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追记

文|宗璞

那是冬天，我们坐着大车慢慢地走近村庄，但路旁的果树还很茂密。不远处的桑干河水结了冰，如一条发亮的银带，蜿蜒远去。我们进了这个村子，住下来，开始下放锻炼。

村名温泉屯，属河北省涿鹿县。涿鹿县后来和怀来县合并，后来听说又分开，不知现在到底是什么地名。不过温泉屯始终在桑干河畔，没有移动，我在那里的一段生活，和我一生中的其他岁月大不相同。

记得下放回来以后，我曾想写一点文字。当时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第七瓶开水》，写我的房东老大娘，在我到别的村子去的日子里，每天为我换新的开水，换到第七瓶，我才回来。原稿的第一句话是"天下的母亲都是慈爱的"，写下来一看，不对，这不是人性论的说法吗！赶快删去。那时处在一个随时随地要进行思想改造的地位，而且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自己随时把头上的紧箍再按按紧，这样也就把想说的话按了回去。写出的文章不可读，所以也就不写。现在看来，往事如同发黄了的旧照片，只有一片模糊。不过有些画面反而分明，因为看到了它的来龙去脉，把它烘托得明朗了。

我们下去的时候，还在"大跃进"运动中，家家户户吃食堂。报上不停地宣传食堂的优越性，而我们在村庄里看到的是男女老少捧着碗、排着队等那一口吃食，尤其是老人和小孩站不动了也要排着，看了让人心酸。问食堂好不好，他们不敢说，只是苦笑。我曾想给中央写信，但是我没有足够的勇气。赵树理同志是写了信的，后来受到批判。那次批判我也参加了，赵树理检查说："是我自己没有学习好理论，没有听党的话。"我听了十分难过，但是我还是没有勇气站出来说，他是对的。

我们跟着村民一起夜战，挖大渠、修水库。我们和村干部一起做报表，报告一个麦穗上有几粒麦子。无论怎么样日以继夜地拼命，达到谎话连篇的报表数字是不可能的。村民很朴实，村干部中也没有什么品质特别恶劣的人，但是假话成了一种正常现象，假话成了真的，真话倒被认为是假的。如果没有亲到农村，我可能也要积极参加反"右倾"运动，用假话批判真话。幸而我有这个机会看到书斋以外的世界。

下放生活中充满了政治。我们经常开小组会，谈心得体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位同志新婚不久难免想家，私自回京受到批判，现在想来真是不近人情。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生活主线的年代，"人情"是划给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每期下放中间要整风，必须找出批判对象，人人都可能摊上这一身份，生性谨慎些的人索性事事汇报，自己不负任何责任。后来我想，这也是由于社会原因产生的一种生活方式，完全丧失了自我，甚至是自觉自愿的。

除下放干部内部经常斗争外，农村的各种运动没有稍停。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巩固公社，就得斗争。这时候被整的多是社员。到我们回京后，在全国的大饥馑中，便是查抄村干部的家了，翻箱倒柜，看他们有没有私藏粮食。哪里有一点对人的起码尊重。我没有赶上参加这种查抄，暗地有些庆幸。

在下放中，我体会到生活比较原始的面貌。我们周围再没有墙壁。我们和天空、田野，和收获的喜悦、灾难的伤痛都离得很近。那一年夏天，桑干河泛滥，平时安静徐缓的河水，忽然变得面目狰狞，从远处咆哮而来。我们和村民一起运沙袋、搬石头，后来大家把所有的棉被都拿到堤上去了。河水里不断漂下来破门破窗和破烂的家什，还有大牲口的尸体。我们在堤上守望，随时有灭顶之灾，没有谁想到走开，也不觉得怕，村里似乎也没有组织疏散，就这样和洪水对峙，总有两三天光景，最后是人定胜天，战胜了洪水。有一次，从当时公社所在地五堡到温泉屯的路上遇见大雷雨，土路很快成了泥潭，拔不出脚来，到后来只好手足并用。大野茫茫，每一个闪电都像劈在自己头上，我和两个村干部就这样一路跌跤，到村后都成了泥人儿。远远望见自己的村庄时，真觉得房屋是太可爱了。进了家门，我没有忘记说一句，这真是经风雨，见世面了。

我们参加劳动，冬末春初，为准备春耕平整土地。人们用锄或锹把土块打碎，是为打"土坷垃"。这是力气活，很累人。我喜欢绑葡萄这活计。用马莲叶子把碧绿细嫩的葡萄须绑在架子上，看它们经过人们调理服服帖帖有规有矩，一架架葡萄排下去，像趴伏在地上的一队队小兽，觉得自己帮助了它们，感到劳动的意义。

温泉村果树多，尤其多的是杏和香果，北京人称香果为虎拉车，不知是否这几个字。春来花如海，一片粉白，香气飘得很远。我们在果园的活是打药。没有任何防护，杀虫药的气味很难闻，我总是告诫自己不可畏缩，这就是改造。

公社希望我们写一本公社史，我曾和好几位参加过各种工作的人谈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总是记得哪年哪月吃过什么样的饭。一位当时跑交通的农民说，他曾翻越几重山送一件急信。他说，头一天在一个村里吃的格仁粥，即玉米磨碎煮成干饭，第二天在一个村里吃的是绿豆小米干饭，那对他是盛宴，说起来似仍在咂摸那饭的滋味。温泉屯的支书不合原则地怀念解放前的日子，说那时村里小铺卖的油饼真好吃，现在没有了。在六十年代的饥饿中，我对他们记忆的重点稍有体会。千千万万的农民种出粮食养活大家，可是对他们来说，饥饿的威胁并没有远离。

下放一年，我是有收获的，曾想，学生如能在假期到农村去几个月，亲近农民，--那毕竟是中国人的大多数，会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国家，也更懂得我们的历史，只是，那些政治斗争可以免去。

199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