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究竟有过多少党产？1998年资产净值达900多亿

2020-01-21 16:57:32
来源：遍地文学作者：本站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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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之前，国民党没有所谓“党产”一说。自1925年孙中山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党务费用，即不依赖党产，而主要由国库支付。1927年国民党全国执政，党务经费遂成为政府财政中的一项固定开支。国民党所主办的教育、文化、新闻事业（如中央日报、中央电影企业公司、中央广播电台）等，也都由国家财政负担运营经费。

谌旭彬文史博览

国民党的党产，多年来一直是台湾纠缠不清的政治议题。国民党近来曾公布专案报告向外界透露家底，至今尚有166亿元新台币。据该报告，1949年带往台湾的227万两黄金，及数十万件故宫国宝，都曾被列入国民党党产。

那么，作为一家“百年老店”，国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究竟有过多少党产呢？

1945年前

靠财政养党

这种做法长期受舆论批评。但国民党以“训政党”自居，对外界的批评一直不以为然。如1941年12月，国民党元老居正公开站出来，力挺“党务经费由国库开支”完全正确。居正说：“现党外一般人认为党务经费不应由国库支出，党内同志也有以为党部支用国家公币为不正当。我们在此应明白本党是建国的党，所有党员既为建国而努力，则党部经费应由国家负担，乃一极合理的事情。”

不过呢，因为蒋介石“以军统党”，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人员，日子并不好过。据统计，1937年之前，国民党每年的党务经费，不足财政总支出的3%；抗战爆发后，这一比例下降到不足1%。其中，超过一半的经费被用于发薪。

蒋介石

而较之政府工作人员，党务工作者的薪金水平是很低的——抗战前，一个省府委员的月薪是500元，加上办公补贴最高可达2000元左右；但同级别的省党部委员的月薪只有150元，也很难拿到什么补贴。抗战期间，差距变得更大。所以呢，一方面，“国库养党”给国民党招致很多外界批评；另一方面，党务工作者因薪水低，又大都不安于做党务工作，“县党部的委员，天天想当县长；省党部的委员，天天想当省政府的委员”，国民党成了一盘散沙。

曾主管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晚年在回忆录中感慨国民党中一些委员竞相找关系去政府兼职，只是为了更高的薪金。

1945—1949

搞“企业养党”

抗战胜利，国民党对外宣布要结束“训政”。“国库养党”遂失去了名义上的合法性。按国民党的公开承诺，“国库养党”规模逐渐递减，到1948年，党务经费将不再列入国家预算。为自筹党费，此一时期，国民党正式开始大规模地置办党产，主要方式是“企业养党”。

本来，国民党在抗战末期，曾设想过另一种“党员养党”的办法，号召党员“月捐”来维持党务运转。但结果非常令人失望，1944年所得的党员月捐总额，只能满足该年度党费预算的0.07%。故此，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做出决议：县级以下党部，继续搞“党员养党”；省市中央党部，创办党营企业，走“企业养党”的新路。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国民党通过接收日伪资产，迅速建立起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从实业到金融的党营企业体系——其中，较大的中央党企共计13家，另有相当数量的地方党企——为“合法”拿到日伪资产，国民党当时声称：本党领导抗战损失惨重，其党产损失部分应由政府补偿。

1948年底，金圆券改革失败，民众蜂拥冲击银行兑换黄金。此次改革中，国民党“党营企业”损失惨重

不过，在1948年的金圆券改革中，这些党企因服从国民党的指示，全部损失惨重，一蹶不振。如资本雄厚的中央级党企亚东银行，本储备有黄金4156条，美钞14万余元，因响应改革，将黄金、美钞悉数上缴中央银行。改革失败，该行流动资金也损失殆尽。稍后，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崩盘，这些党企大部分没有来得及撤往台湾。据1949年年底的一份统计，因内战失利，国民党损失了90%左右的党产，约670万美金。

50—80年代

搞“党营企业”

1945—1949年间，国民党在台湾，只接收了一批日伪的电影院和新闻机构作为党产。蒋介石迁台时，“除了几个党营文化事业之外，只有一家党营生产事业（齐鲁公司）”。所以国民党迁台初期的党务经费，曾短暂回到由财政支付的老路。

至于“从大陆带来的227万两黄金和外汇，以及数十万件故宫国宝”，被列入国民党党产，主要是因为这批东西，是蒋介石在1949年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当时已辞总统职务），下令秘运至台湾。不过，这些黄金与外汇，绝大多数被用在了军费和台湾的经济改革当中，而非国民党的党务经费——1949年6月，陈诚曾用这笔钱在台湾发行了“新台币”；1950年6月，俞鸿钧密报蒋介石，他所能掌控的运台黄金已只剩54万余两，只够再支撑3个月军费（蒋随后下令清查所有运台黄金，集中至“国库”，共得108万两之数）。

去台后，国民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30年内，积累起巨额党产，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党”，主要还是因为又重新搞起了“党营企业”。20世纪50—80年代，除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外，党营经济成为台湾身份最为微妙的一种经济形态。一方面，党营企业是国民党的私产；另一方面，国民党又是台湾的执政党。所以党营企业可以很便利地与公营企业合作，攫取政策红利；而民间财阀，也乐于跟党营企业合作，以换取政策上的便利。到20世纪70年代，负责经营国民党党产的俞国华，又将“党营企业”升级为“党资企业”（引入公营、民间资本，由党资控股），国民党的党产遂迅速暴涨。

俞国华（中）被认为是国民党党产在70-80年代暴增的头号功臣

有学者如此总结俞国华此举之奥妙所在：“俞老总之妙招，在于钻公司法之漏洞，改以控股公司之面目，扩张党营事业也。盖国民党独资经营事业，则靠党寄食者众，经营不善矣。若党官合股，又与财阀结合，形成党官财‘利益共同体’，则可利用官方许可特权、财阀精明算盘，而改善经营体质矣。”

李登辉时代

党产净值达最高峰

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解严。为应对舆论对党产的批评，国民党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改变合作对象，避开公营资本，更多地与民间财团、企业合作；二是化整为零，稀释党资、分散持股，扩大投资种类。

20世纪90年代，国民党党产长期由李登辉的亲信刘泰英掌管。为应付舆论“党产公开上市”的压力，刘泰英一是大规模地出售股票，套取现金；二是遵照李登辉指示，将这些现金，大量用于海外投资。这样做，除转移党产化解舆论压力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可以很便利地拿党产去海外运作黑金政治，为其“外交政策”护盘。

刘泰英这些做法，一方面洗白了不少党产，盈利也有可观增长——到1994年年底，国民党名下有7家控股公司，投资事业121家，资产净值377.7亿余元新台币；1998年，资产净值达到了900多亿元新台币。但另一方面，也损害了国民党内部不少人的利益（如大规模出售股票后，很多用于安插退休老党员的酬庸性职位就没有了），加之李登辉与刘泰英随意挥霍，所以在1995年，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要求公开党产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