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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跷传略


来源:遍地文学 作者:王安忆

文|王安忆一都叫他阿跷,真名实姓倒忘了。他生下来的时候,也是好样儿的,和一切婴儿一样,红红的,皱皱的,四肢很整齐,虽是小,该五个,该一双,分明是一丝不差,哭得也洪亮。后来得了小儿麻痹

文|王安忆

都叫他阿跷,真名实姓倒忘了。

他生下来的时候,也是好样儿的,和一切婴儿一样,红红的,皱皱的,四肢很整齐,虽是小,该五个,该一双,分明是一丝不差,哭得也洪亮。

后来得了小儿麻痹症,连日高烧,没死,活过来了,却留下了后遗症:一双腿细细弯弯的,成了外八,虽不拄拐,可走动起来,摆动的幅度却大,叫人看了,又好笑,又吃力。他自己是习惯了,走得又快又熟练,还能跑。跑起来,两臂一旦摆动,手指可以轻松地碰着小臂内侧,颇像鸭子划水,这也是小儿麻痹症给他留下的。

父母总觉得是自己的罪过,对他就抱歉起来,一味地宽容。小小的时候,他和弟弟一并犯下过错,打碎一摞碗盏,弟弟被罚跪在门后搓衣板上,而他则只轻轻地挨了一记“毛栗子”——食指或中指的第一个关节在脑袋上磕击一下,就赦免了,放他出去撒野。和邻居孩子有了争端,无论谁错谁对,一律护着,还说:“他是跷脚,他能怎么你?打你,还是踢你?连站都不稳呢!”父母叫他“跷脚”,是当作昵称来用的。他从小听惯了这样的叫法,也觉得自然而亲切,只认为自己的名字本就如此。

邻居们虽也惋惜他,先还让着几分,可是究竟忍不了太多的委屈,渐渐的便有了一些怨言。说起来也是,跷脚总不是众人之过,天下也并非唯独跷脚不幸,别人四肢虽健全,或许也还有别处的伤痛,总不能都对他一个谦让,都让他一个方便,都向他一个赎罪。渐渐的,就对他平等相待起来,逼急了也会说:“跷脚,你小心,我不饶你,跷脚!”虽是听惯的叫法,他却也能听出区别,就要翻脸,或是骂:“我操你妈的!”或是吐唾沫。人们一边躲着一边笑道:“难道叫错了?你不是叫阿跷吗?你爹你娘不都是这么叫你?”他说不出话来,只得悻悻离去。过了半日,却又没事似的走过来,笑吟吟地送给小孩一粒糖,又殷勤地叫:“阿娘,饭好了,我帮你开锅盖啊!”人们自然是谢,他则窃喜,原来他在那糖纸里包了一块肥皂,在饭锅里撒了一把粗盐。想象着阿娘急得跳脚,小孩失望得哭,他感到无上的得意和快乐。这么一得意,一快乐,不觉宽大了许多,不再计较人们对他的称谓,却越发的为非作歹。弄到后来,连父母都有些不耐,却改变不了他在家中经久习成的地位。吃饭,唯独他可以把一碗荤菜拖到跟前,凑着菜碗大嚼,无论头上挨多少下竹筷的敲击也不放碗。晚上乘凉,他早早占据藤靠椅,待到父亲用蒲扇拍蚊子那样的拍,才肯出让。

上小学那年,正逢“文化大革命”兴起,父母自然是有资格参加“革命”的——父母是工人不说,祖父母也是贫苦人民,是苏北逃难过来的渔民,在闸北用芦席卷起滚地龙栖身,然后才修起了这两间草房。一家七八口,便在这草房里住着,孩子就在阴冷潮湿的泥地上爬着长大。他们不革命谁革命?父亲在“革命”中,结识了一个房管局的战友。一次武斗中,掩护了那战友的撤退。事后,那战友非请父亲吃饭不可,聊表心意。实在推不过,就去了,是在一个极其高级的大饭店里,极尽天下之豪华。吃的喝的,全是叫不上名字的,上的菜,一道两道也数不清爽,杯盘碗盏锃亮,耀得眼花,一整个晚上都像在做梦似的。父亲吃过之后,心里十分不安,总觉得自己所作所为配不上这一番盛情,也想回请。可是又有点惭愧,怕薄了客人。母亲却说:“地方是破,坐是要受点屈,可是吃,我们不会亏待。再说,总也是一片心啊!”父亲这才下了决心,请了人来。

客人在潮湿阴暗的小屋里吃着酱油味儿很浓的苏北菜:狮子头,红烧蹄髈,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他要给父亲弄到一间整齐的房子。他说话是算话的,第三天夜里,就送来了一把钥匙。

于是,在阿跷上小学的那一年,他们全家搬到了最最中心、最最繁华、最最“上海”的淮海中路一条新式弄堂里,一幢双开间房子底层,一间朝南的大房间。房间里,另有一门通向小花园,小花园里有一扇铁门,门闩用粗铅丝牢牢地拴住。当父母兄弟们忙着拖洗地板,安置锅碗瓢盆的时候,他便全力地对付那粗铅丝。他找不到工具,只找到半块砖头,就用砖头砸,用手拗,用牙咬,手上出了血,才把铅丝解开。而门闩已经锈住了,又花了好大的力气,弄了一手一身的黄锈,才拉开门闩,推开了门。铁门沉重地响着,推开了,外面是宽阔平整的弄堂,正对着前排房子的后门。他有些失望,无趣地拉起大门,要退进去,却看见斜对面后门口蹲了一个小孩,白胖得像用面粉揉出来似的,鲜嫩极了,他不觉微笑了一下,想去摸摸,就朝前挪动了步子,不料那孩子忽然站起来,惊叫了一声,跑进门里,后门“砰”地关上了。他目瞪口呆地站着,半晌没回过神来,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心里的温情也消退得无影无踪。

然后,他上了学校,有点畏惧。望着那些穿戴颇为齐整的孩子,深觉得闯入了一个不该属于自己的世界,而且不敢贸然吐口,因为怕露出了苏北口音。在原先的地方苏北话是第一语言,若是有非苏北籍的孩子,也必须学会了苏北话,才被接纳。而在这里,大家都说着悦耳的上海话。他觉得自己那么的和人两样,觉得很孤单。下了学,他总是提着书包和语录包,急急地回来。回来也是寂寞。弄堂里,门都关得严紧,很少有孩子在外面玩,偶尔会有一两个露头,也远远的,自己玩着,轻轻地说着,大人一声叫,就不见了。他扫兴得很,可是很快就振作起来。弄堂里传来剧烈的打门声,开进来一支红卫兵。门开了,红卫兵杀进去,他随着也要进,门口却有红卫兵把着。他向他们解释:“我是红五类。”没有人听他,他只得倚在墙上挖着鼻孔。里面传出呵斥声和玻璃器皿的破碎声,惹得他心痒难熬。灵机一动,他往上一跳,抓住垂下来的夹竹桃树枝。然后,双脚对着墙一阵乱刨,上了矮矮的围墙。不料却叫墙上五彩的玻璃片扎了手。“操他妈妈的!”他骂着,终于找着了他应该做的事,折了一根树枝,“啪啪”抽打着玻璃,溅起五彩缤纷的碎片。直到墙头一圈玻璃全都敲光,才丢下树枝,吐了一口长气,心里感到了充实。他骑在墙上,看着里面翻天覆地,感到无穷的快乐。

从此,他便觉得自己本来无须畏缩,无须战战兢兢。再说,上海话他已操纵得较为熟练,他开始渐渐地打入学校和弄堂的生活中去。别人玩,他就站在旁边看,并不站远,时时叫人想起他。他更显露着他所熟悉的而他们所陌生的游戏,吸引着别人。他渴望着和人们在一起,毫不量力地争取着一切和人们在一起的机会。他千方百计捉来蟋蟀给同学们玩,将父母回家来讲的车间里那些粗俗的笑话讲给同学们听,以博得好感。有一次,他居然参加了“捉人”的游戏,而他一跑动起来,周围的人便笑了,笑得蹲到了地上,连路上的行人都站住了看他。他停住了,人们还笑,他继续跑,人们更笑了。有的竟躺到了地上打起滚来。一时上,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有点窘,又有点委屈,却忍着,并且和大家一起笑了起来。大家都快乐地笑着,谁也没发现他眼里的泪光。

后来,军训课上,要比赛短跑,就有个调皮同学举手推荐他。轰然大笑。老师怒斥过后忍不住也笑。他便不好有别的表示,只能跟着笑。就有人窃窃私语:“他的皮很厚。”军训课以后是政治课,大家回到教室,那个同学要削铅笔,卷笔刀里却牢牢堵着一节蚯蚓,吓了一跳,扔去很远。想想又不甘心,抖着手拾起来交给老师。不料老师比他还胆怯,一甩手,扔了。扔得更加彻底,直扔到窗外。窗外是马路,人来车往,找都没处找。老师以为是那同学恶作剧,那同学又说不清缘由,只得哭了。

放学回来,他欢欣鼓舞地踢着一块石子往家走,不料却听前边一声惊叫,倒把他吓了一跳。抬眼看去,只见两条白藕似的小胖腿,努力交替着向前跑去,他不由紧追而去。那小胖腿交替得更急切了,快又快不了,一下子绊倒在地放声大哭起来。门里走出大人,抱了起来,一边抚慰,一边斥责:“你为什么吓唬小孩子?小孩子被你吓出毛病怎么办?”

他这才明白自己的威力,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使用这一手段,进行威胁,颇见成效。

其时,他的顽劣已使他父母越来越不耐,越来越将本是出于怜悯的一点衷心转移到其他健全的孩子身上。他总是不动声色,家里却时常发生奇怪的事情:父亲那本珍贵的《毛泽东选集》袖珍本不见了,待到翻江倒海地找遍之后,却见在枕头下边安详地躺着。母亲那把牛角梳上已经很少的齿子不知不觉地日益少去。与弟弟抢东西吃,弟弟总是抢不赢他,只有哭。哭了,父母就一起出动,追打着他。他闪电般地跑出门,跑到弄堂里,父亲停住了,他也停住,回身挑逗般地一笑,龇出颇整齐的白牙,父亲便咬牙骂道:“你个赤佬!你个阿跷!”

逐渐稔熟起来的邻居们也跟着唤他阿跷,他总是坦然,由人叫去。可是不久,弄堂的阴沟便堵塞住了,漫了一弄堂的臭水。请了房管处修下水道的工人来,掏出一大堆破布烂菜叶。人们互相埋怨着,张家怨李家不当心,李家怪王家懒惰,吵成一团。谁也没看见,不远处的门口,蹲了一个人,镇静地挖着鼻孔。他慢慢地站起身,从人群中间踱过,人们不由静住了一会儿,看着他向弄堂口踱去,然后有人轻轻地说了一声:“坏坯!”

他没有听见,径自走去,走到弄堂口,坐在街道花园里,望着人来车往的马路,见有长得好看的女孩子走过,便从地上拾起石子扔去,有时扔不准,有时则很准,那女孩便惊叫一声,转着身子,四面望过来,望到他时,他正俯着头,专心地朝一只蚂蚁吐唾沫,妄图淹死它。

由于时常在弄堂口坐着,慢慢地结识了隔壁弄堂的调皮孩子,慢慢地又交上了朋友,至死不渝。一个个都跟随着他,为他的刁钻古怪而折服。那都是些比他小得多的孩子。也只有这样小的孩子,才能服从于他。不过,站在一起倒看不出他们年龄的差别,他似乎很难长大了。虽然已经读上了中学,可却仍然像个十来岁的孩子,矮而瘦弱。面色青黄。手臂脚杆,芦柴棒似的。知情人却知道,他那手臂脚杆,虽不悦目,却是十分管用。而自从有了手下的兵,他便不太劳动腿脚,光是坐着,教唆小孩子去袭击好看的女孩子和好学生模样的孩子,再就是百般地调笑一个淮海路上的精神病患者。只在关键时刻,他才亲自上阵,那便到了全剧的最高潮了。他一撒腿,双脚便不可思议地从膝盖以下分向两侧,大幅度地摇摆着,前后一二公尺不能近身,双手则碰打着小臂内侧,加强着声势。于是,敌军四下逃窜,而他们则拍手称快。为了能够时常享受这欢乐激动的场面,他的部下有时会夸大敌情,促使他上阵。他心里明明清楚,却并不推辞,因为这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满足。

慢慢的,小孩子们都长大了,高过他一个或半个脑袋,身体也很壮实。光看身体,都说他是弟弟,他们是哥哥。可是看脸,却看出了他的年纪。青黄的脸上似乎不那么平展,细看,并没有什么褶皱,可总令人觉得皱巴巴的苍老。长大了的孩子们慢慢地识破了他,不屑于与他为伍,一个两个地离开了他。各人有了各人正经的事情,见了他,有时像不认识似的,迎面而来,擦肩而过。他便在心里骂一声:“我操你妈妈的!”依然不足以解恨,就又附上一把黄沙。

待到中学毕业,他还脱不了一个十岁孩子的形状,拿他没奈何。

这一届毕业,虽不再是“一片红”,可是传说很多。同学们惶惶不可终日,唯有他最笃定。即使是两片红,三片红,十片红,天王老子都不留,也得留他在上海。他是注定在上海的,他注定是要将上海人做到底的。看着别人沸沸扬扬,他很得意。

他被分配进一爿街道生产组里,做绕线圈的活儿。可是,事实很快证明了他那双手不能胜任这种细致的工作,就派他专门给人送料,再把人家做好的线圈搬走,这倒比坐着绕八小时线圈不厌气。他每日就在几个工作台之间走动,认识了许多人,大多是姑娘,而且也有颇不难看的姑娘。她们都叫他阿跷,叫着倒并不刺耳,还有点喜欢被她们嗲声嗲气或者凶声凶气地叫着。不知是由于他形状像个孩子,还是由于他的残疾,姑娘们对他并不存戒心,还很亲热,不像她们对那几个电工男青年,矜持得可怕,铁板着脸,叫人不敢斗胆答上话来。她们对他却随和,老和他斗嘴,斗得高兴了,还在他肩上或是背上甚至头上拍打几下,这是很令他愉快的。

自从有了工作以后,家里对他也另眼相看了,第一次发饷,母亲就给他买了一身藏青的卡两用衫,一出门,就有人恭维:

“阿跷,时髦了嘛!抖起来了嘛!”

他只微微笑着,不作答,十分矜持。

阿跷不是没良心的人,对他好,他也对人好,晓得尽孝心。买了三毛钱猪头肉给父亲下酒,父亲居然也给他斟了半盅。有了人对饮,父亲的态度和蔼多了。

这是阿跷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了,可是幸福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

“四人帮”打倒了,游行游过了,鞭炮放过了,开心过了,热闹过了,接下来就要做事情了。

他及他的全家碰到的第一桩事情,便是房子的事情。这房子本是私房,原房主——一个绸布行的老板,日日上房管处去,房管处就来找他们,虽不是日日,却也只间隔三日五日。父亲去找那老战友。不料他正靠边,日夜埋头准备着“讲清楚”,自身都难保,哪还顾得其他。家里商量着,都觉得要搬出这房子,已是大势所趋,正像当年搬进来的时候一样。可是人已经住在这里,总不见得硬赶他们走。他们只有向房管处提条件,房管处答应,就搬;不答应,那就不能怪他们不搬。主意定了,心中才觉得踏实。可不免又有点憋气,总觉得“文化大革命”歇了生产又死人,闹了多日,忽又全部变回来,白闹了似的。再想想,更觉得还是穷人家倒霉,母亲便说,命里只该九升九,走遍天下不满斗。

房管处一听条件,先是瞪眼,然后说研究研究。研究过后再来讨价还价,还不了价,又回去研究;终于同意了,就该是咱们研究了,让他二日再来;又提出新的条件,再瞪眼,再研究,再讨价还价……在这无穷尽的反复中,他们在这房子里捱过了整整一年,那一年里,只想着谈判,已没了过日子的心思。

其时,插队知青纷纷开始回城,一个个昨日还黑脸黄皮的,今天却蹬起了高跟鞋,骑上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飞也似的去上班。他的优越,不知不觉消失殆尽,那套的卡两用衫早已不再时兴,有了拉链衫、青年衫、上海衫,而的卡又牢得没有一点坏的意思,自然就没有理由另换新装。

这时候,不知为什么,姑娘们对他没有远近的打趣也安慰不了他了。眼见那几个电工悄无声息地都有了女朋友,一起进一起出,一起吃午饭,一起看电影,这才觉得空落落的,少了些什么。当他们的女朋友与他开着放肆的玩笑,他们却若无其事,还跟着一起笑,没有一点醋意,这使他非常非常的不满。他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恼怒。他开始厌恶姑娘们的挑逗,要作出严肃的样子,好叫她们稍许收敛。然而,她们是不肯放过他的,千方百计地逗他:“阿跷,怎么不开心?”“阿跷,这么严肃,要入团了吗?”“阿跷,想女朋友了吗?阿姐给你介绍一个?”其实,她们并不比他年长,甚至年幼得多,可是谁都把他当作长不大的孩子。而她们只顾玩笑,忘了他确也有着七情六欲,他确实也想要一个女朋友。给逗急了,他便回嘴:

“我不要你介绍,我就是要你!”

大家便笑:“阿跷噱头好得很啊!”

连那女孩子的男朋友也跟着笑:“让给你,让给你,我是很大公无私的。”

甚至有人把他往她身上推,她就尖叫。

事实证明,这么板着面孔并不会改变什么,只叫别人奇怪,自己也有些吃力,不如豁达一些,随他去。他是想得开的,如若不是想得开,这么些年他就要过苦了。而正由于他的豁达,非但不苦,还时时有些乐趣。

这么想着,他随和起来。反被动为主动,还能捞些便宜。她们拍打他,他也轻轻地还手,手掌里就留下一些温热的回忆。闹得凶了,桌子尽头南窗下的姑娘就会轻声轻气地劝阻:“不要吵了,不要吵了,阿跷蛮可怜的。”吵闹把她的声音早淹没了,他却分明听见了,便要注意地看上一眼。多看了几眼,心里就有些奇怪地颤颤着。那姑娘长得并不好看,却十分白皙。他自己邋遢,却总是为白皙的皮肤吸引,他就对她格外地照应起来。她把线圈缠得粗糙,他就偷偷地换到隔壁的盒子里,然后大叫:“这是谁的活?就这么懒潦吗?”并且高举着展览。隔壁那姑娘就急得大叫:“我没有做过这样懒潦的活!”“不是你,又是谁?”他说着,一边偷眼瞅她。她安详地低头做着活,看都没看一眼,对他的掩护一无所觉。他便有些沮丧,垂下了胳膊。他又见她午饭吃得简单,半盒饭,上面盖了一点青菜,几片香肠,不禁有些怜惜。一天中午,趁没有人,他从裤袋里摸出一个咸鸭蛋,朝她滚过去,说:“给你吃!”不料她惊恐地让开了,身体紧贴着椅背,让那鸭蛋从她面前滚过去,滚落到地上,碎了。那胆战心惊的样子,好像面前滚过的是一颗炸弹。那嫌恶的表情,又好像看着一只肮脏的老鼠。

鸭蛋碎了,他心里居然疼痛了一下,好像也有个什么和着鸭蛋一起碎了。不过,那破碎的感觉随着破碎的声音一起消失了,留下一肚子的愤懑。“不识抬举!”他说道,例外地没有骂“操他”。

近来,他在那些从小就骂习惯的粗话里咂出了非同寻常的滋味。他不明白,自己怎能骂了这么多年却还什么都不明白;他更不明白,自己既是什么都不明白,却怎能骂了这么多年!他兴奋而战栗地想着,这些,原来是这样的啊!这新的发现使他骚乱不已,他变得十分暴躁。只为父亲说了一句:“吃饭声音像猪吃食!”他便把碗给摔了,跑了出来,走在熙熙攘攘的淮海路上,心里感到寂寞极了。他忽然觉得,身边走着的所有的人,都要比他快乐。有人走过去,又回过头来诧异地看他,有人走过来,明明诧异,却不动声色。他骂道:“操你妈的!”不觉又战栗了一下。

每天夜里,他依着想象,依着那些粗话作为字典,编造着一个一个淫秽的故事,来慰藉骚乱不安的心灵,直到深夜。白天是太喧腾了,他没清静编故事,身不由己地卷入那些说笑中去,他就变得十分猖獗,生造出许多不堪入耳的词汇,令人胆战心惊。

工场间的姑娘开始相继结婚,凑礼钱总少不掉他的一份:五毛钱,一块,两块,随着市场物价的增长而增长。喜糖自然也少不了他的两包,每包八粒。糖嚼在嘴里,总有一股异样的滋味,他慢慢地咀嚼着,心里慢慢地升起了一股说不明白的心情,怅然得很。

喜糖的滋味淡去不久以后,她们的腹部便日益显山露水,肚子把裤扣处的开缝裂开来,肆无忌惮地露出衬裤的神秘的花样,令他看了心惊肉跳。而她们浑然不觉,大声交流着那里面的种种动静,有时则将头凑拢一处,将声音压得极低,什么没说似的说着什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再望望那奇异而伟大的隆起的腹部,便只有肃然起敬的份了。

这样,她们倒把阿跷冷淡了许多。阿跷有了静默的机会,难免就要想一点什么。有时候也会想想自己。一旦要想自己的时候,他便发现自己是没什么可想的。喧喧腾腾的一日一日过了下来,在工作桌之间周旋着,寻着别人的开心,又被别人寻着开心。手没一刻闲着,嘴也没一刻闲着,手搬来搬去搬了这么多年,也不知究竟搬的什么零件,安在收音机上的还是电视机上的?嘴说来说去的就更不知说了些什么,又都汇集到哪里去了。往前一点,在学校里,读着几本从来没读通的书,或是坐在弄堂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车和人,不知那书是读作什么用,更不知那些车和人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更往前一点,就要模糊一些了,棚户区挤挤的屋檐下,对着墙根小便,把那蟋蟀淹出来,墙根泡酥了。再往前一点,便什么也记不清了,满耳朵都是“阿跷阿跷”的喊声,或嗔或喜。他想着这些,觉着了无聊,并且升起一股凄凉的心情。他有些沉默了。

偶尔有人想起他,打趣道:“阿跷,什么时候吃你的喜糖?”他便阴沉着脸骂:“我操你妈的!”这骂和那骂是很不相同的,有一股认真的恶狠狠的味道,人们便不再敢惹他,由他沉默去了。

当他沉默够了,渴望着轻松一下,对着一个刚隆起腹部的姑娘说:“我看你的面孔,大约是生不出儿子来的。”不料那女工破口大骂:“我不要儿子,只要生出来脚不跷就可以了。”他很没趣,连“操他”都不好出口,找上门讨骂的。想开玩笑时,却又开不好了,似乎把那玩笑生疏了。有时候,开头还顺利,一句去一句来地进行下去了,甚至于她还打了他一下,他便回手。不料却又回重了,她尖声叫起来,拳头像雨点似的落在肩背上,那已不是玩笑了,他觉得了痛。他耐不住,重重地回击了一下,她却怔住了,瞪着他。他愤怒得几乎变形的脸吓住了她,她再不敢动手,只得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骂:“阿跷,阿跷!死不掉的跷脚!”他忽然哆嗦了一下,在这从小就听熟的称呼中听出了什么,他似乎方才发现这称呼的内容。

从此,他变得十分阴沉,暗暗地怀恨着每一个人,没有来由地怀恨着每一个人。他不再和人玩笑,连一般的话也不太说了,偶尔会冒出一两句话,也叫人不寒而栗,人家都有些惧怕他,不敢惹他,只敢压低了声音议论他。

“阿跷是怎么搞的,变得这么吓人?”

“不晓得,他变得多么吓人!”

“阿跷其实也不小了,有二十了吧!”

“二十五都不止了啊!”

他阴沉着脸从旁边走过,明明听见了,却当作没听见。不过心里倒着实想了一想,自己究竟有多少岁了?很少有人想过他是多少岁,连他自己也没认真想过,只是这么一日一日喧喧哗哗地往下过。他心里思忖着自己的年岁,捧着材料走了过去。他现在走路很注意减小幅度,尽可能保持平稳。可是很难办到,反而走得累了。他向来没觉得走路是个负担,这会儿觉着了。他去和组长讲,要求做做别的活,不用走路的活。组长很为难,她不明白他还能做什么,可又怕惹恼了他。不知为什么,她觉得,一旦惹恼了他,便会非常非常倒霉。好在这时候,有一桩事情无意中解除了她的困窘。上面下来文件,凡是“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中学生,全要参加初中文凭或高中文凭的统考,单位里要给时间补习功课,考不及格要扣除奖金。干脆,就让阿跷脱产补习一个月,参加第一批统考。

他天天坐在家里补习功课了,父母都为他叫屈:“你读不好书又不能怪你,应该怪‘四人帮’呀!”他就要讲:“你这话对我讲有什么用呀!”他这么讲,决不是因为拥护统考,他心里也是怨得很,明里暗里骂过上百个“操他”了。可是他厌烦父母的啰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连自己的父母也恨上了。他以为别的兄弟姐妹都健全,独独他脚跷,这全是父母能做主的事,全是父母的错。所以,他恨父母恨得比其他人更强烈似的。

听他这么一讲,父母就冷笑:“你考得取吧!你是读书的料吧!”

他一火,把桌子掀了。

开始几天,坐在隔壁弄堂里一个汽车间里,听那个四块钱一晚上聘得来的老师讲课,呵欠连天,只想睡觉。低头看书,好比天书;抬头看黑板,画得像八卦似的。暗暗叫苦,心想奖金敲掉是铁定了,横竖没有几块钱。这么一想,反倒定下心来,不打算考了。不看书,不听讲,却陡然来了精神,呵欠不打了,也无困意了。干坐着,倒有些无聊,顺便听了一两句,倒听进去半句一句的;再听三五句,又进去了两三句。阿跷本不是糊涂人,心也灵得很,只不过从来不用心,稍稍放上一点心思,书也是读得通的。反正在家里也没事,譬如无事地看看,学学,也一课一课学下来了,读书本也不是多难的事。这样,也慢慢地有了点兴趣,到了考试这一日,他轻轻巧巧地考下来了,分数还颇不错。回到生产组里,人们看他的眼光就有点变,免不了还要打趣几句:

“看不出来嘛!阿跷还有这等本事!”

“阿跷读书这么聪敏,必定会有前途。”

“阿跷是读书人嘛!”

他不言语,只是笑笑,眼睛里少去了一些凶光。面对着这般的赞誉,他就不太好再闹情绪要求调工作了。继续在工作桌之间搬货送料,走路时尽量缩小动作不说,还极力挺直腰板,注意着风度,因此,更加地感到走路的负担。

其时,开始流行舞会,元旦、国庆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评先进、发奖,样样事情都可以借来由头开舞会。场子拉好了,录音机开响了,大家挤在边边上,围着个空空荡荡的场子,叽叽咯咯笑笑,互相往场子里推,好像场子里不是地板,而是一个水塘,给推的人都拼命挣扎,不幸推了下去的人,来不及地跑回来。然后外边的人一起挡住他,不让他回来,于是他干脆往外拖他们,以求一同下水。

他挤在里面凑热闹,专门推人家,推得很凶,很用力,把人推得踉踉跄跄。音乐放了一支又一支,就是没有人下去,却也没有人走开。他听着音乐,就兴高采烈起来。他喜欢听音乐,无论是激烈的,还是慢悠悠的。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眼看舞会快要结束了,这才有人红着脸壮着胆子,羞答答的又不大情愿地下去,彼此都好像是被对方强拉下去的。开始是一对两对,后来,三对五对,再后来,就渐渐的满了,满得要溢出来了,像小菜场一样了,挤来挤去。不过,在这里撞着了人,踩到了脚,不作兴像在小菜场上那样相骂,都要客客气气地相让才对。

大家都跳起来了,跳交谊舞不算,还要跳迪斯科,两只脚像踏水车似的。阿跷悄悄地离开了舞场,他极力小心地走着,怕碰着了别人,也怕别人注意到自己。他觉得很孤独。

跳舞风越来越盛,连上班,屁股都坐不定了,讨论着三步、四步,什么华尔兹,什么伦巴。

“我看到有两个人,这么样跳,这么样跳。”一个小姑娘做着样子给她对面的小姑娘看。

“噢,跷脚伦巴。”

“跷脚伦巴?”

“你连跷脚伦巴都不晓得啊?”这一个很惊讶,惊讶中透出了藐视。

对面那个踢踢她的脚:“轻一点,阿跷要听见了。”

“我们又不是讲他。”这个不在乎地说,仍然不放心地抬头看了看,阿跷正好站在她边上,收她做好的线圈。她有点窘,喃喃地说:“阿跷,我们不是讲你噢,你不要动气噢!”

“讲我也不要紧的。”阿跷说,倒确有几分真心。

“真的,我们真的不是存心的。”她越发惶恐,涨红了脸,连连解释。

阿跷不响,迈着八字步走了,鼻子却有些发酸,好像眼睛里要流出点什么东西来而又终于没有流出。

新近,上面又翻出花样经,要搞什么“振兴中华演讲”。区里要下面每个工场间都报一个人上来。自愿报名,结果一个人也不自愿,只好让领导点名了,一点点到了阿跷。大家都说:“蛮好蛮好,阿跷可以谈谈上次的统考。”“同意,同意,同意的人举手!”刷地,举起了一片手。“通过,通过,一致通过!”阿跷很愤怒,咬牙切齿地骂着最脏最恶毒的字眼,可是谁都没听见,一哄而散。组长劝他:“大家选你去,你就去嘛,这是很光荣的事。”

“是的呀,是很光荣的事,我是要去的,你等着我去好了!”

“明天你不要来上班了,在家里准备准备好了。”

“是的呀,我是要好好准备准备的!”

“你不要动气呀,大家是好心。”组长有点怕了。

“我晓得是好心,我是要去演讲的,我是要去‘振兴中华’的。”说完,他转身就走,迈着幅度极大的步子,两个喇叭口裤脚管,左右扫荡着路面,走了。

第二天,他真的没来上班,不过并没有准备演讲,而是在床上睡了一天,从小报上看了几篇“碎尸案”“无头案”。第三天,到了工场间,组长小心翼翼地看看他的面孔,问道:“你到底准备了没有?”

“到底准备了,准备得蛮好。”他微微笑着,组长汗毛都竖起来了。

“真的准备了?”她歇口气,又问。

“真的准备了,台上见好了。”

她越加不相信了:“你要是实在不愿意讲,我另外安排人。”

“阿姨,你不要寻开心好吧!昨天我不肯讲,你硬要我讲;今天我准备好了,你又不让我讲了。”

“谁不让你讲了?你肯讲当然最好了。”组长赶紧说,走开了。

这一天,在区文化馆大礼堂里举行演讲会,一大个会场都坐满了,台上挂着紫红丝绒的大幕,灯光打下来,亮得耀眼,台前摆了一排鲜花,争红斗艳,开得正热闹。工场间的人大部分都去了,他坐在忐忑不安的组长身边。组长好言好语对他讲:“不要紧张,慢慢地讲。”

“我不会讲得快的,放心好了,阿姨。”他回答。

阿姨唯有后悔了,可是到了这一步,后悔又有什么用,只好听天由命了。

演讲会开始了,都讲得认真。演讲的人,都穿得整整齐齐,普通话讲得很标准,表情也丰富。越看下去,组长越懊恼,掉头看看阿跷,他倒镇定得很,胸有成竹,不晓得准备了一段什么样的精彩表演。

终于轮到他了。

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若无其事地迈开八字步,向前跨去。他坦荡荡地横扫着,两脚之间的距离足有一公尺宽,两只手柔软地垂荡着,随着身子大幅度地摇摆甩打着。

会场忽然肃静起来,看着他。

他稍稍有些不自在,略有忌讳,开始注意收紧一点幅度了。

全场毕静,无数双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他。

他吃力地收小步子的横宽,微微压下头,看着两只畸形的脚悄无声息地迈在绿色的塑料地毯上。那地毯变得无尽的长,一直通到看不见头的台下。并且,那地毯稍稍向下倾斜,微微的有着惯性推他,他几乎走不稳。他开始后悔不该选择了最后一排的座位,他本想是要得到足够的时间出一场洋相,给演讲会,给工场间开个大大的玩笑。可是,这路多么长啊。而且,那么静,他脑门上沁出了汗珠。

全场毕静,无数双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他。

背上出汗了,汗湿了衬衫,他慢慢地将两只畸形的手握起来,握成拳地走着。可是,这路多么的长啊,而且微微低去,他好像走在一条平缓的下坡上,只有用力把握住脚步,才不至踉跄起来。

全场毕静。

他认认真真地走着,脑子里除去走路,走路,别无其他念头。每一步都花了力气,费了心思。绿色的塑料地毯被他悄无声息地一步一步踏了过去,踏了过去,踏了过去,像一条缓缓斜下的绿色的小径。可是,这路多么的长啊!礼堂高大的穹顶笼罩着他,他感觉到这笼罩,背上有点重。

他终于走到了台下,他踏上台阶,台上幕条后面,有着很多眼睛,默默地看着他,他走上了台阶,走上了台。

灯光耀眼而炽热,他被这耀眼炽热的灯光包裹着,感到窒息。

他站在讲台前,有些气喘,他喘气。

忽然,会场爆发起雷鸣般的掌声,他不由哆嗦了一下,一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掌声像雷鸣,像暴风雨,经久不息,经久不息。

他怔住了,怔怔地站在台上,他不明白他怎么会站到这里来的,不明白他站到这里来是要干什么的了。

掌声经久不息,经久不息。

他被明亮的灯光罩住了,他看不见什么,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只看见罩住他的光亮在扩大,扩大,无边无际地扩大,庄严地扩大。

掌声经久不息,经久不息。

他被那耀目炽热的光亮熔化了,他不知道自己还存不存在了。

掌声停了,会场重新毕静下来,静得连呼吸都能听见,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毕静,他怔怔地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从讲台前转过身,重新走了下来。

他鼻子酸了,嘴角被什么扯动了,眼睛里,终于有什么流了出来。

眼睛里,有什么流了出来,顺着脸颊慢慢地流了下来,流进嘴里,咸咸的,他咽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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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安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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