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在帝王师与婢妾心态之间

2020-03-25 10: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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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立君经典作品荐读夏立君，生于山东沂南，现居日照。有文集《心中的风景》《时间之箭》《时间的压力》《时间会说话》等。有小说《天堂里的牛栏》《草民康熙》等。作品选中学

夏立君经典作品荐读

夏立君，生于山东沂南，现居日照。有文集《心中的风景》《时间之箭》《时间的压力》《时间会说话》等。有小说《天堂里的牛栏》《草民康熙》等。作品选中学语文读本、大学语文等。以《时间的压力》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另获钟山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等。

屈原：在帝王师与婢妾心态之间

夏立君

节录自《时间的压力》译林出版社2017.12.

节录自《钟山》2016年第3期

◎忠君是他永远无法醒来的梦魇。忠极则恋，恋极则怨，恋与怨正是一体之两面。

◎婢妾心态，曾遍布历史，遍布朝野，当然亦可以遍布现实。给你一个婢妾环境，你就有可能为婢为妾。甚至，已经有不必为婢为妾之路可走了，而有人却仍甘愿，甚至努力争取为婢为妾为奴。

屈原留给历史的最后表情是委屈。

屈原被深深地委屈了。历史完全承认这一点。

满腔忠贞、满腹委屈的屈原，行吟泽畔，行吟于遍生橘树的楚国，走进历史深处，走进一个水气淋漓的节日。

这个节日就是端阳节。

从历史来看，民众将情感投向哪个人，还真不是宣传教育的结果。

屈子来了。他之来，不是为了加入已有的合唱，而是开始了独唱，开始了水气淋漓、芳香扑鼻、凄美绝艳的独唱。似乎没有任何征兆，任何铺垫，中国第一位独立诗人横空出世，大放悲声，哽咽难抑，草木为之生情，风云为之变色，神灵为之驱遣。《离骚》《天问》《哀郢》《怀沙》……一章章吟完，投江自尽。屈子死了，楚国亡了。屈子投江激起的这轮涟漪，渐洇渐大，很快，屈子便化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根最敏感的神经。

中国第一个独唱的诗魂痛哭登场—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八方有灵，四顾茫然，“东一句西一句地上一句天上一句”（刘熙载《艺概》评《离骚》语），自言自语，绵绵无尽。他似乎将我们带离了历史、生活现场，进入一个似真似幻、婉转浩瀚、芳菲迷离、匪夷所思的世界。而这一切竟是因为他承受着超常的现实重压—君昏国危，党人跳梁，朝政日非，宫阙日远，他一再被疏被逐，无助绝望日甚一日。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橘颂》

世浑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

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怀沙》

屈子的人生，从明媚《橘颂》欢快出发，至黑暗《怀沙》痛苦而止。

屈赋楚辞，除《橘颂》《国殇》等数章外，大多篇什皆示人以众芳芜秽、日暮途穷之强烈意象，《怀沙》则是无路可走后的绝命词。屈原对死亡有长久的预谋，死之意愿贯串于疏远流放全过程。对屈子来说，死是他最后可以使用的工具。“明告君子”中的君子指商代投水自尽的彭咸。在《离骚》等作品中屈原先后七次郑重述及这位古贤，《离骚》最后两句决绝地说：“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意思很明白：我必会效法彭咸。这个时候，他尚在壮年。屈子是作为自觉的牺牲者，走上祭坛的。

《橘颂》被视为屈原最早作品。屈原正当青春，受到与他同样年轻的怀王重用。屈原以遍生楚国凌冬不凋的橘树自喻，扎根祖国，自信豪迈，阳光明媚，与天地、诸神、君王及社会高度和谐，显露出强烈的使命感。《橘颂》表明，屈子是一赤子，楚国的赤子。赤子面临相对单纯局面时会如鱼得水，能按他既有的人格结构勇猛精进。当局面复杂化、异己化，则必会陷入困境。屈原此后的人生正是如此。他把赤子人格坚持到人生终点。

《橘颂》已显露屈原好修求美、自高自贤端倪。同时，屈原有执着的“美政”理想，希望辅佐君王成为尧舜般的圣王。既深深地爱惜自己，又殷切地期待君王与朝廷，这可视为屈原赤子人格的核心内容。不能实现的爱惜和期待，最终只能是毁灭。

至《离骚》，这一人格特征更加突出。《离骚》开篇赞美自己的出身和生辰后，接着一再申述对美质修能的不懈追求，一再表明对时光飞逝的焦虑。他的根本愿望，就是为怀王、为楚国尽力，并能确立个人“修名”。可是，随着楚国政局的恶化，屈原越是坚持此人格追求，与楚王及朝中党人的对峙便越紧张。怨恨怀王的同时，他强烈谴责党人：“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国家即将倾覆的可怕局面就在眼前，“恐皇舆之败绩”便成为屈原心头时时悬着的噩梦。

注重修身、自高自贤、以道自任，傲视王侯至少是平视王侯，包括孔、孟在内的先秦诸子皆有此气象，只是程度、风貌各不相同。这是那个伟大时代足以令千古唏嘘的特征。屈原正具此气象。《离骚》开篇介绍完自己后，即豪迈地说：“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为王者师的气度十足。屈原总是比他人更极端。屈原一再申明：“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是不可改变的，宁愿死。屈原与楚王及党人难以调和是必然的。

失意臣子屈原只能无路可走。越是绝望，越是把唯一希望投向君王。长期以来，他一直企图以心目中的圣王尺度引导塑造楚王。屈原的“恋君情结”是强烈的，君却不恋他。屈赋中处处交织着对怀王极恋又深怨之情。忠君如用情的屈原，所向往的君臣关系类似于亲密无间的“情人”关系。忠君是他永远无法醒来的梦魇。忠极则恋，恋极则怨，恋与怨正是一体之两面。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爱情，虽然未必能持久。当其他感情达到一定强度时，亦会呈现“疑似爱情”的状态。屈原这种“疑似爱情”既强烈又持久，堪称亘古一人。屈赋中屈原反复开始他上天下地“求女”征程，无不以失望失败告终。但是，屈原却将自己的“单相思”义无反顾地进行到底，大约令正宗爱情也望尘莫及了。面向君王的这一“婢妾心态”，有深刻的政治及心理原因。忧患极深、心事绝大的“失恋臣子”屈原，就这样把浩瀚无际的诗意、至微至巨的意象与匪夷所思的“疑似爱情”融会在了一起。真是难煞了一代又一代解骚者。

后世文人臣子特别乐于营造“求女”意象的传统，不能简单以为是对屈原“求女”意象的效法。以婢妾心态对君王绝非屈原发明。只要存在绝对权力，臣属对君王产生婢妾心态就毫不奇怪。极而言之，只要有人被赋予能决定你一切的权力，你就极有可能以婢妾心态款待他。多少人灵魂早就跪下了，却并不自知。屈原以婢妾式的诚挚劝楚王，但他从未完全跪着。屈原的救国愿望，只能寄托于最高统治者。忠君是绝望中的希望。摆脱婢妾心态其实很容易：缓释爱国之情，出走他国。屈原不是不明白，只是做不到。

当代有些学者，以现代心理学、病理学解读屈原，时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发明。但不把屈原放在楚国、放在那个时代，只就屈赋中的一鳞半爪，就得出屈原是恋物癖、同性恋、双性恋、易装癖、精神病患者等结论，实在比《天问》更具想象力。屈原长期身处逆境，备受磨难，身心俱疲，丧失健康，时常陷入病痛或神思恍惚状态，是可以肯定的，其文之恣肆、迷狂、瑰异风貌应当与之相关。就是说，某种程度的精神异常在促使屈原精神能量的爆发、创作能力的强化上，可能起了作用。但屈子坚贞人格始终未曾分裂崩溃，心智未曾瞀乱失序，也是可以肯定的。屈赋为证。《怀沙》表明，屈原投水之前，彻底绝望，同时高度清醒。他之从容就死，就剩下捍卫人格或殉道、殉国这种作用了。屈子之死是屈子经营最久用情最深的一首诗。

屈原的“天”塌了。

《天问》系屈原晚年之作。全诗一百七十二问，疑至何处，问至何处，只问不答，问就是答。全诗不讲文采，不事修饰，问天问地，问古问今，问他这痛苦的此生。屈原似乎是在宣布他曾有的“天”塌了，类似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尼采疯了，屈原赋《怀沙》后投水了。令屈原成为疯子的压力比让尼采成为疯子的压力或许更大，但屈原没有疯。葬自己于楚国水土，屈原最终只能做此事了。《怀沙》，有情屈子写给无情世界的绝命辞；死，绝望屈子唱给深情自我的歌。

惟郢路之辽远兮，

魂一夕而九逝。

——《抽思》

屈原之后，随着以儒为主、儒释道融合格局的形成，中国士人的人格、情绪得到驯化、平衡，少有屈原式的悲剧英雄了。

屈原代表了人类困境的一种类型。“魂一夕而九逝。”屈原说，在流放地，他的梦魂一夜奔往郢都“九次”。用“忠君爱国恨党人”来概括屈原的精神世界，应该无大错。君、国、党人、屈原，形成一个无解的困境。他那“一夕而九逝”之魂，想的是存国，存国，还是存国。忠君？他不能不忠君，国家存亡系于君王一身。君昏国危是逼到眼前的现实。他对君的忠、恋、怨、愤即婢妾心态，全部根源于此。

屈子的悲剧深刻又彻底。可以说，悲剧成全了屈原。当然，这是今天的解读，而非屈原的自觉。屈原是自觉的牺牲者，而非自觉的诗人、自觉的文化创造者。所谓“自觉时代”是后世历史的认可，屈原并无这种自觉。屈原追求的是楚国统一天下、楚国常存以及个人成就“修名”这一“喜剧”，而不是做“伟大诗人”。人，不论伟大还是渺小，自觉进入历史的可能性极小。

读到余秋雨解说屈原的文章《诗人是什么》，文中有此一说：

在后世看来，当时真正与“国家”贴得比较近的，反倒是秦国，因为正是它将统一中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形成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之中国”。我们怎么可以把中国在统一过程中遇到的对峙性诉求，反而说成是“爱国”呢？

有人也许会辩解，这只是反映了楚国当时当地的观念。但是，把屈原说成是“爱国”的是现代人。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作为诗人的屈原早已不是当时当地的了。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恒性因素搓捏成一团，把局部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总是把速朽性、局部性的因素抬得更高，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误区。

……当年的“国界”，早就被诗句打通，根本不存在政治爱恨了。

作者将多种莫名其妙因素“搓捏成一团”，文意看似曲折，实则甚明白：秦亡楚，楚速朽了、局部了，“政治爱恨”化为尘烟，所以屈原爱国说很荒谬无道理。这一思路如成立，人类将难以找到“爱国者”。宋亡于元，版图扩张了不少，国界也被打通了，该也算“对峙性诉求”？与作者高见恰恰相反，“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具体的国家、朝代、党人往往是速逝、速朽的，真正的爱国精神绝不会速朽。试问：古今中外哪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形象不是在某种“对峙”中

确立的呢？屈赋楚辞的每个字都浸透着屈原钟爱楚国的血泪。屈原正是因此才超出了“当时当地”，成了中国的、世界的。屈原不论生于何国，如果他抱持那种精神，进行了那样的创作，不论其国家存亡，他都一定是不朽的。再说，屈原爱国说怎么是始自“现代”呢？自汉至明清皆说屈原忠君爱国。君权时代，忠君爱国难以区分。王夫之干脆将屈原忠君说换成忠国说。

真正的文化一定是从泥土里、血液骨髓里生长出来的，不是嘴皮子吧嗒出来的。屈原无“文化”，头脑很清楚，爱楚恨党人，一点不含糊。“政治爱恨”一定是具体的、时代的，真实的“国界”也一定不是诗句所能打通的。“诗句打通国界”只能当一句诗来看。不可否认，屈原“爱国说”有后世包括现代人附会堆垒的成分，这是许多古人共同的命运。但他爱楚国却是无法否认的。从余氏话中自然可推出又一层匪夷所思的高见：我并不否认屈原爱楚国，但爱楚国能说是爱国乎哉？如屈原爱的是后来统一了天下的强秦，其爱国说才能立得住脚。呜呼哀哉不亦乐乎！爱国与否竟然也以“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一江湖原则来判断，似乎又难以用走入“误区”来理解了。

可以批评屈原的愚忠、婢妾心态，可以惋惜屈原没有诸子的达观，但一个中庸玲珑、朝秦暮楚、蹀躞有术的屈原一定不可能完成伟大文化创造。现实困境中的屈原，最强烈的向往一定不是靠写诗“打通国界”留名青史，甚至也不是文化创造，而是存国、存国、存国。屈原伟大的文化价值是后世的历史的认可，若以这一认可来否认屈原为爱国者，或认为若承认屈原为爱国者就贬低了屈原的文化价值，这无疑极端荒谬。屈赋楚辞的文化激情与其爱楚国之情密不可分，这两者在历史在现实中皆不构成普遍性因素与局部性因素的关系。将其这样划分，不但很难说是理性思维，甚至可说是不通情理。屈原显然扮演不来“文化蹀躞家”角色，蹀躞于齐兮，蹀躞于鲁，蹀躞于秦兮，蹀躞于楚……

婢妾心态，曾遍布历史，遍布朝野，当然亦可以遍布现实。给你一个婢妾环境，你就有可能为婢为妾。甚至，已经有不必为婢为妾之路可走了，而有人却仍甘愿，甚至努力争取为婢为妾为奴。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自古士人，心头想的不过是把自己卖出去，交易即使成功，在重重黑幕后面坐庄的却永远是帝王。唐太宗看到新进士子鱼贯而入，兴奋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他的潜台词应该包括：我终于可以让这些“英雄”为婢为妾了。交易从没有以平等为原则。

婢妾心态，这一定不是屈原与生俱来的。

数千年间，屈原给了我们极宝贵的文化营养。这种营养不可或缺。可是，数千年间，王逸、朱熹们反复欣赏玩味并企图加以利用的实际是屈原的婢妾心态，以婢妾心态为主体人格的人看到的全是婢妾心态。婢妾心态不是屈原的主体人格，是屈原人格被扭曲掉的那一部分。婢妾心态为屈原走上自杀之路加了一把劲。屈子自杀，他该是想把那婢妾心态也杀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