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金手镯

文|琦君

我心中一直有一对手镯，是软软的十足赤金的，一只在我自己手腕上，另一只套在一位异姓姐姐、却亲如同胞的手腕上。

她是我乳娘的女儿阿月，和我同年同月生，她是月半，我是月底，所以她就取名阿月。母亲告诉我说：周岁前后，我们这一对“双胞胎”就被拥抱在同一位慈母怀中，挥舞着四只小拳头，对踢着两双小胖腿，吮吸丰富的乳汁。

是因为母亲没有奶水，便把我托付给三十里外邻村的乳娘。吃奶以外，我们每天一人半个咸鸭蛋，一大碗厚粥，长得又黑又胖。一岁半以后，伯母坚持把我抱回来，不久就随母亲被接到杭州。这一对“双胞姊妹”就此分了手。临行时，母亲把舅母送我的一对金手镯取出来，一只套在阿月手上，一只套在我手上，母亲说：“两姊妹都长命百岁。”

到了杭州，大伯看我像块黑炭团，塌鼻梁加上斗鸡眼，问伯母是不是错把乳娘的女儿抱回来了。伯母生气地说：“她亲娘隔半个月就去看她一次，怎么会错?谁舍得把亲生女儿给了别人?”

母亲解释说：“小东西天天坐在泥地里吹风晒太陽，怎么不黑?斗鸡眼嘛，一定是两个对坐着，白天看公鸡打架，晚上看菜油灯花，把眼睛看斗了，阿月也是斗的呀。”说得大家都笑了。

我渐渐长大，皮肤不那么黑了，眼睛也不斗了，伯母得意地说：“女大十八变，说不定将来还会变观音面哩。”可是我究竟是我还是阿月，仍常常被伯母和母亲当笑话谈论着。每回一说起，我就吵着要回家乡看异姓姐姐阿月。

七岁时，母亲带我回家乡，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阿月，把我们两个人谁是谁搞个清楚。乳娘一见我，眼泪扑簌簌直掉，我心里纳闷，你为什么哭，难道我真是你的女儿吗?我和阿月各自依在母亲怀中，远远地对望着，彼此都完全不认识了。

我把她从头看到脚，觉得她没我穿得漂亮，皮肤比我黑，鼻子比我还扁，只是一双眼睛比我大，直瞪着我看。乳娘过来抱我，问我记不记得吃奶的事，还絮絮叨叨说了好多话，我都记不得了。那时心里只有一个疑团，一定要直接跟阿月讲。吃了鸡蛋粉丝，两个人不再那么陌生了，阿月拉着我到后门外矮墙头坐下来。

她摸摸我的粗辫子说：“你的头发好乌啁。”

我也摸摸她细细黄黄的辫子说：“你的辫子像泥鳅。”

她啜了下嘴说：“我没有生发油抹呀。”我连忙从口袋里摸出个小小瓶子递给她说：“呶，给你，香水精。”

她问：“是抹头发的吗?”

我说：“头发、脸上、手上都抹，好香啊。” 她笑了，她的门牙也掉了两颗，跟我一样。我顿时高兴起来，拉着她的手说：“阿月，妈妈常说我们两个换错了，你是我，我是你。”她愣愣地说：“你说什么，我不懂。”我说：“我们一对不是像双胞胎吗?大妈和乳娘都搞不清谁是谁了，也许你应当到我家去。”

她呆了好半天，忽然大声地喊：“你胡说，你胡说，我不跟你玩了。”就掉头飞奔而去，把我丢在后门外，我骇得哭起来。母亲跑来带我进去，怪我做客人怎么跟姐姐吵架。

我越想越伤心，哭得抽抽噎噎地说不出话来。乳娘也怪阿月，并说：“你看小春如今是官家小姐了，多斯文呀。”听她这么说，我心里好急，我不要做官家小姐，我只要跟阿月好。

阿月鼓着腮，还是好生气的样子。

母亲把她和我都拉到怀里，捏捏阿月的胖手。她手上戴的是一只银镯子，我戴的是一对金手镯。母亲从我手上脱下一只，套在阿月手上说：“你们是亲姊妹，这对金手镯，还是一人一只。”我当然已经不记得第一对金手镯了。乳娘说：“以前那只金手镯，我收起来等她出嫁时给她戴。”阿月低下头，摸摸金手镯，它撞着银手镯丁丁作响。乳娘从蓝衫里面掏了半天，掏出一个黑布包，打开取出一块亮晃晃的银元，递给我说：“小春，乳娘给你买糖吃。”我接在手心里，还是暖烘烘的，眼睛看着阿月，阿月忽然笑了。我好开心，两个人再手牵手出去玩，我再也不敢提“两个人搞错”那句话了。

我在家乡待到十二岁才再去杭州，但和阿月却并不能时常在一起玩。一来因为路远，二来她要帮妈妈种田、砍柴、挑水、喂猪，做好多好多的事，而我天天要背《论语》、《孟子》，不能自由 自在地跑去找阿月玩。

不过逢年过节，不是她来就是我去。我们两个肚子都吃得鼓鼓的跟蜜蜂似的，彼此互赠了好多礼物：她送我用花布包着树枝的坑姑娘(乡下女孩子自制的玩偶 )、小溪里捡来的均匀的圆卵石、细竹枝编的戒指与项圈;我送她大英牌香烟盒、水钻发夹、印花手帕。她还教我用指甲花捣出汁来染指甲。两个人难得在一起，真是玩不厌地玩，说不完地说。

可是我一回到杭州以后，彼此就断了音信。她不认得字，不会写信。我有了新同学也就很少想到她。有一次听英文老师讲马克?吐温的双胞胎弟弟掉在水里淹死了，马克?吐温说：“淹死的不知是我还是弟弟。”全课堂都笑了。

我忽然想起阿月来，写封信给她也没有回音。分开太久，是不容易一直记挂着一个人的。但每当整理抽屉，看见阿月送我的那些小玩意儿时，心里就有点怅怅惘惘的。年纪一天天长大，尤其自己没有年龄接近的姊妹，就不由得时时想起她来。母亲那时早已一个人回到故乡，过着寂寞幽居的生活。我十八岁重回故乡，母亲双鬓已斑，乳娘更是白发苍颜。

乳娘紧握我双手，她的手是那么的粗糙，那么的温暖。她眼中泪水又涔涔滚落，只是喃喃地说：“回来了好，回来了好，总算我还能看到你。”我鼻子一酸，也忍不住哭了。

阿月早已远嫁，正值农忙，不能马上来看我。十多天后，我才见到渴望中的阿月。她背上背一个孩子，怀中抱一个孩子，一袭花布衫裤，像泥鳅似的辫子已经翘翘地盘在后脑。原来十八岁的女孩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一眼看见她左手腕上戴着那只金手镯，而我却嫌土气没有戴，心里很惭愧。

她竟喊了我一声：“大小姐，多年不见了。”我连忙说：“我们是姊妹，你怎么喊我大小姐?”乳娘说：“长大了要有规矩。’我说：“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吃您奶长大的。”乳娘说：“阿月的命没你好，她十四岁就做了养媳妇，如今都是两个女儿的娘了。只巴望她肚子争气，快快生个儿子。”我听了心里好难过，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只得说请她们随我母亲一同去杭州玩。乳娘连连摇头说：“种田人家哪里走得开?也没这笔盘缠呀!”我回头看看母亲，母亲叹口气，也摇了下头，原来连母亲自己也不想再去杭州，我感到一阵茫然。

当晚我和阿月并肩躺在大床 上，把两个孩子放在当中。我们一面拍着孩子，一面琐琐屑屑地聊着别后的情形。她讲起婆婆嫌她只会生女儿就掉眼泪;讲起丈夫，倒露出一脸含情脉脉的娇羞，真祝望她婚姻美满。我也讲学校里一些有趣顽皮的故事给她听，她有时格格地笑，有时眨着一双大眼睛出神，好像没听进去。我忽然觉得我们虽然靠得那么近，却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我们不可能再像第一次回家乡时那样一同玩乐了。我跟她说话的时候，都得想一些比较普通，不那么文诌诌的字眼来说，不能像同学一样，嘻嘻哈哈，说什么马上就懂。我呆呆地看着她的金手镯，在澄黄的菜油灯光里微微闪着亮光。她爱惜地摸了下手镯，自言自语着：“这只手镯，是你小时回来那次，太太给我的。周岁给的那只已经卖掉了，因为爸爸生病，没钱买药。”她说的太太指的是我母亲。我听她这样称呼，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又远了，只是呆呆地望着她没作声。她又说：“爸爸还是救不活，那时你已去了杭州，只想告诉你却不会写信。”她爸爸什么样子，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只是替阿月难过。我问她：“你为什么这么早就出嫁?”

她笑了笑说：“不是出嫁，是我妈叫我过去的。公公婆婆借钱给妈做坟，婆婆看我还会帮着做事，就要了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眼睛一直是半开半闭的，好像在讲一个故事。过了一会儿，她睁开眼来，看看我的手说：“你的那只金手镯呢?为什么不戴?”我有点愧赧，讪讪地说：“收着呢，因为上学不能戴，也就不戴了。”她叹了口气说：“你真命好去上学，我是个乡下女人。妈说得一点不错，一个人注下的命，就像钉下的秤，一点没得反悔的。”我说：“命好不好是由自己争的。”她说：“怎么跟命争呢?”

她神情有点黯淡，却仍旧笑嘻嘻的。我想如果不是我们一同吃她母亲的奶，她也不会有这种比较的心理，所以还是别把这一类的话跟她说得太多，免得她知道太多了，以后心里会不快乐的。

人生的际遇各自不同，我们虽同在一个怀抱中吃奶，我却因家庭背景不同，有机会受教育。她呢?能安安分分、快快乐乐地做个孝顺媳妇、勤劳妻子、生儿育女的慈爱母亲，就是她一生的幸福了。我虽知道和她生活环境距离将日益遥远，但我们的心是紧紧靠在一起，彼此相通的，因为我们是“双胞姊妹”，我们吮吸过同一位母亲的乳汁，我们的身体里流着相同成分的血液，我们承受的是同等的爱。想着这些，我忽然止不住泪水纷纷地滚落。因为我即将回到杭州续学，虽然有许多同学，却没有一个曾经拳头碰拳头、脚碰脚的同胞姊妹。可是我又有什么能力接阿月母女到杭州同住呢? Y=

大襟给她喂奶。一手轻轻拍着，眼睛全心全意地注视着婴儿，一睑满足的神情。我真难以相信，眼前这个比我只大半个月的少女，曾几何时，已经是一位完完全全成熟的母亲。而我呢?除了啃书本，就只会跟母亲别扭，跟自己生气，我感到满心的惭愧。

阿月已很疲倦，拍着孩子睡着了。乡下没有电灯，屋子里暗洞洞的，只有床 边菜油灯微弱的灯花摇曳着，照着阿月手腕上黄澄澄的金手镯。

我想起母亲常常说的，两个孩子对着灯花把眼睛看斗了的笑话，也想起小时回故乡，母亲把我手上一只金手镯脱下，套在阿月手上时慈祥的神情，真觉得我和阿月是紧紧扣在一起的。我望着菜油灯盏里两根灯草芯，紧紧靠在一起，一同吸着油，燃出一朵灯花，无论多么微小，也是一朵完整的灯花。我觉得我和阿月正是那朵灯花，持久地散发着温和的光和热。

阿月第二天就带着孩子匆匆回去了，仍旧背上背着大的，怀里搂着小的，一个小小的妇人，显得那么坚强那么能负重任。我摸摸两个孩子的脸，大的向我咧嘴一笑，婴儿睡得好甜。我把脸颊亲过去，一股子奶香，陡然使我感到自己也长大了。我说：“阿月，等我大学毕业，做事挣了钱，一定接你去杭州玩一趟。”

阿月笑笑，大眼睛润湿了。母亲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急急跑上楼，取来一样东西，原来是一个小小的银质铃铛。她用一段红头绳把它系在婴儿手臂上。说：“这是小春小时候戴的，给她口巴!等你生了儿子，再给你打个金锁片。”母亲永远是那般仁慈、细心。

我再回到杭州以后，就不时取出金手镯，套在手臂上对着镜子看一回，又取下来收在盒子里。这时候，金手镯对我来说，已不仅仅是一件纪念物，而是紧紧扣住我和阿月这一对“双胞姊妹”的一样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我怎么能不宝爱它呢?

可是战时肄业大学，学费无着，以及毕业后的转徙流离，为了生活，万不得已中，金手镯竟被我一分分、一钱钱地剪去变卖，化作金钱救急。到台湾之初，我花去了金手镯的最后一钱，记得当我拿到银楼去换现款的时候，竟是一点感触也没有，难道是离乱丧亡，已使此心麻木不仁了?

与阿月一别已将半个世纪，母亲去世已三十五年，乳娘想亦不在人间，金手镯也化为乌有了。可是年光老去，忘不掉的是滴点旧事，忘不掉的是梦寐中的亲人。阿月，她现在究竟在哪里?她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她的孩子又怎样了呢?她那只金手镯还能戴在手上吗? 但是，无论如何，我心中总有一对金手镯，一只套在我自己手上，一只套在阿月手上，那是母亲为我们套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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