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 | 文史分家，离之两伤，不如合之双美

黄永年

一

近几年我国若干高等院校培养从事古籍整理的硕士研究生和少数博士研究生，所用专业名称大体有两种：一曰“中国古典文献学”，从属于“中国语言文学”这个学科；一曰“历史文献学”，从属于“历史学”这个学科。由于这样的从属关系，因而颇有人认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只从事整理研究语言义学方面的古籍，而“历史文献学”只从事整理研究历史学方面的古籍，是有意识地来个文史分家。

对此似尚可商榷。

二

众所周知，“中国古典文献学”这个名称是北京大学开始使用的。通过几位有影响的学者教授的呼吁，北京大学在1959年设置“古典文献”专业，招收本科生。这年7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教授题为《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讲：“设置这个专业的目的是培养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人才，主要是整理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方面的文献。这样一个专业的设置，可以说把整理古典文献工作提到了它应该受到的重视的地位。”（文中的着重号是我加上的。）这里说“古典文学”而没有说“语言文字”，是行文一时疏忽，抑实已包括“语言文宇”在内，姑置不论，但“史学”、“哲学”的文献显然是包括在“古典文献”领域之内的。而且从这个专业所开的课程来看，也是广及文史哲而并非只有文别无史哲。至于专业之所以设置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据说仅是由于当初授课教师以中文系为多，既不能独立成系，姑且放在中文系较为方便，不应缘此误解“古典文献”只指属于中文系的语言文学的文献。

“历史文献学”这个专业在十年动乱之前并未建立过。据我所知，近年来首先以“历史文献学”名义招收研究生的，是华中师范学院（今改师范大学）历史系张舜徽教授。张教授所用“历史文献学”的含义，看他撰写的《中国文献学》便可知道。此书第一章“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里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由校雠学家担负了起来。”“我们今天，自然要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文中的着重号也是我加的。）请看，张教授在这里时或用“历史文献”，时或用“古典文献”，可见在张教授心目中“历史文献”和“古典文献”是一回事。“历史文献”者只是指历史上的文献，并非仅指历史学方面的文献。

也许有人要问：把“中国古典文献”专指语言文学文献，“历史文献”专指历史学文献，这样虽不合乎这两个名称的本义，但借用来把语言文学文献和历史学文献分别开来研究、分别开来培养人才是否也可以？

下面就来讨论这个分不分的问题。

三

我看最好不要这么分。

首先，这么分只分了文和史，还有个哲没有着落，总不好再另开个“哲学文献”专业来专门整理哲学书，专门培养只会整理哲学书的人才。

再则有许多古书很难明确分归文或史或哲，有些甚至既非文又非史也非哲。如居经部之首的《周易》，十翼讲点哲理，可算哲，上下经则本是蓍占用的卦辞、爻辞，严格地讲已涉及民俗学而并非全是哲，当然更不能算文史。《诗经》，是文，但根据《诗经》发挥的《韩诗外传》，则多半是讲政治理论，又应入之于哲。“三礼”中的《周礼》讲职官可算史，《仪礼》讲进退抑让等仪节也勉强可算史，《礼记》中有些从理论上解释礼制的又应入之于哲。《春秋》本是史，《春秋左传》也可说是史，《春秋公羊传》则阐发西汉时的政治理论，又应入之于哲。再看史部书，《二十四史》、《通鉴》之类当然都是史，但《史记沦文》、《归方评点史记》之类从文学角度评讲的又应入之于文。地理类中如《水经注》也常被视为写景佳文，而和柳宗元《永州八记》并称。子部书更复杂，先秦诸子多数可算哲，宋明理学书也可算哲。但杂家类杂考中的《容斋随笔》、《困学纪闻》、《日知录》，杂说中的《梦溪笔谈》、《居易录》、《池北偶谈》之类就兼有文史哲。还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以至《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小类书，就更无从分文史哲。集部书早期的无论别集、总集还都可算作文，晚期如清代汉学家的文集，实际上有很大成分是学术论文集，其中讲文字训诂音韵的还可算作文，论史考史的和《二十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一样只好入之于史。更不用说有些大部头总集如《全唐诗》、《全唐文》实际上使用者多系史学工作者了。

如果按照“古典文献”分管文、“历史文献”分管史的办法，面对上列这么多不好分的书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或是两家都争着搞；或是谁都不管。而争着搞的结果还是打破了文史界线，仍没有达到“古典文献”分管文、“历史文献”分管史的目的。

四

再从培养人才来说，文史分家，让“中国古典文献”专业专门培养整理研究语言文学古籍的人才，让“历史文献”专业专门培养整理研究历史学古籍的人才，恐怕也未必行得通。这且不说整理研究哲学古籍的人才明显落了空，单就文史分家来说也是困难重重。

（1）先说文里的文学部分。无论整理研究诗文别集以至词曲集，对作者的时代生平经历不能不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也就是古人说的“知人论世”，这仅依靠几本中国通史或临时翻检史书列传之类是无济于事的。要整理或编纂像《全唐诗》、《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类的大部头总集，就更非通晓相应时代的历史全貌不可，不然大则编纂评论难于妥帖确切，小则牵涉到官制、地名以至作者生平事迹之类时有可能出现硬伤闹笑话。至于给前人诗文作注释，就更麻烦了，不仅要注“古典”，还得注出当时的“今典”，即与该诗文有关的人和事，要像陈寅恪先生撰写《元白诗笺证稿》那样才够水平。所有这些，如果不在历史方面下功夫，请问如何办得到？

（2）再说文里的语言文字部分，要整理研究也少不了懂得历史。如研究甲骨文、金文，就必须懂得甚至要求精通商周史。曾经有位颇知名的古文字专家说甲骨文里有“五岳”，他不知道到春秋时还只有集中在一起的“四岳”，分散在东南西北中的“五岳”是迟至西汉才有的，甲骨文里怎么会冒出个“五岳”呢？这就叫吃了不熟悉历史的亏。陈寅恪教授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家，并不专门从事语言音韵的研究，但他的论文《东晋南朝之吴语》、《四声三问》、《从史实论切韵》却被学术界公认为权威之作，这就由于他能凭借深厚的史学知识来探讨当时的语音。像把系出鲜卑步陆孤的《切韵》作者陆法言误认为朱张顾陆四吴姓之陆等笑话，真读过点史书的人是决不会闹的。

（3）再说史书。民国以前的史书全部用文言文，甚至民国时代的有许多还用文言文。文言文中多数是所谓古文或曰散文，魏晋南北朝以至唐人写的还常用骈文，宋以后某些公文也仍旧用骈文。要读懂读通古文固不易，需另下功夫；读懂读通骈文更需多下功夫，至少要掌握大量的“古典”，还要懂点平仄，懂点韵，否则弄得不好连句子也会点不断。四川大学缪钺教授指导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生规定必须读《文选》，在骈文上打好基础，是很有道理的。另外。史部的古地理书、地方志等还常收有诗，不懂平仄、不懂韵、没有受过作诗的训练，整理起来也会发生困难。再如史部古一点的像《史记》、《汉书》要通读还常牵涉训诂问题，北宋时人用涩体古文写的史书如《新唐书》的列传部分，要通读也得通点训诂。如果对训诂之学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去翻检《尔雅义疏》、《广雅疏证》、《说文解字义证》、《经籍纂诂》，只凭《辞源》、《辞海》等起码的工具书过日子，要想出高质量的成果，恐怕等于缘木求鱼！

（4）还有若干学问，像目录学、版本学以及校勘、标点等学问，是整理研究任何一种古籍都必须掌握的，否则在工作中也常要出问题闹笑话。（我曾写过一篇题为《版本目录和标点古籍》的文章，列举了疏于版本目录之学而在标点上出差错的事例，另外拙撰《古籍整理概论》一书里也曾对此择要举例，后者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前者已收入《古籍点校疑误汇录》里。）因此近年来招收古籍整理研究生或本科生的单位，已纷纷开设这类课程，其分量在总学时中占了相当一大部分。但这些课程算属于文，还是属于史呢？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必修课程，还是“历史文献学”的必修课程呢？如果说这两种“文献学”都同样必修这么多课程，另外如上所说“古典”的再得学点史，“历史”的再得学点文，为了整理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再大家都学点哲，那么这两种“文献学”究竟还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应该本来就没有区别嘛！人为地让文史分家，用“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来分管文史，其结果将或是名义上分而实际上不分，或是名实都分而使培养的人才在质量上受损失，这样离之两伤实不如合之双美。

五

上面都是从道理上来讨论分析。这里再看近几年来培养古籍整理研究生、本科生的实际情况。

现在招收古籍整理本科生的，都用“中国古典文献”这个专业名称，这大概由于其专业多数附设在中文系的缘故（不归系由古籍研究所开设是个别的）。但实际上所设置的课程并非止限于文，而是既文且史且哲，再加上目录、版本、校勘或包括校勘、标点等在内的古籍整理概论，可说是文史合而不分。这样合而不分会不会加重本科生的负担呢？不会。因为大学中文系本科生除了读文字音韵、古典文学等课程外，还要读近现代文学、文艺学以及外国文学；历史系本科生除了读中国古代史、历史文选外还要读近现代史、世界史。现在只把两个系里中国的古的课程挑出来合起来，再加上点先秦诸子、目录、版本、校勘之类，其总学时并未超过屮文或历史本科生的总学时。事实上巳招收本科生的“中国古典文献”专业，也并未出现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

研究生呢？不论叫“中国古典文献学”还是”历史文献学”，多数也是在合而并未强调分，并未出现“古典”只讲文、“历史”只讲史的文史分家现象。以我所指导的“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为例，除目录、版本、古籍整理概论、文史专题研究等课程外，还开设过文字训诂、明代文学研究、《太平广记》和《吴梅村诗》两个专书研究等属于文的课程，当然也开史学方法、唐史史料学、碑刻学、《旧唐书》专书研究等属于史的课程，而且还考虑开设点先秦诸子等哲的课程。至于研究生的来源，如果能直接从”古典文献”专业本科生中招收自最埋想，否则从中文系招来的让他们主动在史上多用点功补点课，从历史系招来的让他们主动在文上多用功补课，毕业取得学位后一般都可成为文史兼通、且懂点版本目录会整理研究古籍的多面手。

顺便说一下，这种多面手到了工作岗位也将会受欢迎的。有位古籍专业出版社的编辑对我讲过：让光读中文的人来标点古籍，往往在名物、制度上出差错；光读历史的则往往在文义、训诂上出差错。他提出最好向出版社输送文史兼通并懂得版本目录的人才，出版社欢迎这样的人才。当然，我们培养的研究生不会统统输送到出版社，但整理研究的成果总得通过出版社和读者见面。因此，倾听一下出版社的声音，对我们培养人才来说应该是有好处的。

六

任何事物一开始总难于完善，总得经过一段时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使之完善。过去设置“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使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的工作从无到有，其成效是有目共睹的。现在探讨这两个“文献学”的概念并研究分合问题，只是想使这项培养工作做得更完善、更适应于现实的要求而已！

至于名称，如果合而不分事属可行，那不妨都用“中国古文献学”或“古文献学”一词。因为用“历史文献学”容易被误解为只局限于历史学的文献，只从事史部古籍的研究整理，甚至有些想报考该专业研究生者也以非历史系出身而不敢尝试。用“古典文献学”呢？这个“古典”又常有典范性、代表性的意思，而要整理研究的古籍有很大一部分并非典范、代表之作。不如去掉这个“典”字，用“中国古文献学”这个更周全更完善之词。同时，现在各高等院校的古籍研究机构或日“古籍研究所”，或日“古籍整理研究所”，或日“古文献研究所”，也不如统一用“古文献研究所”为适宜，免得外界认为这些名称不同的研究所在工作上真有出入差异。

最后还有个从属问题。先说学科的从属，既是文史哲兼备，而且还兼备版本目录等非文非史非哲的东西，从道理上讲从属于“中国语言文学”或“历史学”似乎都不甚适宜，是否可单独成为一个学科？语言文学既可分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两个学科，则内容并不少于“中国”或“外国语言文学”的“中国古文献学”，单独成为学科，似亦并无不宜。讲到机构的从属，则有研究所的自可归所管，没有所的暂请中文系或历史系管也并无不可，这要根据实际情况由学校来定，不便一刀切。

本文原载《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第2期；后收入《学苑与书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原文地址|http://www.bdwenxue.com/wenhua/dushu/202003/32481.html
未经授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