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主

文|王安忆

我走下小码头，登上船，坐稳了，老大发动马达。船一离岸，新加坡就像一个剥开的石榴，绽出璀璨的灯光。船溯新加坡河向上游行去，岸上的灯，以各种几何体形状，嵌在热带的植物丛里。这些茂密的植物在夜幕前尤显得稠密黑浓，无比幽深，于是，越发衬托出灯光的亮丽，当船从桥下过去，桥上的灯就缀在头顶，开出花来。河岸上，布了沙滩椅，坐着外国人，白种人尤多，穿着热带风情的花布短裤和T恤，坐姿也很随便，就像在自己的家里。桌上点了蜡烛，在不夜的新加坡，谈不上是亮，只是一点一点的活动的斑。有乐声和歌声从耳边吹过，马来族的琴瑟鼓点，在这华丽的夜晚里，增添了旖旎的土风。新加坡的夜晚，真是美啊!这热带的肥水充溢的土壤，一年四季光照不歇，植物永无疲倦地生长，盛开，硬是被混凝土、钢铁、玻璃、化合预制件，规范出一种固定的形状，由电力做能源，发出光来。这光就特别有物质感，特别的丰饶，汁和瓤都饱满。你真不知道新加坡河原先的样子，那河滩的泥和水，还有趴在上头的平房，太阳一当头，满目疮痍。其实，这变迁不过发生在一百年间，可是，身在其中，就不知觉。再说了，有多少人对历史是有知觉的?人在历史跟前，就像盲目的虫蚁，碌碌穿行而过。倘有机会让他们回眸，保准惊呆了眼，想不起是怎么来到这一全然不同的地场。

或者还应该反过来说，历史是盲目地一味地行进，偶一回顾，看见附在它身上的这些短命的蜉蝣竟变成这种形貌，一准也要惊呆了眼。

新加坡河畔的人啊，有多少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又散布在多少个异乡?白得耀眼的白种人，衬着黑黢黢的热带植物，黑黢黢的热带植物，衬着几何流线型的、镶了灯的蕾丝的建筑物，再加上幽微的烛光，土著人的音乐，美不美?你说新加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盛着些什么?岸上的沃土繁殖着灯光，河里的肥水繁殖的是灯光的倒影。船是木头的船帮、船板，老大亦是闽南人的脸相，凹眼高颧，紧腮瘦颊，肤色黯黑，闽南话里夹着英语、马来语、泰米尔语，还有华语普通话。但却是缄默的，立在船尾，手扶着舵，像一座黑塔。波光映在身上和脸上，塔就变成了铜质的雕像。他对历史有多少感受?他简直就像从古代走过来的活化石。他至少是个见证吧!他封存着那许多语言的碎片，好比封存着历史的碎片。有一阵子，灯光特别热烈，几乎要发出声响，泼洒下来，披了一身。眼睛里全是光斑，急骤地跳跃，那已经是光的余烬了。船从石榴的芯子里穿行过去，石榴子晶莹剔透。南太平洋湿润的空气，将什么都加重加浓了颜色，达到饱和度，加倍绚烂。

这一个亮壳子，镶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要从飞机上看，就不可思议，好像天外飞来的飞来峰。其实，在那里边，有着多少年的变迁，都是虫蚁和蜉蝣般的生命操纵的历史，掘啊掘的，终于在蛮荒中开垦出巴掌大的一块。这是如工蚁和工蜂般的智慧灵巧，对生存的理解和对危险的敏感，还有对美观的要求，筑成了精致的巢穴。外面的生物，如何晓得这里面包含的劳动。这劳动甚至改变了劳动者的外形与功能，然后再自行组织与分工，紧紧地锲合成一个坚固的块垒。这又要引用蜂蚁的例子，在它们细小的身躯里，竟有着如此强大的理性，就只能归于“灵”。有了“灵”的一说，便可解释那些盲目的能量，最终抵至合理。听说过“蛊”的传闻吗?南太平洋上的女子，就是用蛊来牵住游子的心，让他无论走多么远，都要回来，吃她亲手调的解药，否则，性命难保。这湿漉漉的风里，就有着“蛊”呢!热带的水土实在太丰腴了，活力跃出物质性的实体，化成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比如“蛊”，比如瘴气，比如种种灵异的传说。许多种催熟的元素，使生物都在疯长，生命力从四面八方膨胀出去，长成怪异的形状。这几乎是不可自主的生命力，弄不好就要消噬自己。有许多物种变异的缘由，其实就是自己吞噬自己。而有时候——这“有时候”的几率可能非常之低，大大低于平均值，就这样，有时候，那格外旺盛的元气突然调整了结构，形成锐不可当的理性，就有了方向。这就是天才的诞生，比如说，李光耀。于是，蜂蚁们的劳作就变为非凡的创造。那些漫游的无边无际的灵异，集成队形，不可思议的生长力就来自于此。

好了，让我们结束这虚空中的漫游，回到实地上，进入某一个局部，也就是工蜂或者工蚁的一格巢穴。这些盲动的生命里，也充满着血肉、敏感的神经系统、富有弹性的肌腱，甚至，发达的表情肌肉。这使他们有着完整生动的形，而且，性格各异。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被那些上了岁数的脸和身体吸引目光。这些脸和身体有一种篆刻的金石感，那种刀刃使劲划下石面，崩裂飞溅的印痕，那是与外部环境直接接触所造成的形状。年轻一代，由于空调机的产生推广，阻隔了压力，所以外部就变得光滑，他们几乎一律是白和丰腴，衣着鲜亮，鞋帽整齐。你再少见那种黑瘦、表情严厉、带着些痛楚的南洋少年。这些典型的南洋少年都已长成老年，很老很老，行将就木的老年，他们已经定了型，也定了性格。人种遗传在他们还相当鲜明，来自沿海一带族群，轮廓较深的生相，与中国内地中原往北部，更大多数的蒙古人脸相大不一样。由于受热，还有受苦，他们的咬肌常是很紧，颌部也呈紧张状态，是忍耐的表情。眼睛在眉棱后面发着灼热的光，多少有些热迷糊的、类似高烧病人的光。他们到老还是瘦和黑，四肢裸在宽大松垮的短衣短裤外面，以倔强的姿势划动，脚上大多一双木屐。在年轻白亮的人群里，他们都显得孤寂，甚至乖戾。可还是他们有性格，因此不可兼容。

历史是要一长列来看的，个人在其中占的份儿，肉眼看也看不见。所以，这些有性格的老一辈，其实就是如今的冷空调中养出来，在跨国公司写字间大楼上下班一族的活动的蝉蜕。他们有棱有角，满是气候、社会、生活尖锐的刻画，在这表面之下，是榨干，或者说抽空的生命力。他们只是不透明罢了，里边是一片虚无。那壳子的质地太过结实了，生生是磨厚的，如同茧子的形成。可就算是躯壳，也是有性格的躯壳。这些躯壳，还惯性样地保持有某一种动作，是经过许多种演变，最后留存下来的。至于是什么样的演变，可不好猜测，许多变更都来自偶然的机缘。比如说，蚕变成蛹。谁知道是什么激发了这一个变异的形式。可能只是一桩不经意甚至无聊的因素中途加入，改变了蚕这一种族的全体性质，使它们从此成为一种有益于人类文明的昆虫。当然，对于它们自己，却蹈入了衰败的命运。它们如此寿短和利他，沙沙沙吃着桑叶，就为了最后一个劲儿地吐丝。大约本是要摆脱某一种束缚，获得光明，不料却将自己封闭在黑暗中。它们预料不到事情的变化，只是遵从原始遗留下的本能，这本能已简约成机械的动作，就是吐，吐，吐!

在我眼前的这个老人，穿了南洋风味、图案缭乱的花布衬衫，束进西装长裤，脚上的木屐已换成牛皮凉鞋，雪白的头发齐齐往后梳去，鼻梁上架一副金丝边眼镜。他的轮廓较深的脸相，有一点像马来人或印度人。他不过是越洋的第二、第三代人，祖上从未有过与异族通婚的事实，可他真有一点像呢!大约是地理、气候、食物所造成的，还有，中国内地沿太平洋内海一带的人种，追根溯源，说不定这里那里，是有着一些关系。这样——对了，再有，他基本不说话，只是微笑，这样，看上去，他就像一个印度学者，专门研究东方神秘主义哲学，他的思想沉浸在富饶多彩的精神世界里，就像恒河那样的地方。可是，你只要看一眼他裸在衬衫短袖外面的小臂，上面藤一样的筋络，就会知道，他不是。他简直就是一名水手，或者码头上的卸货工人，或者胶园里割胶的、砍椰子的，凡是在这热带国度的蛮荒时期，所能有的营生，看起来他都搭上过几手。他的手，爬了筋络，黝黑黝黑的，没有专门的技能所留下的特别记认，而是东一点、西一点的出力和控制，形成杂芜的痕迹。这痕迹并非具体可辨，是合成一个整体，全部呈现互相冲突又互相融合的形状。骨节朝不同方向突出，看上去就扭曲着，似乎无法协调合作，其实呢，在它们笨拙的动作之下，有着意外灵巧的效果。就像此时，他拈起餐桌上薄薄的一张纸餐巾，另一手握着一个铅笔头，这铅笔头，小得完全消失在他手的掌握中，可铅笔芯分明写下了一串阿拉伯数字。这一串数字，谈不上好看，可对于一个目不识丁的人——你很难想象吧，一个“神秘主义哲学的印度学者”竟然目不识丁，就是这样，千真万确，对于一个目不识丁的人来说，能握笔就算不错了，这串数字至少还是清晰的，而且，还有着一种质朴的工整，那往往出于目不识丁者对书写的崇拜之心。这样顺手拈起一张纸写下一串偶然遇见的数字，就是眼前这位老新加坡人的惯性动作。你要问他为什么?他只神秘地一笑，显得十分深奥。可你要再多留神一会儿，答案就来了。答案就是，六合彩。

凡进入眼睑的数字，比如说我们这时所在的餐室，我们的餐桌号，菜单上的价码，开来账单上的钱数，开餐时与餐毕时的几点几分，抑或只是某人随口说到某一件事情带出来的一个数字，都被他即刻抄写在纸上。这纸有时是桌上的纸餐巾，有时是筷子的封套、牙签套，再没有可攫取的了，就到他的包里去翻。他的那个包，斜挎在胸前，可是包罗万象，里面什么都有：眼镜——他虽然不是“印度学者”，可也有用得上老花眼镜的时候，比如写彩票和看彩票，龙虎牌万金油、汗巾、钥匙——是用一根长链拴在包带上，一是防止遗失，二还是防止开过门后遗忘在锁孔上，这比遗失还糟糕。再有茶杯，裹在塑料袋里的茶包，家人，尤其是孙辈的照片，插在柯达胶片免费赠送的小相片册里，几张名片，上面的人名是谁，恐怕都想不起来了，报纸的剪报，内容不一，有关于某桩刑事案件的报道、婚丧启事、总统告全国公民书、专业人士谈话……全循了文章边缘曲曲折折小心剪下，也体现了目不识丁者对文字的崇拜。还有融了一半的巧克力，这是随时要拿出来送给小孩子吃的，一架旧的电池用光的电子计算器，是儿子淘汰了的，旧手表、旧打火机——这于他都没什么用途，全是出于惜物的心情，凡来自物质匮乏时代的人共有的习性。在这一包杂七杂八的东西里边，会有一些纸张，写着小孩子幼稚的笔迹，是孙辈们的作业纸，他就在那背面，或者空白处，写下他所接触到的一切数字。

他自己也许都不知道，可我们知道，他是以为这些不期然相遇的数字暗藏着机缘，否则怎么解释为什么是这样排列，而不是那样排列?为什么是他遇见，而不是别人遇见?他将这些数字填入六合彩彩票，投出去，就好比向茫茫大海投去一个漂流瓶，不晓得有没有机缘再相遇了。他从来没有中过一次奖，我敢说。他就是属于六合彩概率发生中的那个基数，是其中忠实的一分子，不断地向六合彩输送着底金。我还敢说，他也没有期望中彩。不是说过，写彩票已经成为他的惯性动作?他只要是这样写啊写的，便完成功课了。在座的亲友小辈都拿这件事与他玩笑，假设他中了头奖将如何分享。他一点不生气，还以微笑。他的微笑比其他所有人的都含蓄和深刻，所以才说他像“印度学者”嘛!气氛很轻松，谁也不会记得，掩埋在这玩笑底下，极深极深的底下，那些激烈紧张的场面。这就是历史的深邃了，它把不堪的过去，推向时间的黑暗幽密，完全遮断视线，于是变成可以承受。谁愿意退回去，重现那伤人的场面?把最后一点买米的钱扔在赌注上，输得精光。也不是什么有名堂的赌，不过是孩子气的，用几块石头或者一枚铜钱，在泥地上扔来扔去。买米的，一家老小眼巴巴望着的钱就这样没了。他——这老人，远不是印度学者的模样，而是一个剽悍的水手形象，金属一样的骨骼，几乎要发出响来，脸形端正，眉眼的形状相当秀美，秀美到有几分轻薄了。他脸上带着笑，不经意的微笑，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两手空空，既没有钱也没有米，回到家不晓得会遇着什么悲惨的情形，他依然松弛地微笑着。这使他变得有些像动物，无知无觉享受内心生活的动物，其间有着一种混沌的诗意，看上去挺美。在周围众多被炎热与生计熬成焦苦的脸色中间，就显得格外瞩目。人们都骂他呢!骂他败家子和孽障，可这一点不妨碍他们拉他进赌局，并且下套子赢他的钱。

他喜滋滋的——就好像他是全赢，而不是全输，输赢不会影响他的心情，他要的只是那俭伶伶的一掷，那前途未卜的一掷。要说，他很具有丛林共产党的素质，可他天生没头脑，本能里就缺乏判断这一条。同时，补偿性的，元气就特别旺盛。他真有些像热带的草木，由于气候区域零散，变化频繁，活跃地交互流动，所以草木便呈现无序的杂芜状态。俗话说的“疯长”就是这般。与寒带的森林完全不同，比如，北欧的树。北欧的树是一崭齐的，线条流利得连棵小树杈都不会毛出边，你几乎用肉眼都看得见那大块的气流，温湿，从空中浩荡走过，切齐了植物的边。而热带的气候简直就是闪灵，它们没有一刻安静，时不时地跳一下，就形成莫衷一是的形状。这人，早年的水手，晚年的印度学者，就是在这种无端的气候活动中养成的性格，没有逻辑，全然谈不上有什么理性，从来不会预测危险。他喜滋滋地走在新加坡旧日的骑楼底下，这些骑楼是无数东南亚城市的风景，门面上留有着英、法、荷、葡以及中国，一小点被曲解的风格，多少有些谄媚的，孤立出来。可就是这，形成了整个东南亚城市的面目。他游荡着，眼睛就像初生的婴儿一样新鲜。他的肌肤，由于受热和冲凉，变得结实和光洁，黑亮亮的，头发甩在额上，黑亮里带了些黄，是被太阳烤的。空气里有水果的腐味，热带的蛋白质很高的水果，有些类似荤腥的腐味，还有咸鱼味，他穿行过去，赴他的赌局。

他每天早上离家出门，明知道他是去赌，心里都还希冀这一次不是。他夹着一部榨甘蔗水的机器，袋里装些做找头的零钱，俨然一副养家糊口的样子，出门了。他的模样挺招人疼，所以生意其实不错，再加骄阳当头，偶有一两次，他口袋里的钱略满了些，这一日他便真正成了一家之主。女人烧一桌菜，炒蛤蜊，煎咸鱼，家乡稞条，小孩子团团坐。此时此刻，即便是他，有哪一刻记着自己为人之父的?不免都受了感染，要发表几句家训，可他能说出什么呢?无非是“好好坐”、“好好呷”、“大的不与小的争”。这几句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训导从他嘴里说出，自有一种动人。这样一个天真俊美的青年，竟要担负起一家老小的生计呢!这一刻，连他自己都有一些儿动容，桌边上簇拥一堆的萝卜头，都是他的血亲，都是靠他的人!他心中充满柔情，特别想对他们好。倘若这心情能够再延续一天，那么下一日回家的时候——恰巧这一日天气依然晴好，骄阳似火，生意就不断，他又幸运没有碰上他的赌友，袋里的钱便又略满了些，那么他也许会带回一面小小的鼓，从印度人的杂货铺里买来的，那种他们印度教祭祀膜拜击乐用的小鼓。他买这面鼓，完全不是因为他对音乐或者宗教有什么兴趣，不是。他也只是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他的孩子中那个最小的，前一晚上，将一个马口铁听覆倒过来，在它底部奋然敲击有数十下。“他有很大的力!”这位父亲钦佩地想。

他携了这面印度打击乐器从街上走过，就像一个古代的异族的游吟诗人。他有着浪漫的气质，一种对现实毫无功用只作用于精神审美的气质。他所有的行为都体现出稍纵即逝的特性，不可能停留、持久、积累和物化，带有闪烁的意思。他的仁爱也是如此，倏忽而来，又倏忽而去。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施恶，这是因为他诗意的秉性。诗意完全出于人性中向善的一面，它只是没有规矩的约束，便呈现出杂芜散漫的状态，但根子上是慈悲的，对万物，而不是对某一桩具体的人与事的慈悲。他的这件礼物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这面印度鼓出现在这个贫寒的家中，显得十分古怪，就像不速之客，敲击起来也不如马口铁听来得响亮。最主要的是，孩子们没有习惯从父亲手里接受礼物。他们不晓得这是怎么了，这个人，忽然要送给他们一面鼓。这样的父亲，与孩子总是生分的，这在客家人的家庭里很平常。总是母亲在操劳，哺育儿女，父亲则是抽象的权威，于是便抱了敬而远之的心情。而这一个，却不大能生敬意的，孩子们对他，不亲不畏，也没有怨艾。他们的玩伴与同学中，有一些家中开咖啡店、肉骨茶店、榴莲档或者杂货店，他们去到那里玩，看见人家的父亲勤勉地做着生意，自然心生羡慕。可那是人家的父亲啊!他们很认命，从来不承想：倘若是那样而不是这样，该是如何?他们多少有些继承父亲的秉性，不会向命运问个“为什么”。但懵懂中还是有一丝意识，意识什么?意识父亲是个不争气的人!这是自小听祖母、母亲、邻里说着长大的，也是社会进化的结果。他们又不是没有眼睛，看不见买米的钱被赌掉，祖母、母亲的眼泪，父亲恼羞成怒的发威，还有债主们上门讨赌债。曾有一次，全家老小到橡胶林里躲了一天一夜。父亲一个人坐在地上，愧疚地缩着身子，看任何人的眼光都带着乞怜与告饶，叫人怎么恨得起来?只有怜悯。他们中间最小的一个，都对他怜悯，路还走不妥，摇摇摆摆走过去，碰碰他的手，送过去一张碧绿的橡胶叶。简直是像《诗经》中唱的：“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就是血亲啊!

可他永远缺乏吸取教训的脑筋。也不怪他，社会进化漫长的过程，一代人根本充不足一个单元，怎能指望他!就算是二次大战以后，世界历史进入飞跃性的发展速度，快是快了，可也轮不上他来承担进步的环节。有时候，他走在街上，心中忽降神明，看见周围情景大变，似乎是，一下子被刷新了。原先的污迹、斑驳、圮颓，全都平复在光滑鲜艳的色彩之下。他辨不出这些新型建筑材料，只觉着四处亮闪闪的，他惊异地自语道：新加坡很美!新加坡河，他费力地想着，有多少时候不泛滥了?河道取直，岸上大片的棚屋转眼间不见了!他恍惚以为，自己在了一个新的国度里。独立日过去有多久了?日本入侵又过去多久了?共产党在街上惩罚汉奸，手心里藏一个马口铁空咖啡盒，猝不及防套在汉奸耳朵上，陡一旋，耳朵便割下了。有一次，血还溅到他身上。那共产党眼睛朝他一横，转身隐入骑楼的暗影，不见了。他本能地抬脚跟了去，却又伫步了，他怕血。这情形过去有多么久了呀!怎么就好像在眼面前。他对时间没有概念，对历史也就没了概念。所有一切在他身上像沙漏一样漏下去，连个底都没有存起来。早说过他是没有积累的。他甚至没有注意到他的孩子们是怎么长大的。也是陡然间，矗立在他跟前的，都是一个个的俊男了。他们都有着和父亲一样秀美的、带些女人气的眼睛，连最小的那个，圆圆脸颊也变成有轮廓的长脸。他使劲记也记不起来，他是如何喂饱他们。他怎么喂得饱他们，连他自己都感到畏怯的。然而，这疑惑并不会愁倒他，因为这于他其实十分自然，从这里说，他又是极了解时间的概念，凡附在时间上的，都是必然发生的。所以，他是一名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信赖历史的必然性，至于发展过程中的细节，他是不予追究的。比如他女人不得不出去做工，到一家工厂做杂役，将一窝孩子交给老母亲带着。他的大女儿，才满九岁，放学回家，就站在小板凳上煮饭给弟弟们吃，当然，也给他吃。这些惨淡的日子，随了时间过去，过去，一去不返，就到了现在，他，从健壮的水手变成印度学者。

他们的旧屋，是在老祖母手里盖起的。那个带了他的父亲涉洋过海来到马来亚的客家女人，掴过他的嘴巴子，他唯一敬畏的人。他的敬畏表现在，必要将老祖母的相片，供在家中。他每去他分门独立的儿女家中，总是要搜索他们的房间，看墙上和柜上的照片中，有没有这位老祖宗。倘若没有，就够他忙一阵的了，他立马翻箱倒柜，寻找出底片，大太阳头里，拿了底片去冲洗，领取，再装框，赶着送到这些儿女家，亲眼监督挂上墙。这一阵子忙，显现出明确的目的性，就此看，他对历史也是有认识的。老祖母主持盖起的屋子，一长条，无阻隔，中间开个天井，采光和通风，砌了水池，养一些盆栽，小孩子骑了脚踏车，可直来直去。这大屋子，几次债主威胁要烧了它，还有几次，他动念头要卖了它，被母亲、女人服毒上吊地保下来——当然，是在老祖母过生之后，没人能掴他耳刮子了。父亲算是个长辈，可和他差不多，也是遭老母和女人痛骂的，染的不是赌，是抽。在这终年溽热的气候里，人总要有个什么瘾似的，逃避其中喘息一下。可是，肉体上的适宜能维持多久呢?反而更加剧了接踵而来的煎熬，情绪变得焦躁不安。这父子俩不碰头则已，一碰头必定崩。他们忽就变得暴烈，像要搏命一般，受惊的小孩子围了母亲与祖母，头扎在小胸脯上，绝望地等候雷鸣电闪过去。这大屋子里没了权威，只靠着女人们的坚韧维持。这大屋子，几次临危又几次保下。可是，简直就是悄无声息地，换成了今日政府的廉租屋。推土机是何日来的?还有搬家的罗厘车。其实这大屋子差不多是自己圮颓的，白蚂蚁噬透了木梁、地板。屋顶上露出了天空，东北季候风时，外面大雨，里面小雨，雨季过后，便处处霉斑。这屋子还像是被孩子们撑破的，他们在里面挤挤挨挨，磕磕碰碰，一夜之间，就盛不下了。他竟记不得这屋子所在的地方，满眼新起的大楼，过往的汽车，还有快铁。对了，快铁是一桩令他兴奋的事情，他从中领略了风驰电掣的速度，就好像一个幼儿乘过山车似的，他忽然兴起便会去乘上一趟，自动售票机也叫他喜欢!快铁里多是年轻的，脸色敷得很白、表情淡漠的上班族，他在其中，尤其显得突出。他的黑、瘦，闪烁新奇光芒的眼睛，被笑容掀动的嘴角，他有一种奇异的生动，比所有年轻人都有个性。

要是在较为陈旧的后街的咖啡店里，就能看到一簇簇的这样的人。都是上了岁数，可年轻时候的荒唐还刻在脸上、手上和身体上。现在，骚动平息下来，顶多余下一两个惯性动作。他们都有些像化石呢，凝重而收缩。他在他们中间，应当说是有归宿了，可他就是比一般人元气更加充沛，或者说，比其他人都晚熟，他的性格还在生长出枝枝蔓蔓。忽然间，他皈依了基督教。这样，我们便不得不触及信仰这个话题了。

他的敬爱的祖母，就是方才说到的老人，是怀揣一尊观音像，带了独生子，即他的父亲，来到这个岛上。从此，这尊槟榔木雕的观音便不弃不离，每日早上，像前都供上一炷香。所以，他就应当是佛教徒。初一十五，观音诞日，他也会随家人进庙拜佛，盂兰盆节，则到新加坡河河岸放河灯。看那一河的灯飘飘摇摇去远，他的魂也像是去远了，倒不是去到幽冥地府，而是飞上了天。他不由自主跟了灯跑啊跑的，心就像插了翅膀，说不出的快活。他就是喜欢这样，人簇拥着人，鬼簇拥着鬼，亲亲热热，热热闹闹，朝了一个方向去，去干什么?不知道。这盲目的喜悦攫住了他，他从来是不明就里的性子，特别容易受鼓动，勃勃然的。他却是不像他的祖母，以及他们家的那些女人，对菩萨有务实的需求：保平安，保衣食，保子孙兴隆，保今生后世的福禄。这些庶务，在他心里占不了一点点角落，他追求的是精神的满足，似是更符合信仰的真义。他总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不自觉就走入花影，风月中去。

新加坡河的灯，偶尔会叫这个老人绰约想起什么，他实在不是个有意识的人，谈不上有什么历史的记忆，有的只是一些乱了秩序的印象。所以，他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些奇异的景象，比如说，璀璨的新加坡河里，灯光交互中间，忽有一盏荷花心里的灯，摇曳着烛光，乘着河流向海口驰去。这一盏灯虽说是暗淡了些，可是边缘清晰，有一种动画的平面的效果。这盏灯，又分明是他敬爱的祖母的那一盏，他是多么想念她的耳刮子呀!也不知他是怎么认出来的，这地方的人和事，就是有些魅。这一盏莲花灯穿行在灯的光和影中，一直在他视野里滑行，几乎要唱出歌来，闽南的客家小调，他还是想念她的耳刮子!这真是不可思议，可在他，却不存有一点吃惊。这个人的内心其实是有一种虔诚的，他对整个虚空都生有敬仰之心。芭蕉叶在湿润的晨曦中一点一点凸现出来，他便欢欣起来，以为世界在向他招手。他的虔诚是在美学意义上的，这又一次涉及了信仰的真义。在这个榛子纷落的岛屿上，他们渡海的先辈带来的宗教，只是一些乡间的膜拜礼俗，敬着无名的小神。同乡们集资筑个小庙，造像的师傅多是半路出家，见识也少，所见的神像，不外是乡里的灶神、门神、土地爷。但他们用彩却有着乡下人的大胆，于是，粉绿粉红，镶金嵌银。香烟缭绕中，自有一种诡谲的艳丽。他走进去，就会兴奋。他甚至动过做庙祝的念头，可一出庙门，这念头便烟散了。他的念头总是这样活跃地生息湮灭，倒不是不虔诚，是元气太过旺盛，看看这热带地方的草木便知道，生长的激素如何的不安宁。

于是，他陡然间，皈依了基督教。这里面真是难说有什么世界观的转折，多少有一点一时兴起的意思。可能就是某一日，他怀了某一种心情，经过礼拜堂前，听见了赞美诗的歌声，机缘就这样来临。礼拜堂的素朴唤起他的另一种美感，牧师讲道里的圣经故事又唤起他对神迹的向往，这些神迹在他的世界里，全不需要有哲理的解释和说明，因他分明是看得见福音的。他看得见黑夜里的路人，身上罩着光。唉，他要是受过教育，或者有手艺，一定能成为大艺术师，可现在，他只能独享他的艺术人生。周围的人不仅不能受他惠顾，反而要作出牺牲。说实在的，他剥削了至亲的人的权益，为他的艺术生活付代价。他迷了这门宗教，用“迷”这个字很是冒犯，可于他，还有什么字比这个“迷”更说得像的?再说句冒犯的话，在这样长年不息的溽热里，不知不觉地滋长出一种类似阿拉伯制幻剂的空气，让人着迷。他迷上了基督，心里充满感激，如何回报呢?他唯有向奉献箱送上他的银两。他出手的爽快就好比一个富豪，其实，不过勉强够得上李光耀政权下的小康。

这时，他已经从一间罐头厂看门人的职业上退休，得了一笔退休金。这笔退休金很快消散殆尽，不仅在基督礼拜堂里，奉献给了上帝，以报答沐恩，还救助了他所以为的穷人。谁要是正为难，又正被他撞见，他就一定要这人收下他的钱，并且，一定不要记住他的姓名，他会说：不是我帮你，而是你帮我!他像打架似的将钱揿进这人的掌心里，言之凿凿地说下这句话，好像在起誓。钱财总是被他看成身外之物，不足以惜。事实上，即使是身无分文了，他也总是有饭吃。先是女人出去挣，现在是儿女。儿女们都成了家，有了好职业。他们是新一代的新加坡人，穿了雪白的衬衣，西装长裤，鞋袜齐全，鬓发理得短短的，神清气爽。他们多是中等技术学校毕业，是一位母亲最明智和现实给予的教育。他们就多是在中等规模的公司做中层管理人员，进出装有空调冷气设备的写字间——空调不仅改变了热带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使人头脑清醒。他们全都是理性的国民，懂得忠诚国家，也懂得孝敬父母，他们每月都要交给母亲零花钱。他们和父亲总是淡漠的，他一世没有在孩子面前立下什么威严，也没什么父爱。随了孩子的长大，他逐渐变成了他们的孩子，一个老孩子。就这样，他很快变得身无分文，可他不还有一身无处使的力气?他满街走着，看见有搬家的，就上去扛东西，看见有行动困难的，就携了人家走路过街。他真的像是耶稣，总是与为难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一种生性，手不停脚不停，不能安坐于一处，而是要走动着，从这里到那里，再从那里到这里。所以又像受罚的西绪福斯，永远不能停止推石头上山。

他无度地挥霍钱财和精力，从不计算一下还有多少库存，可这到底已于大局无碍，这家里进来出去的都是壮年人，老与孺皆有所依，昔日家道单弱的情形一去不返。这个家就和新加坡所有的家庭一样，秩序井然，而他是这家庭的一个弦外之音。家中商量什么事情，他从不加入，反正有的是小爸爸，小妈妈，不会向他讨主意。他忙着他自己的，谁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他自己都未必知道。就见他匆匆地进，匆匆地出，脸上是郑重的表情。他的手和脚，总是处在忙碌却目的不明的运动之中，这些动作在不知不觉之中，缩小着幅度和力度，他不可阻挡地衰老下来，变成一个老祖父。虽然，他就像这家里的一个外人。但是，逢年过节，全家团圆的时候，他当然还是坐上座。儿孙绕膝，他简直认不过来，他们中间那几个肥胖的，格外叫他喜欢。他这一生，很少看见胖孩子，热带的气候，人都黑而消瘦。他最喜欢看那最小的，也是力大无穷，用一柄叉和一柄勺在空中挥舞，与假想的敌人激战。“他有很大的力。”他佩服地说，嘱这孩子的父亲，他的第几个儿子，为他买一面鼓，让他敲击。儿子应承了，却并没有去买，现在的小孩子哪有玩这个的，他们都玩电子玩具。他坐在儿孙群中，感到很骄傲，这从他的姿态可看出，他昂然地抬着脸。脸型与年轻时倒无大改，骨架子还在。因为是劳作活动的人，所以并没有赘肉，只是纹路多了，使得眼睛的形状有所变化，不再是那种带女人气的秀美的眼睛，而是显得深邃。嘴形也是这样，不是原先丰润的甜蜜的线条，多少干枯了，却表现出一种坚执的个性。他的形象在向印度学者靠拢呢!

他们这一大家子，常常是在楼下餐店里用餐，满满坐了两大个圆桌，占据了餐店前的空地。社区花园里都是饭后散步的人，走过来，看一看，在心里说：这是幸福的一家。晚风习习，即使是热带，此刻也有些凉爽的意思了。他身心惬意，一股满足感涌上心头。舒适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驯服了这个人，使他安静下来。六合彩是最后的余韵。孙子的年龄，儿子汽车的牌照号码，每一桌的人数，都填上了彩票。现在，儿女们对他的钱袋略微放心了些，有时会给他几个零用钱，他统统用作买六合彩。他不再有力气去扶助为难的人了，走在街上，他也像个需要帮助的人。这不仅因为上岁数，还因为驯服，他甚至变得有些文弱。狂热生长的活力渐渐降到一个适度的水平，他安静下来。他甚至变得有些居家，有时候，他竟然有一天不出门，对了电视机坐着。电视机是继空调器之后，第二改变生活状态的物件，它有些移性呢!内里的不安骚动会移向它那个小荧光屏里。那小小一方天地里的活跃竟会扩展，以至笼罩住整个视野，就好像他们家乡的打“油灯”的谜语：枣大枣大，一间屋子装不下!他看着电视机，脸上逐步绽出“印度学者”那种神秘的笑容，谁知道他在笑什么呢!

在第三代的眼睛里，他是个懦弱可欺的老爷爷，当然，也是可亲的。他们随时会爬上他的膝盖，摇摇他的脑袋，拉拉他的耳朵，或者夺去他手里写彩票的笔。他决不会动怒，而是佩服他们的智慧，伸手拧拧他们的小脑袋，继而佩服的，是这脑袋的圆实。第二代本是与他不亲，但第三代调和了他们之间的气氛，聚在一起时，儿女们也会逗弄他，主题大多是他永无收获的下注。这种小赌已伤不了他们了，只能制造笑料。所有沉痛的往事都沉淀了，沉淀到历史的渣里面，就好比新加坡河的淤塞疏通，河水清澄，映得出岸上的倒影。他如今行动能力减弱了，活动范围便也小了，再则他们居住的社区，就是一个小社会，什么都有：医院、产房、婚纱摄影、学校、庙宇甚至寿衣纸扎，一个人可在这里安度一生。他好久没有走去过新加坡河岸了，可是新加坡河上的灯光却照亮了天际，新加坡的夜晚是微亮的夜晚。露水降落，光映上去，变成光的幕。氤氲中飘散着无数诗魂，渐渐冥息。电光将这城市国家的轮廓勾画出来，明确而清晰。老大跳上岸，系好缆绳，将木船拉拢岸边，我登上岸，新加坡的灯光，如同一本书，合上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