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邓石如造像

文|江海滨

邓石如，一个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清代书印大家，一个如雷贯耳却很少让人真正走近的一代宗师。不知可否是疏于布衣源于大隐安庆之故?

邓石如是清代碑学思潮兴起后第一位全面具有开宗立派意义的大师，央视《大师》栏目标题书法就选用邓石如墨迹，显得高古浑穆。邓石如变革前人笔法，借鉴汉代碑额，把隶意笔法成功融入篆书，使篆书体势建构有了突破变化;其篆书讲究笔画效果，方圆并用，线条饱满浑朴，具有流利奔放的豪迈气象和不羁风景，一扫当时纤弱、呆板、单调的积习，对后世影响深远。邓石如的崛起，以其出色的艺术实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有力地证明了碑学理论的正确性，推动了碑学的发展。他以篆隶魏晋笔法入楷书，就越过唐人，直接元朝，一洗圆润方整之习，开碑学之新风。邓石如功绩是大的，故清人推之为“国朝第一”。

作为如此革故鼎新、继往开来的皖人大儒书家重镇，邓石如实际上并没有如若王铎傅山徐渭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们在大家眼里的影响力或知名度，这也是不禁让人感到意外。在当今书坛有不少在受到邓石如影响后学那里借鉴汲取而出色的“新绍基之谦昌硕们”一个个成为翘楚，恰恰极少有直接追索邓石如品味颜值而出众者。曾经拥有一本很薄的邓石如隶书拓本，也是其代表性隶书风范，有篆意也有行气和楷则，尤其造型语言上突出主笔有奇逸开张的豪迈气象，捺画格外出彩，似从魏碑羽化而得，如若芭蕾踢足之章草风韵，妩媚而劲健。也曾以条屏形式临摹数次，隐约感到邓隶有张迁礼器袁安乙瑛封龙山等隶书碑帖的融合力量，沉雄中寓于婉约，古朴中赋予苍遒，宁静中富于灵动，肃穆中蕴含端雅。一直为自己未及深入持续浸透邓石如而感到抱憾和愧疚，想来从初习邓隶到今天如果不曾间断的话，那么也会有一手不同品味的隶书面目一新了……

真正让邓石如奠定基石地位的还是印学。不管是明代的五大流派还是清代的徽浙两派，不管是印宗秦汉还是碎刀短切，不管是一冲到底还是峻利峭拔，不管是平和温婉还是圆转方折，总之，都在前人印章里寻求篆刻艺术的突破和创新，到了清中期，印坛终于出现了从“印中求印”到“印从书出”的拐点。这个拐点的代表人物就是邓石如。

邓石如(1743-1805)安庆怀宁五横人，原名琰，字石如，后来因为要避清仁宗颙琰名讳，以字行，更字顽伯，一生所用的号有完白山人、完白山民、龙山樵长、凤水渔长、笈游道人、古浣子等。康乾之末黄金时代，邓石如复兴金石小篆，立刚健纵横之笔，风格雄浑古朴，苍茫臻于化境。在书法上，他革新清代碑学，开拓篆隶新生面。17岁第一枚出手的石印就被名家看中，此后开始以书刻自给。既是安徽人，篆刻当然就受徽派影响更大，邓石如的篆刻最初深受程邃影响，但他并没有在徽派圈内出不来，他最终别树旗帜而自成门派，后世称其所创的篆刻门派为“邓派”。邓派的特点就是“印从书出”，篆刻向书法要营养。

邓石如总结自己学篆经历时言：“余初以少温(李阳冰)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刻石》、《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畅其致，彝鼎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举秦汉之际残碑断碣，靡不悉究，闭户数年，不敢是也。”他曾经钻研篆书五年，又钻研隶书三年，他的学生，清代著名书法家包世臣称他书法“四体皆精，国朝第一”，这虽有谀师之嫌，但邓石如在篆书上的造诣可见一斑。字写得好的篆刻家很多，而在篆刻表现中直接将书法反映在作品中的，邓石如是第一人，他成功地创造了一种风格，篆书风神流动，篆刻刚健婀娜。邓石如之前，明代篆刻家曾有人提出篆书对篆刻的重要性，但还停在对篆刻的影响层面，邓石如则利用书印相通的原理直接探索出了“印从书出”的新路。徽派行刀涩苍古朴，而邓石如40岁时已完全自成一格，行刀如走笔，刀法出自笔法自然写意，印章里的内容婉转如流、婀娜多姿。邓石如在篆书上下的功夫，在篆刻上得以完全完美体现。

邓石如的成功在于他的勤奋，据悉他学习书法几年足不出户就足以知道他成功的原因。邓早年生活困苦，邓家并不是什么书香门第，而是一贫如洗，从小邓石如是以砍柴、卖饼为生的。少时写字、刻印，只不过是为了卖钱维持生计而已，只在9岁那年在私塾里读过一年书，后便扛起养家重担奔走四方卖艺为生，负担全家八、九人的生活。后来寄居举人梅镠家里，家里收藏颇丰，邓石如遍览所藏，加之勤奋学书终成一代大师。沙孟海在谈到清代书人时说：“公推为卓然大家的不是东阁大学士刘墉，也不是内阁大学士翁方纲，偏是那腾杖芒鞋的邓石如，确为至评。“作为引领新风的人物，即便高傲的赵之谦，对邓氏也极服膺地称赞 ”四体皆精，国朝第一“。眼界极高的康有为贬颜贬柳贬晋贬唐，却独推邓书以为时代奇才。

邓石如一生结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户部尚书曹文埴和湖广总督毕沅。这两人，一个掌管着大清国的财政，一个是地方大员，他们都对邓石如的一手书法篆刻称羡不已。乾隆55年，邓石如随曹文埴进京，曹文埴在圈内大加奖掖，一介草民邓石如的声誉空前提升，引起士大夫阶层的极大器重关注。简直门庭若市，都来一睹如是“完白山人”的尊容。当然，能得到山人片纸只字当属尤为荣幸之事。京中大书家刘墉、纪晓岚等都先后将邓石如请到家中，与他欢宴论书，刘墉见其书赞叹“千数百年无此作矣。”可当这阵风吹到翁方纲耳边时，翁大人不痛快了。关于书法，他所听到的一直都是夸他的声音，如今怎么突然出现一位“四体书法全国第一”的邓石如呢?他跟谁学的呢?翁方纲在刘墉宴请邓石如的酒席上，直接质问邓石如：“听说你是写碑的，请你说说碑与帖有什么不同? ”面对翁方纲的蔑视，邓石如毫不相让，说：“不管是碑是帖，我的书法肥瘦长短皆有法，一点一画皆与秦汉碑刻相吻合，不像你的书法，纵荡任意，无所顾忌!”翁大人一听当场就愣住了，这样的“顶撞”，恐怕是他有生以来从没遇到过的“怼”。还没来得及思考如何“回怼”，邓石如已大步流星扬长而去。殊不知翁方纲与当时的相国刘墉和梁同书、王文治等，都是名极一时的书家，不仅官重位显，功夫也深，一般后起之秀，不尊不拜不随不迎是很难得到关照或推扬，更不用说想在京城拥有一席之地了。历史上那些敢于打破常规的人总是有些特殊，而邓石如的成功是因为他“一介布衣”的身份，反而没有束缚局囿而沿袭套路，有的只是发自内心对艺术本体的执着追求和痴迷沉醉，还有他那不拘一格、桀骜不驯的真性情。

邓石如不愧为清中季的杰出书家。他的人生与艺术都恰好处于清代乾嘉之际风气转换的历史节点上，千秋帖学至此已成强弩之末，正是在解人哀叹书艺江河日下之际，邓氏以独有的天赋，顽强的探索，成功的突破开辟了篆隶书艺的新风尚，南水北引，滋润八极，为之后的篆隶书艺起八代之衰而直逼秦汉，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因而虽未能在生时享得大名，但其艺术实践竟能自树坛坫，一扫此前数百年的积习，为此后特别是“碑学”运动兴起以降百余年间的书法、篆刻确立了崇高的典范。仿效之众自不必言，而其人其书的划时代贡献亦堪为治艺术史的学者所肯定。故而，晋唐以降、书艺一代不及一代的式微说是有其片面性的。公允客观地说，帖学自唐以下陈陈相因，是走下坡路的，而以篆隶为主干的碑学书艺则以乾嘉为中转，呈现蓬勃兴盛的势头，领此风骚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人物有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金冬心、郑燮、吴昌硕、郑孝胥、曾熙、杨守敬、孙文、康有为、梁启超、谭延闿、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于右任、陆维钊、张裕钊、李瑞清、胡小石、沙孟海、徐生翁、陶博吾等等都是振兴书坛的功臣。诚然，邓氏四体皆擅，毕竟有文野、雅俗之别。他的篆书以隶笔发势，得前所未有的纵横捭阖之妙，一洗先前作篆描划纤弱之弊。隶书杀锋取劲，若钢刀之刻石，自具精气弥满，一洗明清人刻板做作之弊。篆隶以其最强项，开风气之先，对后世影响也巨，故赵之谦有“山人书以隶为第一”之誉。诚然，邓石如行草似少了些许清狂古穆、庄严跌宕之趣，而稍涉俚俗，这或许是才人多艺，不免有其精力不逮处;许是对篆隶书过于追求雄强，而在行草上衍生出难免率意轻漫的心态，不可苛求抑或为所长掩盖吧。仔细走近邓石如行草世界，其实我们依旧可以发现其中奇崛多情的碑风帖韵，特别是他代表性行草联墨佳构“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印记在无数领略体悟过邓石如的书者心海，如若古藤通篆、苍松化龙!其行楷手札亦然有魏晋笔意和文征明卷气，当今李铎行楷手卷非常接近邓石如风度，想来先生书法那碑帖互补、雅俗共赏、雍和大方的正大气象少不了也在石如这里深入勘探了……

安徽博物院藏有数量可观的邓石如书作，并进行了专门的整理、陈列、研究。近些年，学界对这位布衣书家的关注，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庐阳等地也成立了邓石如艺术研究会。曾有不少专家学者就邓石如做了系列研究论述诸如——陈硕的《邓石如研究：历史与现状》为读者深入剖析了与邓石如相关的研究现状，基于论文、专著、研讨会等成果，将相关的成绩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张飞莺的《龙山凤水一笈游，铁笔横扫千年篆》一文则基于安徽博物院的藏品，为读者介绍了馆藏邓石如书作;任军伟的《邓石如及其书法成就》则对邓石如其人以及邓氏书法的风格、成就、影响力进行了述评，为读者展现了这位布衣书家的艺术世界。在关于邓石如的研究中，学者们大都能或多或少地关注到其粗浅的教育经历，布衣的社会身份，全面的“碑学”实践，长期的四方游历及其在书法、篆刻上的历史性创造等面向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九十年代末，安徽学者穆孝天、许佳琼伉俪等在整理原始文献、编订图录等工作上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使得后来的学者往往可以取资于中，发挥于外。以至于围绕邓石如的人生经历、艺术作品等面向的研究成果向来不乏其事，成全清代艺术史研究的热门选题。对既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以统合与评骘，不仅有利于深化对邓石如的研究，还可借由评估这一具体的个案，梳理清代乃至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由于关涉邓石如研究的专著与论文数量尤众。

邓石如首先是以书法、篆刻家的身份出现在清代历史上的，则后世诸代学人的种种研究，亦自然格外重视对其艺术作品的搜集与纂录。现在可以明确，对其作品进行有意识的收集，除了其子邓传密有着“克绍其裘”的家族使命外，若包世臣、吴育、方履籛等便已发其端，而这些人物去邓氏的生时并不久远，因而无怪乎迄于清末，许多邓石如书作的双钩、刊刻、石印等版本即通行于坊间。

考察邓石如的各类书法作品集录，民国时期固然有发行量可观的《邓石如篆书十五种》、《邓石如楷书、隶书三种墨迹》与《邓完白隶书》等。但真正为当下广泛关注、利用且脱胎于原作的重要选集，仍基本出现在1949年之后。在此之中，邓石如五代孙、北京大学教授邓以蛰编《邓石如书法选集》导夫先路，穆孝天编《邓石如书法篆刻艺术》与《中国书法全集·邓石如卷》、方绍武编《邓石如书法集》继踵其事。而尤以孟滢、许振轩编《邓石如书法篆刻全集》、齐渊编《邓石如书法编年图目》与王家新编《邓石如书法篆刻全集》各具特色，堪谓集一时之成。其中，孟、许编虽成书较早，但在编纂之际便有意识地收录了墨迹之外的各类双钩、拓本和影印本(多源自可靠作品)，这在极大地扩充收录作品规模的同时，亦使得相关作品的类型、面目和时间跨度变得多元。齐编的长处在于以颇为严密而规范的体例将有纪年与无纪年的作品做了严格的区分、排序，每件作品的旁边都注明了藏地、尺寸、质地与相关著录的情况，并收录了近年拍卖市场上出现的一些作品。虽然其中夹杂些许伪作(或疑伪之作)，但白璧偶瑕，并不影响此书整体的学术价值。王编的收录类型实较前述二者为少(既未收录钩、拓和印本，亦基本不见拍卖市场上出现者)，但对于各个文博单位馆藏的搜罗却颇成规模，且由于图片印刷的质量极高，使得作品中的大量细节与相关款识、印章、题跋等都可直视无碍。因而将此三编进行统合，基本可以代表已公开的邓石如作品的大致规模。研究相关问题者，对此三编都不应有所偏废。此外，陈振濂编《日本藏邓石如书法精选》与洪亮编《中国书法大师经典研究系列·邓石如》等，亦收录了一些尚未及见的作品，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因而可视为对上述三编的补益。

关于邓石如的印谱，三编皆有所附录。但收集、辨识邓石如篆刻作品的难度委实远逾于其书法作品，因为邓氏一生治印数量并不庞大(尤其与后世篆刻家若吴熙载、吴昌硕等相比)，且原石传世者极鲜。这便意味着相关的收录除了要依赖陈式金编《完白山人篆刻偶存》、王尔度摹《古梅阁仿完白山人印賸》、张咀英摹《鲁盦仿完白山人印谱》、葛昌楹编《邓印存真》等既有的编纂成果外，还要广泛在各类印谱合集、邓氏及其友朋的书迹上反复搜求。在来源如此复杂且缺少充分佐证的情况下，对于其印作的鉴别便成为颇为棘手的问题。因而近数十年间出版的邓石如印谱虽甚为丰富，若刘永明编《增补邓石如印谱》、小林斗盦编《中国篆刻丛刊·邓石如卷》、高惠敏编《邓石如印谱》等皆畅行于坊间，但迄今为止最为精当者，仍属孙慰祖所编的《邓石如篆刻》。该编会蕞以往诸谱，选录标准甚严，并附《邓石如篆刻作品系年—兼论邓石如印风印艺》一文于后，对于既有成果，能够洞彻源流，厘革前非，并且指陈相关印作的出处、归属等，颇得前人未说之秘。因而《邓石如篆刻》是当下最为值得研究与援引的邓石如印谱。

相较于艺术作品，对于邓石如各类诗词、文稿的收集、整理则较为鲜见。自《铁砚山房稿》付梓以降，若安庆龙山书院编《铁砚山房诗钞》、安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安庆文史资料》编辑部合编《安庆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邓石如》等，都对邓石如流传的各类文献予以了一定程度的整理。但囿于流布不广，近一段时间以来最为学界所重视者，乃是穆孝天、许佳琼编著的《邓石如研究资料》。此著的第三编《邓石如著述》中收录的诗、词、文、题跋识语、流传书法作品表等颇为丰赡。其中《文存》一章收录的序跋、信札更是十分宝贵，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其他三编(全书凡四编)还著、编了评传、年谱、诸家评论，从整体架构而言，这样的安排妥帖而合理。加之邓以蛰为之撰写序言，并在穆、许编著过程中与之数度通信，故而此著可视为受邓氏后人认可的著作，宜其成为相关学者取资援引的渊薮。但此著当中存在着若干文献错误(句读、字词讹谬，文句脱漏等)，部分章节的排列次序亦有不合理处(若第四编《诸家笔下的邓石如》中所录诸条即颇乏次序、难以检核)。以其中收录的邓石如印章边款释文与原拓相较，即颇见鲁鱼之祸。笔者虽不敢诋诃前哲，但此著中的些许微瑕确实需要引起有关学者的注意。而王家新编《全集》等亦附录了邓石如诗歌等文本，但大抵没有逾于《邓石如研究资料》的范围。此外，日本学者西川寧编《完白山人詩文》、高畑常信《鄧石如の詩について》等亦对其诗文进行了裒辑与分析，较之《邓石如研究资料》，有一定补益。

以专著特别是现代学术论文的方式研究邓石如生平与艺术的时间虽不算长久，但也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果，这在清代书、画、篆刻家的群体中是较为殊出的。以下分而论之。

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年谱的编纂数量与质量可以反映出对某一具体人物进行个案研究的深度。今见各类邓石如的年谱主要有七种，分别是：周梦庄《邓石如年谱》，穆孝天、许佳琼《邓石如年谱》，金杏邨《邓石如年谱》，许佳琼《邓石如年表》，邓敦宇《邓石如年谱》，王家新《(邓石如)年谱》，遠藤昌弘《鄧石如年譜詳考》。通览以上七种年谱，穆、许编与许编同出一源，虽有些微差异，但整体而言仅是繁、简之别，并无根本的出入。周、金、王三编属同一系统，其中金、王二编大致沿袭了周编的体例，皆将邓氏的诗文与相关文献系于当年之下，纲举目张，有序有则。其与穆、许二编有一定区别，但更近于传统的年谱作法。邓编较简略，可不深论。而遠藤《詳考》综合了诸谱的记载、相关文献及邓氏作品的款识等，详为补注(注明出处)，定其甲乙，应视为关于邓石如年谱研究的最新成果。

客观而言，这七种年谱虽然都凝结了相关作者的学识与睿见，但囿于原始材料的有限规模，且邓石如生平中的大量关键信息都无从查证，因而还都难以丰赡翔实相称。在此情形之下，将有限的史料敷衍成文甚至写作邓氏传记的难度与可行性，便不难揣度了。时下夥见的邓石如传记大致可以分作两类。第一类有着“评传”的名目或性质，即基本以年谱等著述中的史实为依托，综论其家世、经历、艺术及历史影响等方面，叙、议结合，言有所凭。此类以穆孝天伉俪的数种著作最有代表性，若《邓石如》《邓石如世界》二书与《邓石如研究资料》的第一编《邓石如评传》等。而王家新《艺术巨匠：邓石如》、洪亮编《中国书法大师经典研究系列·邓石如》等亦可归于此类。第二类则不跔蹐于史料，以小说、戏剧的写作手法展现邓石如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但正由于此，学者只可聊作参考，不能以史著相期，亦自然不能援以为凭了。此类以徐志松创作的《翰墨情—清代书法家邓石如传》与《梅妻鹤子铁砚芳心—邓石如传》最为代表。

年谱、传记而外，研究邓石如的论文亦极为丰富。仅“中国知网”收录的标题含“邓石如”三字的论文即有162条记录，且论文的数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这反映了在学术研究更为便利的历史条件下，学者们对于邓石如其人其书的价值与意义有了更加明晰的认知。随着各类新材料的渐次公开，研究方式的不断多元化，使得愈是晚近学者的研究，愈有“后出转精”的可能性。倘以中国书协安徽分会于1983、1985年分别编纂发行的两辑《邓石如研究丛刊》中收录的论文与近几年的优秀著述相比，便不难得出这一结论。而中国书法家协会更于2011、2017年举办了两届“邓石如暨(与)清代碑学书法研讨会”，其入选论文基本可以反映当下关于邓石如研究的整体格局和水准。遂不避繁冗，迻录其作者、题目于下：通览上表不难发现，诸文的选题基本可以覆盖邓石如的生平、交游、艺术、理念、时代风气与清代“碑学”运动中的许多问题。而将两届的论文相对照，首届研讨会的论文多有评论与阐释性质，且偏向于框架性的宏大叙事。但六年之后的第二届研讨会的论文中便出现了一些深入而具体的个案研究，选题亦不拘于邓石如个人—逐渐关注到其友朋，并将其人其书放置在清代的文化、艺术特别是“碑学”运动的语境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具体的趋势。

在综述邓石如的生平、艺术方面，仍以穆孝天的《评传》最为周详不紊。李刚田《终古乾坤几布袍—论邓石如书法篆刻艺术的庶民性》与傅爱国《邓石如书法艺术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及贡献》则以不同的切入点对邓石如艺术实践的特点及其成因有着比较平允的叙说。而大谷敏夫《鄧完白の書と人生》、戴家妙《邓石如的生平和艺术》与洪亮《邓石如书法篆刻艺术概论》分别侧重于文献爬梳与技法、风格论说，亦于穆孝天等文之外，别开生面。穆孝天等之外，在专门对邓石如进行研究的学者中，以日本学者西川寧与遠藤昌弘用力最勤，述造亦丰。西川寧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被收入《西川寧著作集》第三卷中，其所作《鄧書の風韻》、《完白山民が事ども》、《完白山人の慧遠伝八屏》、《鄧石如の行草書屏条》、《鄧石如の白氏草堂記六屏—旧題「鄧石如の石澗記」》、《完白山人の小像》、《完白山人の肖像四種》、《鄧書と私》、《鄧石如の絕筆—涇県学宫礼器碑と詩評十屏》等，虽多非鸿篇长文，但往往根植于邓石如的可靠作品(甚至是其代表作、鉴定标准作)，论述精当，因而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而遠藤昌弘在1999年开始发表研究邓石如的系列论文，更在文献考订与风格分析上有相当的推进，且更近于当下的艺术史作法。所作诸文，除了上文提及的《鄧石如研究資料文献目録(2006)》与《鄧石如年譜詳考》外，尚有《鄧石如(有紀年)作品目録》、《鄧石如隷書「詩経」大雅抑篇について》、《鄧石如書作品における款印と使用時期の変遷について》、《鄧石如-行書「詩稿冊」について》、《鄧石如詩二首を読む-その推敲の変遷と文学について-》、《新資料鄧石如尺牘「陳寄鶴書」二種について》、《新資料包世臣に宛てた鄧石如尺牘について》、《鄧石如の篆刻における先人の影響》、《鄧石如の篆刻における奏刀への試論》、《鄧石如における篆書筆法形成の理解への試論》、《鄧石如における隸書筆法形成の理解への試論》等。这些学术论文皆能体现出日本学者洪纤靡遗、条绪严密的长处，堪为其他学者所重视。此外，杨帆写作的《乾隆四十五年的邓石如》、《邓石如篆书、篆刻创作与清代“说文学”》与《邓石如篆法“不合六书”辨》等系列论文亦持论有据，颇成规模。

具体到邓石如生平、艺术研究中的各个面向。在书法方面，若刘中澄《邓石如的隶书特色及其赝作辨识》与鲍复兴《气度恢弘苍古雄浑—鲜为人知的邓石如隶书〈鲍氏五伦述〉考》分别从鉴定与新见作品切入到对其书风的研究，较之前哲，有一定推进。李艳红《安徽博物院藏邓石如书作》与王照宇《无锡博物院藏邓石如书法述略》则对相关单位的馆藏以有成效的梳理，其中部分图文可以补孟、许与齐、王三编之阙。在篆刻方面，孙慰祖在《系年》一文之外，还撰有《邓印辨误》、《邓石如佚印寻踪》与《邓石如篆刻》等，皆考据精核，足堪凭据。而神野雄三《鄧石如の篆刻》一文不独运用了日本所藏的若干材料，且对邓石如诸多印作的风格渊源以清晰而切当的梳理。此后，以朱琪《新见邓石如致黄易信札及其相关印学解读—邓石如印风、印史地位的形成与批评》为博洽而丰富，可代表当下的最新进展。陈信良《邓石如篆刻传承析探》、刘嘉成《篆刻艺术临摹的典范—以吴让之仿邓石如印为例》与武蕾《邓石如印学思想及篆刻实践研究》亦有一定参考价值。在师承与交游方面，黄秀英、秦金根《推半窗明月卧一榻清风—从邓石如的游学与交谊看其书风的形成和影响》与秦金根《从邓石如所刻名号印观其游学与交谊》二文较有代表性，持论平允，其论说所涉的范围亦较穆孝天《评传》等为广。陈硕《新见梅鏐、邓石如致黄易信札三通考略》则依据了新发现的信札等材料，对邓石如的交游与既有年谱中的相关记载以相当的订正和补益。在历史定位方面，汪军《龙山大隐邓石如》将邓石如放置在从徽州朴学到桐城宋学的学术发展脉络与徽皖地域文化中，颇见卓识。薛帅杰《包世臣是邓石如的书法代言人—“包派”与“邓派”关系考察》与李柯霖《乾嘉碑学中的“善写”与“善鉴”—以邓石如和翁方纲为例》，则在历史影响的成因与广义“碑学”作家群体的内部分类情况上以有见地的表述。此外，尚有在邓石如的故居与游历所经各地等以钩沉者，这方面以杉村邦彦立足实地考察所撰《安徽に鄧石如の遺迹を訪ねて》为严密扎实，剀切详明。其余所论邓石如在各地轶事、趣闻者，以其距离艺术史研究较远，故不复具赘。

晚近学者的研究成果较之前人，已有十分显著的进步：选题多元而丰富，材料的收集范围明显扩大，立论与语气亦愈发持平公允。这些成绩可以部分地反映出艺术史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取得的进展。借由这些学术成果的积累，倘就邓石如研究这一具体研究方向而论，至少已在以下两个面向产生了历史性的作用。

第一，邓石如作为清代第一流书法、篆刻家的历史定位及其在篆、隶书与篆刻等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已经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同。相比于晚清民国以来不乏有人以半讥讽的口吻质疑邓石如的文化修养及其书法作品无“书卷气”等问题，当下的学术观点更为宏通与包容，各类书法、篆刻的通史著作亦几无可能因此而回避其存在。邓石如的学习经历、取法对象、艺术手法、风格面目及其历史形象的生成等诸多问题，自然都为学界所关注、研究。而当下众多学者的介入，确乎有助于超越老一辈学者朴素的乡邦情节，在更宏大的史识的指导下，对其人生遭际乃至艺术实践中的种种问题以“了解之同情”。

第二、清代中叶的艺术史研究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与投入。相较于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这两个历来为学界高度关注的历史区间，清代中叶的艺术史似乎远不如有着辉煌乾嘉学术的同期学术史、文化史那般引人瞩目。倘通过对生活于乾嘉时期的邓石如以深究，则看似没有发生易代剧变的繁荣盛世，亦自有其纷繁复杂与暗潮汹涌之处。恰恰由于邓石如不同于一般的名公硕望、文人士夫，其人生经历与艺术实践都可以反映出乾嘉时期的另一个面向，而这是在其他人物身上很难发现的。即使在书法领域，考察清代中后期声名遐迩的“碑学”运动，其理念与做法中的许多成分都早见于邓石如的艺术作品中。甚或在一定程度上而言，邓石如开启了中国书法传统向近代转化的序幕。则其历史意义，自然不可等闲视之。与此同时，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演进，特别是相比于其他较为成熟的人文学科若史学、哲学、文学等，既有书学著述中的些许问题亦须引起当下学者的注意与反思。

原始材料的发掘长期滞后，邓石如人生与艺术中的关键信息仍有大量缺环。在文献层面，许多著述的写作过度地依赖《邓石如研究资料》一书，不独新材料的发掘、整理十分有限，而此书中的若干讹谬略无刊正。在作品层面，除了刘一闻、孙慰祖与刘中澄等学者在相应作品的甄别上做出了具体的贡献外，邓石如书法、篆刻作品群体中的大量伪作尚有待于系统的清理。因而在原始材料的问题如此丛脞的情况下，诸多具体著述乃至此一研究方向的根基都委实难以“坚实”相称。

包世臣《完白山人传》中的信息仍需做进一步考辨。当下的学界基本认同包世臣对乃师邓石如有推举、发扬之功，然而此《传》中记载的大量事件(或许更准确地说是“奇闻”)及其用力打造的“布衣”“名士”形象，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契合于史实与基本的情理?虽然侯平、苏叶等学者已经开始触及《传》中的一些问题，但其可以深究之处显然不止于斯。因而若以包世臣《传》作为研究邓石如的“第一手”的“可靠”材料进行援引乃至推论、阐发，则不免流于袭取陈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相关论证具有先天性的隐患。

从上一点出发，考察既有成果中的许多评论性、综述性与赏析性著作(不限于本文已提及者)，不难发现，其在评骘邓石如的主要经历、艺术成就与历史贡献时的视角、立场和取径往往较为接近，倘在其中抽绎出“布衣”“名士”“篆隶古法复兴者”“皖派鼻祖”等较为惯常的定位修辞，则许多文本之间仅存有叙述方式与逻辑侧重的差别，并无太多真正富有创见的论说出现，且不免于呈现出一种颇为明显的“同质化”倾向。

其他人文学科的优秀成果尚有待于进一步引进。学术环境的相对独立与闭塞，固然不是邓石如研究的专属，却亦体现得较为明显。若学界近数十年来对徽州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已几成“显学”，这些文书多出自民间识字者之手，其中所涉徽皖地方文化与徽商行迹等信息极为丰富，但既有的邓石如研究少有“预”此“流”者。另如学界一直保有关注的学人游幕等问题，亦鲜有问津。这反映了艺术史(特别是书法史)研究者对于相关成熟人文学科研究成果的关注、用力还远远不够，更遑论对话、置辩、争锋，甚至从自身的领域出发对之以裨益与订正。当然从另一角度而言，这亦可表述为邓石如乃至许多书学研究选题的潜力还十分巨大。

清代中后期迄今的这一历史区间，既是邓石如从普通民间书者上升为清代第一流艺术家的时期，亦是相关研究逐渐累积并进行现代化转型的时期。

邓石如平生爱鹤痴鹤，精心喂养了两只百岁仙鹤。一日雌鹤病亡，40岁的妻子沈氏也恰好去世。雄鹤孤鸣不已，石如伤心至极。将心比心，他不忍孤鹤悲戚，于是将其寄养到集贤关佛寺。从此，每月自担鹤粮，往返三十里，坚持不懈。一天忽然得知，雄鹤被安庆知府抓走。愤怒的鹤粉洋洋洒洒写下一大篇行书名作《陈寄鹤书》，书中说：山人能化鹤、鹤能化山人，自古皆然，大人所抓，怎知非我所化?岂有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鹤，调戏良家鹤男耶?文章气势排山倒海，如云幻天。人鹤互化之论，简直直追梦蝶。知府接书惊呆了：说得好有道理，我竟然无言以对!我怎么就成了强抢民鹤，真特么想剁手!于是立刻将鹤送还。据说邓石如死时，那鹤发出尖厉的唳声，哀鸣数日，随后振翅消失在大漠青空之中。石如人也像鹤，石如腿长，身材修长，喜欢云游四方。健硕的体格涵养出了一颗健全的心:七尺大躯，心无媚骨，不享利禄，不贪功名，不抱四书五经以求黄金。一袭布衣，傲视苍穹，不思好衣，不备棺椁，投身荒郊野草岂不快哉。他以“山人”自居，于荒屋中高卧，远离红尘，浪迹山川，云水孤浮，早把功名二字轻抛。满身高洁，难得襟怀同雪净;心绝轻躁，也知富贵等浮云。不慕荣华而隽永，不求争斗而旷达。钓雨耕烟，灌花酿酒，洗去一时庸脂俗粉，尘泥污垢，浸出万代绝世风华。过眼云烟去，乾坤几布袍?邓石如的一生，就是不断磨练技艺的一生。21岁因丧妻辞馆，他负笈远游，以缓悲痛。40岁的他海内闻名，交游甚广。有一天他来到盐城，给好友徐嘉谷写碑，一时盐城轰动，大家争相拜访名士，徐家门庭若市。这天客人走后，徐嘉谷对他说：老邓啊，这次要给你说个媒。石如一笑，说：婚缘看命。老徐说：咱这里沈家有个千金，21岁还待字闺中。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人家15岁便立下誓言：非天下名士不嫁。石如说：扬州不远，名士集中，何以误到现在?因为人家姑娘指名点你的卯。在盐城人民的热情关注之下，石如答应了这门婚事。结婚之后，相敬如宾，妻子对石如的书刻事业支持很大。可惜沈氏早亡，石如深受打击，没过几年，63岁邓石如也告别了人间。真真是，说不尽的缠绵爱恋，不再有的奇人奇缘。诗曰：晴空一鹤排云去，汝自归家我亦归。

邓石如的一生没有功名利禄，即便被后世誉为篆刻史上最重要的大家，可能够流传的作品却极少，也许是他从未想过自己能带来这样大的影响。半生远游在外，他的任侠性格、豪迈气概与天地山川浩然之气，在游历中熔冶一体，凝结在他的艺术之中。

己亥岁尾，恰逢来到久违的安庆邓石如故里，初访书家冯仲华府上，先生热情推介邓石如故居所在以及邓稼先乃石如后裔，源于来去匆匆未及走访邓石如故居探访，实在遗憾，不过也在匆匆之间拜谒了菱湖公园邓石如碑馆。

“邓石如碑馆”分别由沈鹏、张凯帆题署馆名匾额，门柱联墨是邓石如隶书“处世劳尘事，传家宝旧书”;一隅幽静清逸的湖畔去处，有古梅苍柏郁郁葱葱，棕榈绿草青苔植被，馆内犹如苏州园林般令人惬意而深泓。邓石如题署“集贤律院”嵌入一处旧时砖石玄门墙上，古色古香;馆内中堂有马东升题写的“书坛宗师”匾额。院内三围便是安庆市政府立邓石如碑刻，碑馆简介中说：“石如家境贫寒，在先辈影响下，15岁开始习隶，弱冠仿汉印，颇有建树，55岁后篆隶创建个人风格，篆刻也自成一家，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时称皖派。他为人磊落，艺德高尚，人们赞其：胸有方心，身无媚骨;深得刘墉、包世臣、康有为、吴昌硕、黄宾虹等大家的倾慕，还受到日本、朝鲜等书法家的崇敬。成为一大流派的旗手，雄居于书坛、印坛之巅，堪为中华民族的荣幸和骄傲。本馆展出邓石如碑刻一百四十八方，作品内容广泛，四体具备，且多为晚年所作，其中十方碑刻为其再传弟子方小东同治年勒于山东，两百年来，数易居停，后由本园所藏……”后院略微拾阶而上便是一片幽幽的丛杉古柏，中间空地屹立着邓石如塑像，眼光炯炯、神情泰然的邓石如一身果然布衣，衣着上的斑驳绿黄不记得是苔藓还是塑色，那么服帖那么本真那么自然，塑像基石上是赖少其题写的八个天真烂漫的行楷——平和简静，遒丽天成!

想来我应该还会随缘再来安庆寻觅邓石如故居，看看闲云野鹤的坐看云起时，看看五横到底有啥不一样，怎么就让这个布衣山人成为如今一代宗师的模样?

江海滨于宛陵201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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