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 | 胡适的梦想与尝试

罗志田 | 胡适的梦想与尝试

罗志田，著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52年生，1977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81年毕业后曾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过一年。1987年留学美国。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其硕士学位论文获历史系研究生最佳论文奖。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1994年至2003年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科杰出教授，2003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外关系史，是当前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

1919年6月的北京，五十二岁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说。 太炎以长者的立场，针对青少年的弱点做了几点告诫。 二十八岁的归国留学生胡适接着登台演讲。 他一开始就宣布，太炎先生所说“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 话虽然婉转，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是明显的。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胡适在讲完他的积极观念后，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 “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 [1]

上面这句话，胡适早几年在自己的日记中译为“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后来他心态渐趋平和，乃将此语更浅白也更谦和地翻译为“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 他认为此语“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 [2]如今在这个场合念出来，既是对听众讲，恐怕也是说给太炎先生听的。 而且他特别用章太炎不长的英文念出，刻意体现新回来的“我们”与既存之“你们”的区别。

这位青年留学生胡适，就是本书的传主。 他的归国，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们先看看胡适自己的定位和认知。 在考虑归国问题时，胡适对自己将要在祖国扮演的社会角色已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识。 他在留学时写的《非留学篇》中曾说： “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 ”而中西新旧两文明，相隔如汪洋大海，留学即“过渡之舟楫也”。 [3]则作为留学生的胡适，此一“过渡”即为他当然的志业。

这样看来，胡适要扮演的角色是颇具宗教使命感。 他在论述传教士在华机会时曾说： “传教士的真正价值，在于外国传教士就像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批判的精神。 这样的观点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存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 ”[4]这是典型的夫子自道。

胡适后来也曾把儒家描绘为“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 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 他自己解释说，“吾从周”的“周”，就是“几千年的古文化逐渐积聚演变的总成绩”； 而“仁以为己任”就是“把整个人类看作自己的责任”。 [5]这看起来更像胡适自己，而不那么像先秦的儒家，这里的使命感当然也更多是胡适自己的。

胡适的另一次夫子自道，仍是个“传教士”，就是他眼中的禅宗七祖： “神会和尚成其革命大业，便是公开的直接的向这声威显赫的北派禅宗挑战。 最后终于战胜北派而受封为‘七祖’，并把他的师傅也连带升为‘六祖’。 所以神会实在是个大毁灭者，他推翻了北派禅宗； 他也是个大奠基者，他奠立了南派禅宗，并作了该宗的真正的开山之祖。 ”[6]胡适曾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说，“神会的教义，在当日只是一种革命的武器”，是有“绝大的解放作用”的“革命思想”。 [7]这样干革命求解放的，实在不像是不争的佛家弟子，所以更多仍是胡适投射进去的自己。

这位以传教士自居的留学生，又是一位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 批判精神、改革运动、调和文化、革命武器和解放作用，正像一个个关键词，在在反映出他的意愿——他想要改变祖国的现状，为中国再造文明。 这，就是他的梦想。

一

胡适在留学美国时曾说： “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 其实不然。 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 ”所谓梦想，也可以说是乌托邦式的理想。 西哲和中国先秦诸子的长处，就在敢于作乌托邦式的理想。 实际上，“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见诸实际之理想”。 很多人早年的乌托邦式理想，后来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 [8]对于相信“自古成功在尝试”的胡适来说，他一辈子都在“梦想作大事业”，他也的确做到了。

至少从留学时代开始，胡适梦寐以求的就是为祖国造新文明，后来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表述为“再造文明”（包括物质与精神），此即他毕生一以贯之的志业。 胡适希望“折衷新旧，贯通东西”，[9]对内实行半自由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新型计划政治，以解决社会民生的基本问题； 复因内政的改良而使列强同意修订不平等条约，进而解决对外问题，达到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 最后通过“物质上的满意，使人生观改变一新”，将中国建成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详后）。 [10]

这样的大目标，到他撒手仙去之时，恐怕自己也不会相信是很成功的。

不过，胡适一向提倡“尝试”，也常以“但开风气不为师”自诩。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他当年的开风气之功，已足名留青史； 其实际的成就，也有目共睹。 以他爱引的那句话“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来说，自从胡适回到中国，这“不同”是明显而实在的。

从长远看，胡适最持久的成绩，或在于大力提倡和推动我们今日正在使用的白话文。 在可预见到的将来，白话文大概也不会被取代。 书写和口语的差异，或使当代人的沟通产生困难； 变动不大的文言，却能弥合异代间的鸿沟。 文言被迫淡出书写领域的功过，也许还要较长时段的检验才更清晰。 但无论如何，以白话“统一”书写和口语，可说是近于“书同文”的“三代以下一大举动”了。 [11]

而胡适遗存下来的更多贡献，似乎还是在当下的推动，不论思想还是学术，政治还是文化。

吴稚晖曾论历史人物的贡献说： “如以司马迁、司马光为譬，一是全靠一部《史记》，一是全不在乎什么《通鉴》不《通鉴》； 又以苏轼、王安石为譬，一则有诗文集大见轻重，一则有同样的诗文集丝毫在其人是非不加轻重。 ”[12]吴氏显然同意立功胜于立言的传统观念，主要从事功一面看人物的历史地位，并似将事功定义为参与和影响实际政治。 不过，如果把事功的界定放宽到对整个社会的影响，[13]在“苏文熟，吃羊肉”的时段，东坡的社会影响虽表现为诗文，又何止于诗文。

基本上，在皇帝也希望作之君作之师的时代，士人想要立功与立言兼具，是很自然的。 这样的思路显然一直传承到民初，胡适在留学时即预备以后要“讲学复议政”，[14]就是这一思路的明确表述。 从个人的自定位和世人的期许看，胡适大概是个介于苏轼和王安石之间的人物。 他那震动一时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出版，如余英时师所说，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建立起近代中国史学革命“一个全新的典范”。 且那本书开风气的作用还不止于中国，罗素就认为其英文本在西方汉学界也起着典范转移的作用。 [15]

然而此书出版不过数年，在多数人还在追摹仿效之时，对西学有了较深认识的傅斯年很直率地做出了与他人不同的判断。 傅斯年对老师胡适直言： “先生这一部书，在一时刺动的效力上论，自是大不能比的； 而在这书本身的长久价值论，反而要让你先生的小说评居先。 何以呢？ 在中国古代哲学上，已经有不少汉学家的工作者在先，不为空前； 先生所用的方法，不少可以损益之处，更难得绝后。 ”[16]这话很多人未必同意，但傅先生所谓“一时刺动的效力”超过其“长久价值”，大致也说出了这本书树典范开风气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胡适在1952年说，“我的玩意儿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便是文学的‘玩意儿’，我所没有学过的东西”，似乎他也接受了傅斯年的看法。 他接着说： “我已经六十二岁了，还不知道我究竟学什么？ 都在东摸摸，西摸摸。 ”到1958年他更说： “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 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 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 今天我几乎是六十六岁半的人了，我仍然不知道我主修何科。 但是我也从来没有认为这是一件憾事！ ”[17]

这样一种对自己专业认同的含糊，或暗示着在具体专业特别是哲学史方面贡献不是特别大，然而其涉猎的广博，却又少有人能及。 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对胡适的全面批判看，他在近代中国的影响遍及哲学、史学、文学、教育、政治等各领域。 实际上，自从青年时“暴得大名”以后，胡适在几十年间“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无论是誉是谤，不管是追随、发挥、商榷、批评或反对，在如此众多的领域里，“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 [18]

这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 我想，有没有他的哲学史、文学史和小说研究等“诗文集”固然大见轻重，即使没有这些，胡适仍然是那个“胡适”。

胡适一生不忘做一个觇国之士，终其生为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政治而努力。 他认为“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故反对“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 [19]胡适不仅在北洋时期鼓吹“好人政治”，也曾试图以其具有特定含义的“中国文艺复兴”包容新当权的国民党，长期徘徊于诤友和诤臣之间（详后）。

尽管其事功远不及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心态上却相当接近他们。 [20]他那“为国人导师”[21]的自定位及其始终从世界看中国的眼光，使他常能从大处着眼。 其一言一行，往往反映时代的声音，说出时人想说而未曾出口的话，故能对社会产生“一时刺动的效力”，实际也就创造了历史。

不过，所有开拓者恐怕都不无遗憾。 胡适晚年的自我认识，似乎不甚乐观。 他在1961年说： 有一位叫曼铿（H.L. Menken）的美国记者，“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因为他能“对美国的种种都来批判”； 而“他在美国的影响，正如中国的胡适之”。 [22]则胡适自认他是自觉地对中国的种种都要批判，而他的主要所为也在这方面。 就像他在1936年对汤尔和所说，“打破枷锁，吐弃国渣”是他在国中事业的“最大功绩”。 这里当然有“故意说”的意思，或不无自谦（清季民初人特别愿意强调其破坏批判的一面，也是那时的一个倾向或一种风格）。 [23]

唐德刚先生说，胡适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一部近代中国文化史”。 但中国在“文化”上的进步，恐怕也曾令他失望。 胡适七十岁那年，向记者抄赠他二十五岁生日词，里面说他的“葫芦里也有些微物，试与君猜”，并解释说，他葫芦里的“些微物”就是“要为中国文化、思想、教育建立新的基础”。 虽然“四十五年来的成效并不大，但我至今还相信葫芦里的药是有效的”。 四十五年前的药还有效，则其病仍未除，岂非他建立新基础的“成效不大”之注脚。

早在留学时期，胡适就发愿说： “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这个愿望，可惜并未实现。 他早年在《非留学篇》中就强调出国留学是以不留学为目的： “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 ”如果后者不能成功，则学子不得不长期留学，将“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 而“神州新文明之梦，终成虚愿耳”。 今日两岸留学仍是正途，此岸尤趋之若鹜。 则至少在这一层面，“神州新文明之梦”，的确也还是梦。

胡适在他1962年最后一次讲话中，说到中研院本想建立数理、生物、人文三个大中心，“不幸的是几十年的政治变动，八年抗战，十年戡乱，使我们的好多梦想未能实现”。 [24]尽管胡适向以“乐观”著称，好梦未能成真，似乎是他晚年心境的常态。

1949年初，胡适在南京书宋人陈简斋《临江仙》词赠故乡好友胡乐丰，词中有“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25]或即是其本人心境的写照。 1960年底，台北的中广公司请胡适谈过去五十年，他谢绝说： “我不能随便谈的。 过去四十九年来，不愉快的事情多，愉快的事情少，五十年来的事情是不容易谈的。 ”这是公开的言论。 在私下，胡适的悲观还更盛。 他在同月11日致张佛泉的信中说： “回想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无数管制不住的努力打销了，毁灭了。 ”[26]其失望的心情是明显的。 [27]

为什么胡适的很多努力，到头来都好像一场空梦呢？ 这个问题，还要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立身行事的风格去理解。

二

胡适作为开拓者的遗憾，部分因为他处在一个新旧中西杂处交错的时代，他自己也是一个由传统的士蜕变出的第一代现代知识人。 而胡适又惯于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 所以，他论学论政的文章讲话，是在对中外老少新旧各种人“说法”，但别人却未必知道他具体的言论是对哪一具体的听众说法。 由于收发者心态不是同时，视点不相接近，则说者自说自话，听者各取所爱，就发展成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

而且，胡适自己说过，他身上有着“中国的我”和“西洋廿世纪的我”两个新旧中西不同的“我”同时存在。 [28]在小至家庭爱情和大至民族国家走向这样一些问题上，究竟是取中国的还是西洋现代的态度，恐怕他自己也常常犹疑踌躇吧。 被视为“西化派”代表的胡适，到底是一位激烈反传统的世界主义者，还是一位具有深切民族主义关怀的人物？ 这两种有着明显反差的胡适形象就像一座冰山，那水平线下面更广阔的民族主义关怀甚少为人所注意，而其水面反传统的形象却长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当命运真的把胡适推向“世界公民”的定位时，不仅他所向往的“世界”（即西方）并不真诚地想接纳他，他自己在世界主义面具下潜藏的民族主义真情也就暴露无遗——他在安身立命的大关节处仍是中国的，他也并不真要做世界公民。

再加上胡适不仅向往特立独行，又好与各方面周旋。 他那过人的“修养”工夫体现出非常明显的“超我”对“本我”的抑制，后天对先天的约束。 然而他虽一心想“作圣”，又不时要“率性”，甚或试图在“率性”的方向上“作圣”，以走出一条鱼与熊掌兼得之路。 观其一生，正是依据父亲胡传总结出的做人道理，在“率其性”和谨勉以学为人之间游移，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真孔子的态度，虽不能至，仍始终向着“作圣”的方向努力。 结果，胡适与其所处的时代，有意无意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前者是有意的，后者是无意的。

而近代中国又以“变”著称： 变得大，变得快，且变化的发生特别频繁。 用朱自清的话说： “这是一个动乱时代。 一切都在摇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之中。 ”[29]胡适很早就认识到近代中国“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 [30]所以他一向注意随时调整自己与所处时代社会的位置，不愿给人以落伍的印象。

胡适晚年还记得康有为曾对他说： “我的东西都是二十六岁以前写的。 卓如以后继续有进步，我不如他。 ”[31]或许胡适自己是介于康梁之间的： 他总想继续进步，处处像梁； 而其主要的“东西”，亦皆早年所成，又更近于康； 其所著常是半部未完之书，正凸显其亦梁亦康的一面。

胡适还有一点像康有为，即他有着比大多数人更强的宗教使命感，他喜欢将自己愿意担任的社会角色投射到其他人身上。 前述胡适关于儒家的定义及其对神会和尚的想象性描述，都是非常明显的夫子自道。 更有提示意义的是前引他对传教士价值的界定——“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见解，一种批判的精神。 ”

这种使命感使胡适有意无意中不得不抑制他自己持有的许多观念。 当他有意识地在中国扮演“外国传教士”这一社会角色，努力要提供新观点和批判精神时，他会发现，有时他不得不牺牲那些与“新观点”冲突的自己原有的观点； 他批判精神的锋芒所向，有时会直指他本来想保存的事物。 为了维持心理和个人形象的完整一致，胡适不得不时时做出调整。 如他本想昌明国学，在其文学革命的“誓诗”中，原是要“收他臭腐，还我神奇”，却不得不以“整理国故”出之，更诠释为“打鬼”，要“化神奇为臭腐”（详后）。

结果，胡适每给自己找到一个新的社会角色，都增强了他“超我”一面对“本我”的压力，也就加剧了他内心的紧张。 胡适承认其“好名”，所以能爱惜羽毛。 对他这样的人来说，“超我”的压力虽无形却甚大。 正如陈源所说，他给自己创造出了“一个特殊的地位”。 [32]胡适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适”，他就不得不说那个“胡适”应该说的话，做那个“胡适”应该做的事。

同时，带着使命感返国的胡适会发现，他在中国社会扮演“外国传教士”这一角色越充分，他自己在这社会中就越像一个“外国的”传教士： 他带来的“新”，是对立于既存之“旧”的； 他提倡的“批判精神”所针对的“漠然无动于衷”，也是本土的。 他引进的观点和精神可能逐渐为国人所接受，但他本人却会因为太像外国人而疏离于他的祖国和同胞。 正像在华传教士一力传播西学而终被渐成势力的西学大潮驱赶到边缘一样，如果一个启蒙者同时也是外来者，则启蒙见效之日，通常也就是其历史使命完结之时。

但是一个归国留学生却比传教士多一层悲壮的色彩： 传教士可以带着无论多少遗憾离开中国而回归自己的本土。 留学生则不然，他所“批判”的正是他所热爱的，因他的激烈批判而排拒他的，正是他想要归宿的本土——他本身毕竟不是“外国的”。

胡适晚年再申“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其实就是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的现代诠释。 倘能宁愿不自由，又有何事不从心所欲呢，自然也就不会逾越什么规矩了。 不论台湾的自由有多少，胡适是把它视为“自由中国”并作为归宿之地的。 胡适一向是“不知老之将至”的，他还想对增进中国的自由做贡献。 但不论台北当局还是胡适的朋友和追随者，都更希望胡适仅做一个偶像。 别人拿他当偶像，他却还想干实事，故胡适虽与各方面都肯周旋，仍然是哪一边都不能十分讨好。 他晚年的境遇，也只有以“宁愿不自由”的心境，过“也就自由了”的生活。

或可以说，胡适处于一个新旧中西杂陈的时代，他既因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开了风气，又因种种原因与时代疏离，他的理想大半都成梦想，这大约是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如鲁迅所说： “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33]希望与梦，相去不远。 没有梦想，何来努力？

鲁迅是听过章太炎讲《说文》的，而《说文》对“道”的界定，即“所行也”。 胡适历来主张一种“实验的精神”，他给“中国文艺复兴”下的定义，即“一种自觉的尝试”。 [34]就像他在“尝试歌”中所说的： “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 即使如此已无愧。 ”[35]毕竟，他已经实践了其所提倡的“实验的精神”，何况还留下那么多他人难望其项背的成功，以及一条可能通向希望的道路。

胡适说过： “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 但是后人怎样来评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余英时师在引用了胡适这段话后说： “胡适毫无疑问地已尽了他的本分。 无论我们怎样评判他，今天中国学术与思想的现状是和他的一生工作分不开的。 但是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学术与思想变成什么样子，那就要看我们究竟决定怎样尽我们的本分了。 ”[36]

余先生虽然只说了学术与思想，但他的话完全可以推而广之。 谨以此与读者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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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两人的演说都收入《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期，1919年3月1日，出版地未标出，大约是北京。

[2] 两次翻译分别见胡适日记，1917年2月8日、1921年4月30日。本书所用胡适日记为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藏晖室札记》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胡适的日记》上下册，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8册，以下简作胡适日记，加年月日。

[3] 胡适的《非留学篇》刊于1914年的《留美学生季报》第3期，原报难觅，本书所用，是王汎森先生所赠之手抄本，特此致谢。《非留学篇》现已收入周质平主编的《胡适早年文存》，第349—377页。

[4] 胡适日记，1915年3月22日。

[5] 胡适：《说儒》，《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商务印书馆，1935，第57、54页。

[6]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以下简作《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214页。

[7] 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第273—274页。

[8] 胡适日记，1915年3月8日。

[9] 《胡适归国后之言论》，《晨报》1927年6月30日。

[10] 胡适：《非留学篇》；《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胡适全集》（4），第461页。

[11] 梁启超曾说王安石当年“议建学校，变贡举，罢诗赋，问大义，此三代以下一大举动也”。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1896年10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24页。

[12] 《吴稚晖先生来信》，《晨报副刊》1923年10月15日，第2页（合订本期页，下同）。

[13] 按吴稚晖此说意在讽梁启超放弃整理国故，而致力于提高中国的物质文明，所以他的实际指谓，仍不过是希望梁氏多“议政”而已。

[14] 此语出自1917年胡适归国前所赋诗《别叔永、杏佛》，最足见其从农学转为文哲学的思想转变：“我初来此邦，所志在耕种。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带来千卷书，一一尽分送。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匆匆复几时，忽大笑吾痴。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逆天而拂性，所得终希微。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故国方新造，纷争久未定。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录在胡适日记，1917年6月1日。

[15] 参见罗素为此书写的书评，载The Nation（Sept. 23，1923），胡适1923年11月4日的日记中剪贴有全文。

[16] 《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8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357页。

[17] 《口述自传》，第48、40页。

[18]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以下径引文名），收在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作《年谱长编》）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校订版，第4页。

[19]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与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适文存》（本书所用《胡适文存》初集和二、三集，均为上海亚东版，以下均作《胡适文存》加集、卷数）二集卷三，第92—94、100、143页。

[20] 然而在吴稚晖眼里，胡适基本是个纯粹的“文章士”，不像梁启超还可能有事功方面的贡献。吴氏曾明确指出，国学书目一类事便“止许胡适之做，不许梁卓如做”。参见《吴稚晖先生来信》，《晨报副刊》1923年10月15日，第1—2页。

[21] 胡适留学之初，即“反观国势”，立志要“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见胡适日记，1915年5月28日。

[22] 《谈话录》，第156页。

[23] 如梁启超也曾自谓其对于晚清思想界“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89页。

[24]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68页；胡适日记，1915年2月20日；《谈话录》，第299页。

[25] 原件照片已影印在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插页。

[26] 《谈话录》，第96页；《年谱长编》第9册，第3398页。

[27] 另一位曾开风气者严复在去世前不久也说：“旦暮入地，睹兹世运，惟有伤心无穷而已。”严复：《与熊纯如书》（1920年7月10日），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第708页。开拓者的遗憾，或也是共同的？

[28] 《胡适致陶孟和》（1918年5月8日），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以下简作《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62—63页。

[29] 朱自清：《动乱时代》（1946年7月），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3），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第115页。

[30] 《胡适致高一涵等（稿）》（1919年10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以下简作《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72页。

[31] 《谈话录》，第31页。可参阅梁启超自己的比较：“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9—90页。

[32] 参见陈源为胡适的《整理国故与“打鬼”》写的《西滢跋语》（1927年3月），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213—218页。

[33] 鲁迅：《故乡》（1921年1月），《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85页。

[34] 出自1927年2月26日胡适在纽约对外政策协会的演讲，由Peking Leader社刊在该社1927年出版的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一书中，pp.5-12.

[35] 胡适：《尝试篇》（1917年），《尝试集》，《胡适全集》（10），第48页。

[36]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62页。

本文选编自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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