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不能写出有破坏性的作品，是我们最大的悲哀

“人家经常问我为谁写小说，我说为我的内心世界，为自己写作。其实在这部小说里我背叛了为内心写作的想法。”阎连科在新书《速求共眠》首发式上说道。

《速求共眠》是阎连科五年来第一次真正出版的小说。它讲述了一个叫“阎连科”的知名作家，因为对名利、欲望的追逐，决定要自编、自导、自演一部叫《速求共眠》的电影，于是，真实的电影导演顾长卫和青年作家蒋方舟等人物，无一幸免都成为小说中被他拨弄的人物，那些在实际在生活中的一切非虚构，又都在故事中转化为不确定的可能。“戏中戏”的叙事结构中，小说真正的主人翁李撞一家的命运，却在三十年余年的历史中，生存、演变、善美、邪恶，乃至“准确飘忽”。

阎连科，《速求共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对于书中提到的电影实验，阎连科称，他确实做过此项尝试，但结局和最初设想的并不一样。作为同名电影《速求共眠》试镜的落选者，蒋方舟将剧本从创作到拍摄的过程视为一个走形的过程，走形的过程也恰好是当代文艺生活中许多事件的缩影。而阎连科，则是将这件事情如何变形，包括其中的人性和人心，写成了这部小说。

对阎连科而言，走形的还有文学的意义。熟悉阎连科的读者知道，这不是他第一次将自己写进小说，一篇来自微信公众号“马庆云”的文章尖锐指出：“面对当下，阎老师失语了，不会写了，只会讽刺自己了。”阎连科坦诚道，失去破坏力的写作，让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写作的无意义”。他没有权力质疑知识分子群体，却随时可以怀疑自身，于是有了《速求共眠》中那个江郎才尽、不断碰壁和被嘲笑的作家阎连科。

然而，小说并没有解除他的困惑，反倒成了困惑的一部分。正如阎连科不知道为什么要出一本花的钱比买书挣的钱还多的书？参加这次首发式是为了多卖书、还是和读者交流？出书的意义、活动上所有行为的意义甚至写作的意义……阎连科至今也说不清。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卖力地去写，通过坦诚地怀疑、批判和嘲讽找到得以自洽和破坏文学机制的东西。

开始只想骗点钱，但读书人其实最好骗

一个人过分早熟并被称为天才时，必然有其单纯甚至傻痴的地方伴随着他（她），一如一个真正的傻子所隐藏的智商永远不会被人发现那样。蒋方舟就是这样一个人，她落在纸上的才华为人称道时，她为人中的单纯正是可以让人利用的。

——《速求共眠》

纯粹想和读者见面，是阎连科写这部小说的初衷。在新书首发式一开始，阎连科直言自己五年内其实写了七本书，但都没有出版，包括和本次活动另一个嘉宾——蒋方舟的一个对话《两代人的十二月》。他觉得作家总要和读者见面，于是放下了为自己内心写作的想法，写了这本纯粹想和读者交流的《速求共眠》。

作为目睹整个小说从缘起到出版整个过程的旁观者，蒋方舟揭露小说本是想写成一个电影剧本，原因就是想骗点钱。看到《小时代》的大火之后，阎连科和她在吃饭时调侃为什么没有也写个剧本套钱的打算，于是萌生了让顾长卫攒局，花很少的钱把电影拍成，再骗点钱花的如意算盘。但计划随着阎连科退出拍摄，蒋方舟试镜失败而不断变形，最后成了小说中所呈现的样子。

随后，阎连科和蒋方舟开启了互黑模式。阎连科说，一个人特别天才的时候，傻的时候就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蒋方舟，借给男朋友5万块钱，分手了都没收到还款。因此要行骗最好找读书人，有两滴眼泪就把钱给你了。蒋方舟反击道，阎老师是看咪蒙文章《寒门状元之死》都会掉眼泪的人，因此创作的人虽然对于人性的维度有着超乎寻常的理解，但在不了解的现实生活和行业规则面前，可能比其他人的盲区来得更盲。

阎连科对此解释道，凡是从乡村出来的，天然带出一种偏执的固执和同情心。他经常对《红与黑》中的于连保有同情，即便于连是个杀人犯，他也觉得杀人一定有道理，一定是受了很多委屈。

最诚实的写作者，对自己和文化的无力也是最诚实的

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写作的无意义。

审美就像裸体外的纱罗，在马虎的眼里美成一首诗，而当你定眼细看之后，就只有丑陋而已。

——《速求共眠》

“怀疑”这个词在阎连科的口中提到多次。事实上，在很长时间内他对写作的价值产生怀疑。写不出经典，也不能挣很多钱，更不能当官，那为什么一直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在写作中他想对自己乃至对作家群体和整个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价值不断提出质疑。于是，阎连科不断穿梭于写作者和叙述者之间。在《日熄》中他江郎才尽，恨不得要当和尚；到了《速求共眠》里，他对什么都失去信心、没有把握、摇摆不定。

这也符合蒋方舟对于小说中阎连科形象的解读。她认为，《速求共眠》中充满了对撞。小说中的阎连科是不断碰壁的，他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发现自己是无能为力和无知的，这其实在其他小说中很难看到。因为在其他小说中，作家更多充当着独裁者的角色，更喜欢传递笃定的价值观。而在这个小说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的疑惑。这可能它最独特的地方：作者并不愿意去当这个冲突的解释者、解决者或裁判员，而是成为冲突的部分、疑惑的一部分。

阎连科对文学意义的怀疑让蒋方舟留下深刻印象，她坦言自身也能感受到一种文学的无力和怀疑。在她看来，任何诚实的写作者，首先是对自己和对文化的无力是最诚实的。而阎连科最矛盾也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一边感慨文学的无意义，一边又非常卖力地去写，这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努力和快乐。

冒犯读者是小说家独到的奢侈，破坏力的丧失是最大的悲哀

无论是19世纪还是20世纪，今天我们谈论的经典作品、伟大作品、破坏性是非常强的。

我们天天说小说要写人间情感，写生老病死，从世俗中到灵魂中，但我们看到博尔赫斯的小说完全不关心人的生活。博尔赫斯的小说最伟大的就是对人的不关心，创造另外一种小说。这就是对小说巨大的破坏。

——阎连科

阎连科曾言，文学的最大建设就是破坏，如果还在写作，每次都要写出一种巨大的破坏性。当被问及心目中的伟大破坏者时，除了点出卡夫卡、托尔斯泰和博尔赫斯，他借此道出了中国作家的局限：中国的作家太爱人，太爱生活，乃至于太爱这个民族和国家，爱国家一定要鼓励，爱民族也要鼓励，但是你稍稍从这种倾向中退回来，才可能写出好小说来。

我们也太尊重过去的文本经典，说要写个《红楼梦》、要做鲁迅，要写出个什么什么东西，但阎连科认为，读了之后还写这样的作品完全没有意义。他强调，我们今天每个作家都不能写出对文学有破坏性的作品，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悲哀。

接过这个话题，蒋方舟借由小说与电影的对比说道，小说其实比电影更容易冒犯读者而使其不能察觉，甚至最终达成和解，电影则更容易激怒观众。因此，能去冒犯别人，本应是小说家独特的奢侈。但人们往往太尊重文学，尊重到亦步亦趋的地步，根本没有往前推进的心态，也就逐渐丧失了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