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民国名士如何过春节

现在老有人抱怨年味变淡了，春节的味道没有了。其实春节的味道一直在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变化太快，对春节味道的变化感受也就更加明显。

一、 从冰心回家看民国春运

1929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冰心准备从北京回家过年。



冰心祖籍福建，但她的家人却不在福建，而是在上海定居——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已经从海军部次长的位置上退休，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幢小洋楼，跟妻子、儿孙和仆人们住在一起。

从北京到上海，路程不能算远，坐飞机的话，最多两小时就到了，就是乘坐火车，也用不了太多时间。但是中国航空起步太晚，普通人要到抗战胜利以后才有坐飞机旅行的可能，所以冰心只有坐火车。

问题是在1929年冬天，蒋介石的中央军跟冯玉祥的西北军之间正在打仗，从北京去上海所必经的津浦铁路暂时被军队占用，旅客们必须要走海路：先乘京津列车到天津，再从天津出海到浦东，然后再搭乘轮渡过黄浦江，然后再乘坐无轨电车去上海市区，最后再雇人力车回家。

12月14日一大早，冰心就给旅行社打电话，要求代买一张从天津去上海的船票，人家告诉她：这几天回上海过年的人特别多，所有的舱位都卖完了，最快也得等到19号才能有票，而且还是最差的四等舱。

冰心斩钉截铁地说：“无论如何，我是走定了，即使是猪圈，是狗窝，只要能把我渡过海去！”就这样订下了19号的船票。然后她又去火车站买好了去天津的火车票。



冰心在12月18日下午4:50坐上火车，到了晚上7:00才到天津，路上花了两个多小时。出了天津站，冰心乘坐公交车去天津国民饭店开房休息，等着第二天上船。

12月19日下午2:30，冰心在天津登上“顺天”号轮船，但是直到当天夜里10:00，这艘船才缓缓开动。

船上的乘客确实很多，每一个船舱都挤满了人，冰心乘坐的那个小舱不过五六个平米大小，却有上下两层四个铺位，而且除了冰心，每个铺位上的乘客都带着孩子，吵骂声、喧闹声夹杂着油味儿、垢味儿和烟味儿扑面而来，闹得冰心没法休息。

“顺天”号驶出塘沽，风浪很大，冰心身为海军部次长的女儿，打小见惯风浪，从不晕船，可是其他乘客却呕吐起来，以至于冰心连波涛声都听不见，只听得见人们的呕吐。每到吃饭的时间，茶房一叠声地叫喊“吃饭咧”，她都没有胃口，不饮不食，只想睡觉，因为睡着了就安静了。

12月22日下午6:00，轮船终于停靠在上海浦东，这一路上整整用去68个小时。如果再算上冰心在天津等船的时间和在北京等候船票的时间，从北京回一趟上海居然要花八九天时间！可以想见在民国时代回家过年有多么难。



如果冰心不是在1929年回家过年，而是选择在1924年，那么她的旅途就会轻松很多。在1924年，京沪之间虽然也没有直达的列车，但是可以换乘，这样冰心就不用再走海路了。譬如她上午9:00在北京东站乘坐特快列车出发，第二天晚上8:00可以到苏州，然后在苏州换乘“沪宁特快”，当天晚上10:00就能抵达上海北站，全程只需要57个小时。

二 、鲁迅、老舍元旦放假春节上班

现代中国有两套历法：阴历和阳历。在日常生活中，这两套历法并行不悖，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有两个年初和两个年尾。我们管阴历的年初叫春节，管阳历的年初叫元旦，春节是阴历的新年，元旦是阳历的新年，这两个新年，我们都要过，都要放几天假，只是在形式上，阳历的新年远远没有阴历的新年过得隆重罢了。

民国人是不是也有两套历法和两个新年呢？

让我们翻开鲁迅的日记。1917年1月1日，也就是元旦那天，《鲁迅日记》上写的是“休假”。1917年1月2日，元旦过后的第二天，《鲁迅日记》上写的还是“休假”。1917年1月3日，还是“休假”。



到了1月4日，“上午赴部办事”，鲁迅开始上班了。也就是说，在1917年元旦，鲁迅的单位放假三天，放假时间是1月1日到1月3日。

但是到了1917年1月23日，也就是那一年的春节，鲁迅却在单位上班，他的同事们也都在单位上班。此后的1月24日、1月25日、1月26日，仍然照常上班，丝毫没有放假的迹象。

由此可见，在1917年，在鲁迅的工作单位，元旦放了假，但是春节不放假。不光1917年，再往前追溯，从1916年一直追溯到1913年，每年过元旦，鲁迅都有三天假期，而春节期间都是照常上班。

那时候鲁迅的工作单位是教育部，元旦放假而春节不放假，并非教育部这一个机关的特色，而是所有行政事业单位的通例，包括学校也是如此。

1934年2月，向来以冷峻示人的鲁迅好好地过了一个春节。他在正月初二的《过年》一文中写道，“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他还在正月初一收到了母亲从北京寄来的一盒糟鸡，及给儿子海婴的九件玩具，并给三弟建人家送去了礼物。

老舍先生写过一篇《我的母亲》，回忆他年轻时在“北京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当校长，到了阴历年的年尾，学校照常上课，除夕不许回家祭祖，大年初一也不许回家拜年。老舍怕母亲一个人在家寂寞，特意请了两个小时的假，回家探望母亲。



母亲很高兴，以为儿子要在家过年，哪知老舍说一会儿还得赶紧回学校，母亲愣住了，半天才叹口气说：“走吧，小子！”老舍心里难过，在赶往学校的路上，看见街上那么热闹，想起母亲在家那么冷清，泪水遮迷了他的双眼。

老舍是校长，他想在家陪母亲过年，宣布学校放假不就行了吗？还真不行。第一，学校的年假已经在元旦期间放过了；第二，春节不放假是北洋政府的强制规定，连教育部都不敢放假，老舍的小学要是胆敢“逆天行事”，那他这校长就当到头了。



三、梁漱溟年夜为国事“加班”

民国名士中，梁漱溟的过年方式可谓特别，据说，他过年期间绝不看戏，甚至不许他的家人去看。这个长期在农村生活、体会过农民苦楚的鸿儒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他选择的除岁方式，通常是奔波劳碌。

1936年除夕，北平的戏楼热闹非凡时，梁漱溟正在赴广州作讲演的途中。路经上海，他造访了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承留午饭，盘桓颇久，谈话甚多。”

话题主要围绕着当下的紧迫时局。梁实秋后来回忆道：“蒋先生素来熟习日本情况，而各方情报又很灵通，对我首先指出日本大举入侵我国将不在远。他说，中国人固是大难临头有不待言，而最后失败却将是惹是生非的日本人自己。”

一语成谶。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梁漱溟的务实，于此后数年的春节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国共合作后的1938年初，身为国民政府参议员的梁漱溟只身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就当前局势进行了两次长谈。回归途中，坐火车到开封时恰值除夕之夜，他一个人住进河南的旅馆，过了一个寡淡的春节。

作者：东方欲晓（男 90后 河南省驻马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