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民国文化与近代革命

来自: 青竹子

一 

最近读完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想起大约十年前，有段时间常读民国文人作品。时过境迁，同样的人物和文字，在不同情境下阅读，感受却有所不同。 

在民国文人当中，陈寅恪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他生于1890年，殁于1969年，全程见证了中国近代格局之转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生为帝国之民，死为共产之鬼”。由于他独特的家世背景（陈宝箴之孙、陈三立之子），在学术上的大抱负，时代转换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和创伤，又尤为强烈。 

陈寅恪以世家子弟，矢志于学，负笈欧美，不求学位，成绩斐然。回国后与梁启超、王国维等执教于初设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列四大导师，可谓一时盛事。惜好景不长，王国维、梁启超先后谢世，国学研究院难以为继，但仍任教于清华大学。九年（1928年至1937年）之后，日本侵华日亟，卢沟桥事发，乃仓皇南渡，转徙西南。国仇家恨，交感于心，目疾日剧，终至双目失明。加以亲人离散，旧稿散失，生活艰苦，其痛苦可谓不可胜言。抗战胜利后，复有国共之争，知识分子奔赴两途。陈寅恪由北平辗转至广州，但坚不赴台。又九年（1949年至1958年）之后，全国开展“厚今薄古”运动，陈寅恪受到批判。八年（1958年至1966年）之后，“文化大革命”事起，陈寅恪受到严重冲击，苦撑三年，含恨而终。 

陈寅恪一生为不古不今之学，处身不新不旧之间，其人生遭际同其学术旨趣的紧张关系与曲折进程，对思考中国近代时局之转变，颇具启示意义。 

二 

我初知陈寅恪，是高中时读余秋雨《山居笔记》中《一个王朝的背影》，其中谈到王国维投水自杀的原因，引用了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认为王国维乃死于一种文化，当时印象颇深。陈寅恪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大学时，师友之间常有言及陈寅恪者，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语更被奉为圭臬，一时有志读书治学之人，无不引为准则。当时正值《陈寅恪集》（2002年版）印行不久，“陈寅恪热”方兴未艾。偶阅其书，只觉词意古雅，思想淹博，有高山仰止之感。某友人还将《寒柳堂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金明馆丛稿》和《柳如是别传》等书买来阅读，并为我言其梗概，增加了我对陈寅恪的了解。其间，台湾学者高信疆（此人已经作古）来学校讲座，谈及陈寅恪，我才知道原来陈寅恪的“恪”字应该读“确”（也有人质疑此说法）。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广州。当时我对民国的兴趣有增无减，读了一些胡适、钱穆、余英时的书，而对曾同样客居岭表的陈寅恪，更是发生了特别的兴趣。我常去中山大学游玩，每次都要到陈寅恪故居前徘徊一阵。于是搜罗其书，准备系统阅读。而此时市面上《陈寅恪集》却不易得，可见当时研读者甚众。直到有一次我去福州，逛晓风书屋，才购得数本。 

2010年冬，我到湖北宜昌出差。公余无事，夜对长江，乃把所读陈寅恪著作中印象较深者作一整理，辑成《陈寅恪关于读书治学之态度与方法的论述摘录》一篇。当时还写了一段感想： 

陈寅恪以传统士大夫与新潮知识分子自居，联络中国传统学问与近代学术精神于一身，浑然一体，气质自成。陈寅恪之最大特点，是其无处不在的卓然自立气质。此种气质，贯穿其一生，名世以此，受难亦以此。虽处大乱之世，而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没有丝毫动摇、没有丝毫卑怯、没有丝毫不自信、没有丝毫功名利禄之见。此种风度，实为近世所少见。其所为文，贵族气息浓厚，典雅隽美，并世诸人无出其右者。考证不厌其烦，同时不忘论述学风及学术大势诸问题，大开大阖，颇具名士之风。常读其文，可长读书人之自尊与骨气，使人有为学之立志。（2010年11月26日） 

这段话可以概括那一时期我对陈寅恪的认识。此后，由于阅读兴趣改变，我再未专门读过陈寅恪的文字，对民国的兴趣也逐步变淡了。此次读《史家陈寅恪传》，却引出一些新思考。 

三 

陈寅恪的一生，可谓饱受困苦、备遭摧残，稍稍安定的只有民国时期任教清华的十年，和共和国时期任教中山大学的头九年。日本侵华、国共内战是造成陈寅恪一生多变故的外在事件，但其人生悲剧的深层原因，却是中国近代新旧秩序之转换。 

陈寅恪虽曾留学西洋，但西方语言与学术对他似只具有方法上的意义，他治学的主要门径和旨趣大多来源于旧学，也就是他在《与妹书》中所说的“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他的审美爱好和精神世界，皆来源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体现于他熟悉古典，善作诗词，坚持以古文写作、以竖排繁体出版自己的著作等方面。 

从中国传统的学问标准来看，陈寅恪堪称完美。他出身名门，家学渊源丰厚，博闻强记，诗文俱佳，幽默风趣，才华横溢，既有极深的国学功底，又掌握西方学术工具。终其一生，上述特点都是陈寅恪的显著标记，其内心似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精英意识。他的精英意识和外在特点使他在旧传统中如鱼得水，赢得广泛声名，但却与近代革命价值观格格不入，招来不少祸患。纵观陈寅恪的一生，当旧传统总体仍占据上风、受到尊重之时，就是陈寅恪的辉煌时期，如民国时期任教清华时。当旧传统被打倒在地、受到蔑视之时，就是陈寅恪的阴暗时期，如1958年“厚今薄古”运动开始以后，特别是“文革”时期。 

陈寅恪最重要的价值，是其用一生学行昭示了何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矫枉过正的近代革命时期，他以学术和人生的双重苦难为代价，证明世界上还有一种坚不可摧的不可矫之“枉”。当矫枉过正的负面效果逐步显现，人们开始记起陈寅恪、怀念陈寅恪、讨论陈寅恪，旨趣在于通过陈寅恪去唤醒其所代表的旧时代的真精神、读书人的真品格。这是陈寅恪对当下中国的独特意义，其恒久价值甚至大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从这个角度说，陈寅恪可谓民国文人的杰出代表。 

四 

自我2004年上大学至今，无论在学术界还是社会上，都有一股民国热。民国的文人受到追捧，民国的著作大量印行，民国风格的老照片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大学毕业初期，我之所以对民国感兴趣，原因也在于此。有一段时间，我深感复兴民国文化之必要，一度被友人嘲为“文化保守主义”。 

民国热是对我前面所说的矫枉过正的负面效果的一种反动，代表了当下空虚的心灵对于旧时代的憧憬，与中国历代士人希望复兴“三代之治”的心理十分类似。但是，民国真的是答案所在么？我曾经这样认为。但随着阅读与经历的增加，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逐步由肯定变为否定，原因在于我逐步认识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民国。 

民国是有多个面向的。它固然是蔡元培、胡适、鲁迅、陈寅恪等文人和袁世凯、北洋军阀、蒋介石等武人的民国，但同时也是黄兴、宋教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革命者的民国。它固然是权贵、富人、名门望族等精英群体的民国，但同时也是转死沟壑的农民、工人、士兵的民国，还是1938年花园口决堤、1942年河南饥荒的灾民的民国。它固然是传统文化得以保留、中西文化交流互通的民国，但同时也是国土一年年沦丧、外敌长驱直入、外蒙古脱离版图而独立的民国。 

有人会说，民国固然有很多缺点，但民国也有显著的优点，为什么不吸收民国文化的优点，改造现有文化呢？答曰，民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文化，存在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当中，很难移植于今日，即便移植过来，恐怕也会发生负面效果。更进一步说，民国文化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好，但在当时却并未解决时代面临的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等大问题，其归于歇绝有很大的必然性。 

民国文化虽有贯通中西之名，却无贯通中西之实。民国文人，有感于近代中国的悲惨遭遇，大部分在文化上具有潜藏的自卑心理，对西方文化有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认同。他们对于中国问题缺乏本质性认识，要么固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晚清老路，要么遽行全盘西化、否定传统的极端主张。所言中学，是一种抽去了自信的中学。所言西学，是一种表面肤廓的西学。由于学理不精，只能是误人误己、误国误民，结果是“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毛泽东1938年致电国民参政会语）。

民国文化的不足，还可以从民国文人对日本侵华的态度中得到说明。大战初起，学者中主和者不在少数，即便多年研究历史、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也不免于此。据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序》引述，陈寅恪、胡适均主和。 

（汪精卫）认为越早谋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溃败的境地，那便只有听征服者的宰割了。但这一预设并非汪精卫一人所独有，而代表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认识。让我撇开复杂的政治界，从学术界中选一位比较客观而冷静的史学家──陈寅恪──作为代表，以说明问题。吴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 

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一九九八年，第六冊，页一六八）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记： 

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同上，页一七四） 

这是吴、陈两人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私下议论，陈氏两次都坚持同一观点，可见他对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断定“战则亡国”显然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适在美国一次讲演中所说的： 

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第一流军事和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 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 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 （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冊，台北：联经，二〇〇四年，页二〇三） 

这也是为什么胡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力主与日本正式进行和谈，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之后才开始修改他的观点。（见《日记》第七冊，页四七三，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条） 

——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序》 

虽然历史之中的个人，往往难有先见之明，无法预料战争结果，因此不可苛责于前人，但上述情况至少说明，民国顶级学者身上的民国文化，是一种欠缺血性、欠缺种性的文化。陈寅恪的“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一语，更是道破了他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我听说陈寅恪挑学生偏重于选“世家子”，也就是看门第。如果此事属实，则表明陈寅恪对于“下愚”阶层并无多少同情，也没有太大愿望加以改变。也就是说，陈寅恪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是从精英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大众的立场出发。 

五 

中国近代一切问题的本质，是人民大众没有自我意识，没有主人意识，没有团结意识，因此没有力量，既不能发展自我，也不能抵御外侮。中国近代的局面，如果仅靠精英，永远无法维持。近代革命的过程，就是精英逐步被颠覆、大众逐步具备自我意识的过程。 

自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近一百年间，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民国文化，由于其本质均是精英文化，均循着精英治国的老路，因此皆无法唤起民众，无法提供根本解决时代难题的方案。近代革命于是乎兴。 

从19世纪末孙中山倡导民主革命开始，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中国历史的主题是革命。按时间先后和革命性质，可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革命四个时期。四次革命，一次比一次深入，一次比一次彻底。革命的主要意义是什么？就是毛泽东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革命是矫枉过正，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语）。矫枉过正，自然有负面效果。有没有可能既唤醒大众，又保留精英？革命者显然不这么认为。革命者认为，不破不立，不乱不治。保留精英也可能唤醒大众，但是这一进程太长，难解燃眉之急。要快速唤醒大众，只有颠覆精英一途。通过颠覆旧精英唤醒大众，再由被唤醒的大众形成新文化，这是中国启蒙运动的历史逻辑。 

当今社会的文化焦虑，是一种旧的精英文化被颠覆、新文化没有完全形成时期的焦虑，这是民国热产生的时代背景。民国文化虽然可以对当下的文化重建带来启示，有若干值得吸收的因素，但整体复活民国文化却并非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 

那么新文化之路究竟何在？这不是一个由精英思考、设计、引导所能解决的问题，只能由处于当下现实中的个人，审察历史，观照世界，反诸内心，人人去求自己的答案。新文化的形成，不过是当下时代无数个体的心灵与旨趣不断交互影响、自然演化的结果。 

作为旧时代精英的陈寅恪，其人生悲剧在近代革命的时代大潮中就注定了。斯文如陈寅恪者，虽然博古通今、志行高洁、郁郁乎文哉，令人肃然起敬，却不足以从文化上为时代开一新局。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其一生遭遇而观之，则陈寅恪必认为此乃天丧斯文也。而自陈寅恪身后若干年复又被重视、被讨论，成为新文化中的一个独特因素而观之，则天亦并非尽丧斯文也。 

2017年9月4日，红叶初现，秋雨绵绵 

*此文是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一书的读后感，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丹枫阁文史”（ID：danfenggewen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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