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去世：反对漠不关己的精英主义

来源：新京报

2020年2月3日，著名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在英国剑桥逝世，享年90岁。

撰文 | 宫照华

在“二战”期间的“大屠杀”之后，写诗的确变成了一件残酷的差事。犹太人出身的乔治·斯坦纳曾经亲自在纳粹军官身上接触到语言的沉默与无力。他曾在书中提道，当时的纳粹军官是如何地欣赏诗人里尔克，并能针对诗歌与美学谈出非常有见地的观点，那些在集中营内施虐的刽子手并非不懂得美与道德，相反，他们能够谈论得很好。这些现实影响了乔治·斯坦纳日后的文学批评思想。

由于维也纳对犹太人的迫害，斯坦纳一家先是移居到了法国，1944年，乔治·斯坦纳又从法国前往纽约，成为了美国公民。他开始在大学中思考语言与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除了一知半解、粗疏简化、琐屑不堪，事实上，还有什么能够感染那些被大众民主召唤进市场的半文盲大众呢？”自幼在家庭中接受古典文学教育的斯坦纳在现代生活中看到了语言的退化。

1959年，乔治·斯坦纳被任命为普林斯顿大学的讲师。在大学的演讲中，他不断提到语言退化与大屠杀之间的相关性，但在当时，支持他观点的人并不多，相比于大屠杀与语言的关系，人们对敦刻尔克、闪电战等事件更感兴趣。但斯坦纳依旧在作品中抛出类似的问题——伟大的艺术是否有可能与野蛮和邪恶并行？反犹主义是否可能是一种针对摩西一神论的、充满负罪感的报复？有没有可能，艺术最理想的催生环境不是精英社会，而是极权社会？

1967年，他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语言与沉默》。在这本书里，斯坦纳不仅针对之前的旧问题给出了深刻的思考，还试图从神学的角度给出更具雄心的回应。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在《乔治·斯坦纳的不实临在》中，总结了斯坦纳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那不是一种纯粹的文本批评，而是直接面对文学艺术中时常出现的虚伪，并试图撕破它。

“斯坦纳推测，也许艺术鼓励野蛮，因为它把观众包裹在虚假中，这种虚假比现实的困境更为繁茂。对于伟大艺术和思想的执著，也许会助长一种对世界漠不关心的精英主义。”詹姆斯·伍德对这位批评家前辈写道，“斯坦纳不时提醒我们艺术和非人性是同谋。但奇怪的是，吸引斯坦纳的似乎是非人性。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专制式的玩忽，上帝般的分离，邪恶的神秘，疾病和疯狂如韦伊或卡夫卡或克尔凯郭尔——这些都是斯坦纳珍视的品质。最能保护伟大艺术生命的政治体系是精英的、反民主的、不公正的，甚至可能是极权的。如果斯坦纳不得不选择，他情愿为了艺术的缘故，选择某种更接近苏联的版本，而非美国的、民主的、改良的版本。”

以伍德总结的观点来看，乔治·斯坦纳似乎正好走向了他所批判的邪恶一面。但实际上，与其说斯坦纳对苏联或极权体制展开拥抱，倒不如说他无法理解美国的文学状况：一群无父无母、远离了欧洲古典中心的杰作；拥趸众多、作为商品销售的畅销书；还有全新的、伊甸园般的历史经验。

由于父亲的反对，斯坦纳没有继续留在美国当教授，1969年，他成为了剑桥大学的特别研究员，1974年，他接受了日内瓦大学提供的比较文学与英语文学教授的职位，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20年，用四种语言教学，直到1994年退休。在退休后，他还继续在媒体上撰稿，发表文章。在30年的时间里，他为《纽约客》撰写了200多篇评论。2008年的时候，斯坦纳还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发表文章《毕希纳继续存在》。经典文学依旧吸引着他的头脑。

2月3日，90岁的斯坦纳在英国剑桥的家中去世。继去年的哈罗德·布鲁姆去世后，又一位世界级文学批评家的逝去仿佛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暗示着那个尊崇古典文学、在文本中探索神性与社会责任的批评时代的逝去。无论是斯坦纳，还是布鲁姆，他们都曾对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感到担忧。在绝对的相对主义中，文学不单单是表现一切事物，它甚至具有了“包庇”一切事物的危险性。特别是在当下文学与艺术越来越证明，教养与智识、知识与道德和正义间越来越不具备必然的联系，私人生活从对社会指令的拒绝和个人主义的最后尊严滑向了漠然的精英主义，在这个时刻，如何重塑文学的意义，如何在社会纽带中重新为知识寻找应当的安置之地，是斯坦纳的作品余留给我们的、最具现实意味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