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为国难东奔西走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梁漱溟坚决主张不要受中日外交局势影响，脚踏实地地从事乡村建设，为中国经济建设争取更长的和平时间，即便中日之间不得已而开战，以中国的自身力量也必能战而胜之。

当中日战争不得已全面爆发后，梁漱溟果断提出“放开眼，沉住气，运用全副精力，好生应付”的政治主张，积极投身民族解放战争，为国防参议会最早成员之一。

所谓“国防参议会”，乃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出于团结党外各界人士，集思广益而设立的一个战时准民意机关。当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原对全面抗战持观望态度，但事态不断发展，中日全面开战的形势逐渐形成，而国内一致抗日的气氛急剧高涨，各地方武装如川军、滇军、桂系将领等，纷纷表示愿意服从调遣，开赴前线，对日作战。在此情势下，国民党重组国防最高会议，负责制定国防方针、编制国防预算，以及国家总动员等重要事项，统一全国军事指挥调度的权力。

国防最高会议成立后，蒋介石感到除需要集中全国军事力量在战场上抗击日本军队外，还需要依靠全国社会各方面和各党派人士的支持，于是又设立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以此团结党外人士共策国是。

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是在8月17日夜间举行的，地点在南京中山陵园内一座木结构的临时建筑物中。这为的是避免日机轰炸和不引人注目，因为8月15日那天日军飞机曾经空袭过南京。

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最初有参议员十六人，他们是张耀曾、张君劢、梁漱溟、曾琦、胡适、蒋百里、陶希圣、傅斯年、张伯苓、蒋梦麟、李璜、沈钧儒、黄炎培、马君武、毛泽东、晏阳初等，稍后又略有增加。最高国防会议正副主席蒋介石、汪精卫分任正副主席，交通次长彭学沛兼任秘书长。

参议会主席蒋介石没有出席第一次会议，副主席汪精卫代为主持。汪精卫对设立国防最高参议会的想法做了说明，表示该会的宗旨主要是邀请在野党派、社会贤达和具有专长的人共商国是，应对时局。梁漱溟当即就近日来的思考所得提出意见，主张建立一个担负全国动员责任的系统机构，大规模发动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分布下去从事民众动员工作，并建议改革教育制度。

国防参议会的代表面显然还比较小，无法容纳更多人士一起为抗战出力，因此在政府西迁至武汉后，国民党在各党派压力下，进一步开放政权，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民意机关。梁漱溟遂以乡村建设方面的代表参加，并在一届一次会议后当选为驻会委员。

在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期间，梁漱溟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其中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事情，就是继续关注中国农村的发展，关注兵役制度的改善，关注敌后乡村工作等。

还在武汉的时候，梁漱溟就积极参加王寅生主持的“战时农村问题研究所”组织的一些活动，并与辛亥革命元老孔庚、川军前辈吕超等人相识。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对战时乡村工作的关注，对农村及兵役等问题都有很深的体验。所以到了重庆后，他们几个人就联合发起一个“兵役问题座谈会”，后来又改组为“兵役实施协进会”，重量级的民主人士张澜也被梁漱溟劝说进来一起推动兵役制度的改善，在四川在全国都发生一定的影响力，并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躲在大后方参政议政并不是梁漱溟的理想，他在抗战之初政府西迁时就表示，你们向西我向东，始终挂念华东、华北沦陷区和敌后，所以他在一届二次参政会之后，经蒋介石同意，以军委会特派员身份前往华东、华北战区巡视。

1939年2月1日，梁漱溟的随行人员黄艮庸秘书、王靖波参谋、王福溢医生等先乘军委会卡车赴西安，他自己则于2日飞成都，停三日飞西安相会。不料西安有敌机轰炸，飞机改在兰州降落，无意中得游兰州，会晤了几个正在兰州的朋友。

2月10日，梁漱溟转赴西安，住在花园饭店。在西安，梁漱溟拜会了行营主任程潜，商量所走路线，没能决定。一面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商量，委托他们代为电告前方将领，如遇梁漱溟经过时予以必要的协助、照料和方便。又晤山东省政府驻西安办事处，承他们相告他们所常走的原武、阳武一路，现在已被日军封锁，许多人员及器材均滞留在西安无法送走。

与西安各方联系后，仍未解决进入山东的最佳路线，梁漱溟遂于2月20日抵达秋林镇，拜访旧识阎锡山，畅谈大局，了解晋中战况。

返回西安后，梁漱溟一行于3月3日乘火车抵洛阳，拜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卫立煌对梁漱溟极为殷勤，力劝梁漱溟不必忙着离开，可等候合适的机会。在他亲自安排下，最后决定乘新近任命的苏鲁游击队总司令于学忠入鲁之便，一起进入山东。

梁漱溟离开河南洛阳前往安徽阜阳，计划在那里与于学忠相会。沿途经漯河周家口、黄河泛滥区域，乘小轮入皖。3月24日抵阜阳，然于学忠却已先行。梁漱溟的随行参谋王靖波初自陕西白河来，因又为同行之约。不意行抵蒙城，则前行的于学忠部已被敌人截击，三团人损失半数，由津浦铁路东又退回铁路西。所以梁漱溟准备在宿州车站南冲过津浦路的计划，不得不重新考虑。

根据新的情况，王靖波改变计划，不向东而向北；梁漱溟也改变计划，不随大军而行。随大军而行，当然可得到保护，但也就成了敌人的目标，不一定是平安的。梁漱溟与随行朋友共七人，由蒙城折到涡阳，派人通知永城书案店新四军司令员彭雪枫，请其代为布置路线，并觅向导，轻装前进。于是经永城入萧县，在砀山境越过陇海铁路，转经丰县、沛县而到山东单县。所有这些地方的县城都在敌手，梁漱溟都是昼伏夜行。越过铁路的一天，白天正在休息，敌军侦知袭击。幸得八路军彭明治部派千余人来接，得以脱险。

单县居山东西南边角，梁漱溟一行即经鲁西南各县渡黄河而北上，到濮县、范县、朝城一带，此是范筑先领导抗战的地带，相对比较安全。转而向东，经寿张、东平、宁阳等，在津浦路南驿车站南冲过铁路，向鲁南去。这次过铁路，也是靠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处长王秉章率队护送。

当时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在鲁南沂水东里店，于学忠总司令在上高湖，八路军纵队司令部在蒙阴王庄。由山东乡村建设工作人员改编而成的政治部第三政治大队也驻在附近。梁漱溟一行奔赴鲁南，意在与各方会见。不意正会见的几天，日军进行鲁南大扫荡，从四面八方分进合击，战斗极为激烈。从此梁漱溟一行辗转于山谷之间，度其游而不击的生活约近一个月。最后转至费县境内，稍得休息，便由鲁南返回鲁西。

这次由鲁南返回鲁西是从泰安附近越过铁路。到达鲁西时，正是在日军鲁西扫荡以后，情形完全不是初时经过景象。前后在山东境内共历四个月，于8月23日离鲁西的濮县而入河南的濮阳。此地为丁树本专员领导抗战的根据地，丁树本原为冯玉祥的部下，似与梁漱溟相识，一切情形又自不同。承丁树本派人送梁漱溟一行经滑县、浚县，在汤阴境内越过平汉铁路，转至林县。

在豫北一带，原有梁漱溟的朋友、同学即被改编为军委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第五支队从事抗战工作，多在林县会见。由林县即入太行山，到山西壶关、陵川、晋城等县，这里是所谓的晋东南，中国军队与日军迭次大战之地。当时得在朱怀冰军长、庞炳勋总司令两军中各盘桓数日。随又转出太行山，到河南济源、孟县等处。从孟县渡河回抵洛阳，恰是“九一八”纪念日的前一天。

总计梁漱溟此行，经过皖、苏、鲁、冀、豫、晋六省份。半属华东，半属华北。经过之处，都是战地，凡有中国军政长官者，必会面。

八个月的巡历，梁漱溟的第一个感想便是中国老百姓太好。为了抗战，中国老百姓深受苦难，都没有怨恨国家之意。游击队随地筹给养，以至像梁漱溟等过路的军政人员沿途需要招待，他们并不以为是格外需索，或不愿意负担。中国的老百姓完全承认这是应当的。他们心里不服的，只在无礼的骚扰，其他毫无怨言。国家遭难，大家都得牺牲以图挽救。这一点，中国的老百姓全明白。这是梁漱溟随时随地引起感想最深的一点。

梁漱溟的第二个感想是民国建立三十年来似乎正经事一件没有做，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这一感想的引发，是梁漱溟一行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谓穷乡僻壤，将民生之穷苦，风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的结果。例如山西内地妇女缠足，缠到几乎不见有足，至需以爬行代步。还有黄河右岸穷谷中，妇女束发青衣白裙的装饰，与京戏上所见正同，大约仍是明代的旧样子。说到穷苦，更不胜说。普遍都是营养不足，呈饥饿状态。其不洁不卫生，则又随穷苦及无知识而来。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社会，纵无暴政侵略，也无法自存于现代。故如何急求社会进步为中国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国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没有做。一年复一年，其穷如故，其陋如故。照这样下去，再过三十年岂不仍是依旧？梁漱溟平素主张乡村建设，就是有计划地用社会教育普遍推进建设工作，求得社会平均发展，反对欧美那样的都市畸形发展。从观察了内地社会真情以后，梁漱溟的这一要求更强烈。

梁漱溟的第三个感想是今日的问题不是敌人力量强，而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有问题。且以山东而论，合计分布各处的敌军，全省也不过两万余人。以山东地方之大，两万余人安得为强？何况其已呈衰势呢？然此已呈衰势的两万余人，却居然能霸占山东，而且据点扩充到很多，一个滕县境内就有十九个据点。滕县在行政上也不过分十个区，设十个区公所，而现在日本人竟增加了一倍。每一据点，只有几个敌兵，有时少到两三个。如此零散，应当不难解决，而乃受制于日本人和伪军。这完全证明不是敌人的力量强，而是我们中国人有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军事的，是政治的。梁漱溟认为，今后既要准备反攻，必须调整政治，以立其本，更应加强各战地政治工作，启发民众抗敌力量。如其不然，恐无翻身之日。

编自《思想奇人——梁漱溟》一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