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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学佛生涯


来源:遍地文学 作者:本站小编

梁漱溟的个人经历非常奇怪非常惊人,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儒家”,当然不错;但要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奇人”或“思想叛逆”,可能更准确。因为他的一生,总是在与时代潮流或者说与时代主流较劲,当科举还是中国士大夫惟一进身之阶的时候,他去学什么ABC;当别人都要革清政府命的时候,他却说要保皇;当民国建立,共和实现时,他却要出家,却要学佛;当别人都说往西走,向西方学习时,他却说往东走,往西走的路不通。

梁漱溟的个人经历非常奇怪非常惊人,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儒家”,当然不错;但要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奇人”或“思想叛逆”,可能更准确。因为他的一生,总是在与时代潮流或者说与时代主流较劲,当科举还是中国士大夫惟一进身之阶的时候,他去学什么ABC;当别人都要革清政府命的时候,他却说要保皇;当民国建立,共和实现时,他却要出家,却要学佛;当别人都说往西走,向西方学习时,他却说往东走,往西走的路不通。至于此后至其生命终结,梁漱溟几乎始终以一种叛逆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始终期待保持着一种独立、冷静、自由的思考,当然是否做到是另外一回事。

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梁漱溟终于结束漫长的学生时代,进入《民国报》担任外勤记者,上至总统府、国务院,下至学校团体、街头巷尾,无处不去,无事不关心,无时不观察,因而涉猎颇广,既亲历过北洋军人为阻止袁世凯南下而发动的所谓“兵变”,也亲临目睹过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宣誓就职大典;见到过议会内各个党派之间的分化组合,见到过内阁的成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倒阁、新内阁的重组等。

在中学读书时代,梁漱溟就是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追随者,但经过新闻记者一年多的实践,他对少年时代的那点政治信仰彻底绝望,对于官场上那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既无法如有些人那样自甘堕落,同流合污,更无法出污泥而不染,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而是出于年轻人所特有的正义感,每每引起无穷的厌倦和憎恶,转而信仰社会主义,觉悟到财产私有制度大概是万恶之本,是引诱、逼迫人类向下堕落的制度根源。

然而,由于民国初年中国思想界的混乱,特别是由于一些投机者假借社会主义旗帜兜售自己的货色,从而使梁漱溟对社会主义的倾心大为低落,继而失望,虽然最终并没有走向中国社会主义的反面,但其毕生对社会主义各种思潮与主张抱有无可名状的戒心则为事实。

梁漱溟认为社会主义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又无助于化解个人烦恼、解救人生,那么理所当然只能放弃这种不切实际、不具有实用功利效用的空洞理想,转而信仰佛教,遵从佛教戒律,不仅坚持素食,而且不愿有室,坚拒父母为之订婚,时时处处以出家为僧自励,严守出家人的信条。

经过几年在家修行和研索,梁漱溟似乎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对于佛家义理愈益坚信不疑,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佛教,以佛教教义作为判断一切是非标准的依据,出家为僧的信念更加强烈。

那时,梁漱溟常去琉璃厂文明书局、有正书局,翻阅、购买南京金陵刻经处出版的佛经及上海狄葆贤主编的《佛学丛报》,久而久之,对晦涩难懂的佛教典籍有了较强的自学能力,整日里所思所想,除了一心礼佛,一心成佛外,似乎别无他事;整个生命的兴趣,一字括之,曰僧而已矣。稍候,梁漱溟杂取诸家之说,将对佛法的印证写成《究元决疑论》,以“究元”揭示佛法的根本,又以“决疑”将“究元”所得佛法的真谛用来认识和指导现实人生。这是梁漱溟早年崇信佛教的一篇宣言书。

《究元决疑论》于1916年在《东方杂志》发表后,不仅梁漱溟个人甚感满意,而他人也多有称道传诵,引起许多同道的注意,生发出一些深刻影响梁漱溟后来人生道路转折的重要人际关系。他后来之所以到北京大学担任哲学讲席,正是因为这篇文章;而他与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熊十力成为莫逆之交,也是由这篇文章穿针引线而成。

编自《思想奇人——梁漱溟》一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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