她。所以除了那一身豪华的“礼服”，她就没允许再给我做第二身。

不久，我家搬到了杭州，从此我就没机会再坐筵了。十年后回到故乡，一切都变了，坐筵的典礼也没有了。直到如今，我仍不胜怀念我的白软缎绣梅花旗袍，但我更怀恋那件由母亲新嫁衣改做的紫红铁机缎夹袍和那顶法兰西帽子。因为那一套行头正象征我又憨又傻的童年，尤足以纪念我节俭简朴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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