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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故事丨迷一样的周作人


来源:遍地文学 作者: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个谜一样的人物。早年他思想激进,提倡“思想革命”和“人的文学”;中年后,思想却渐趋消沉,追求闲适,以写“草木虫鱼”自娱;后来又“落水”附逆,沦为汉奸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个谜一样的人物。

早年他思想激进,提倡“思想革命”和“人的文学”;中年后,思想却渐趋消沉,追求闲适,以写“草木虫鱼”自娱;后来又“落水”附逆,沦为汉奸。这是谜。

他曾与鲁迅兄弟怡怡,后来却失和反目,老死不相往来。这又是个谜。

中国历史上不乏软弱的文人,文人笃行的是温柔敦厚的史书礼教。盛世之中,他们可以花团锦簇地活着,有恃无恐地制造出普天祥和之氛。春风得意之辈将所学“货卖帝王家”,成了“大隐隐于朝”的御用文人,置身富贵;命途多舛之辈感叹最多的是时不我予,怀才不遇,只落得个徜徉山林、啸歌抒忿的自伤下场。

然而在大限来时,乱世之中,不论得意文人或失意书生,大多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变节投诚,写下大量亡国诗。

比如宋元之交的赵孟頫,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为搜罗人才,召见了赵孟頫等人。

乍见之下,忽必烈就惊呼赵孟頫为“神仙中人”,马上任命他为自己的近身秘书。从此赵孟頫官运亨通,到了晚年,已经是“官居一品,名满天下”。在他位极人臣之时,其实也广为人所指责,他作为南宋遗民而出仕元朝,丢尽了读书人的气节;一些人更是“薄其人遂薄其书”,索性连他的作品都看不上了。

有清一代,变节投诚的文人似乎就更多了一些。

康熙为收买汉族文人之心,还特地开了博学鸿词科,笼络知识分子。而写下“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谴责吴三桂的吴梅村,选择了沉默,接受了清朝的官职。

人们无法忘记的一个人是周作人。周作人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很受争议的人,他堕落成汉奸的原因也是很复杂的,其中不能忽视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据说使鲁迅周作人兄弟决裂的也是这个女人,鲁迅认为她“挥金如土”,挑拨兄弟关系,最终使兄弟反目。这真和辜鸿铭笔下贤淑的日本女人形象不太一致。

在周作人家庭内部,始终是羽太信子当家作主,她左右周作人的意志。而周作人本身目光也颇为短浅,认为日本的武器士气都强于中国,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受了妻子影响,他也开始害怕艰苦生活,贪图享受。

这样就让汉奸有了可乘之机,周作人的个人气节最终被击碎,整个人陷入严重的个人主义利益中。喜欢他谈“乌篷船”、谈“苦雨”、谈“声音很特别的蛤蟆”,可是如果知道他这些文章是在苦难的抗日战争时期所写,对国事这样的漠不关心,总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旧时文人变节,虽改朝换代,但华夏子孙的血脉还是紧紧相连的。而周作人的变节,却是把自己完全卖给了异族日本人,不管他自己有何难言之隐,这本身就是无比的伤痛与耻辱!

说“变节向来是文人”也未必,只是如今看来,在历史中徘徊犹豫、无奈挣扎过却又不得不臣服于现实的,终究是文人多一些。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他们那时午夜梦回,扪心自问,会流下怎样的泪。

而周作人的后半生呢?

周作人是1945年12月因汉奸罪被逮捕入狱的。

1949年1月,南京解放前夕,暂由李宗仁任代总统的国民党政府决定疏散监狱在押人员,有期徒刑的犯人可以担保释放。周作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获得了自由。

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走出了老虎桥监狱,第二天,即由尤炳圻父子陪同,乘火车去上海。那时北平已被解放,南京、上海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京沪之间不能通车,他一时无法回家。尤炳圻曾留学日本,在抗战期间,他与周作人一样,未能保持气节。侥幸的是,战后的尤炳圻并未被当作为汉奸对待。周作人被关进老虎桥监狱后,尤炳圻曾经给他很多的接济和帮助。这次尤氏父子找到周作人,是想把他接到上海自己的家中。

据周作人后来回忆,他们进了车站,看见有一列火车停在那里,就拥了过去。车上早已挤满了逃难的人,周作人是被尤氏父子从窗户拉进去的。上车之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座位,安顿周作人坐下,尤氏父子只能站着。已经65岁的周作人这一回真切地体验到了“逃难”的痛苦滋味。

第二天赶到尤炳圻家,天已经快黑了。那天正是阴历戊子年的除夕,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陆续响起。从这一天起,周作人成为尤家的食客,白吃白住,直到同年8月15日回到北平。

在上海待的这半年时间,周作人当时真实的心绪怎样?他自己没有明说。我们或许可以从他的诗作中窥知一二。1949年3月19日,周作人为友人作题花鸟画诗四首,分别是《月季花白头翁》、《牡丹鸡》、《野菊鸡》、《木兰芙蓉鸟》。

诗虽是咏物,但是言为心声。那种迷惘、惆怅、思归和无奈的心境一目了然。

从1949年4月起,周作人重新开始写日记,恢复了正常生活状态。为了能多挣点钱糊口,周作人陆续从事一些写作和翻译工作。

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长信。周作人在信中,一开始谈的是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和支持,实际上是在表明他拥护党、拥护共产主义的态度。接下来,周作人则谈到了问题的重点,即自己那个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过去”。他介绍了自己那段就任伪职的不光彩的经历,并辩解是迫不得已才担任伪职的。而且,他对于日本方面,也并非真心实意的附逆,而是敷衍塞责,等等。

周作人委托自己的学生把这封信送给董必武,请他转交。据有关人士回忆,毛泽东曾看过这封信,看完之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周作人后来的命运似乎就由毛泽东的这番话决定了。

1949年8月12日,周作人终于结束了他寄居上海的生活,归心似箭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8月14日,周作人一行抵达北平。因为不了解八道湾的情况,不敢贸然回家,所以他暂时住在太仆寺街尤宅。

两个月后的10月18日,周作人在儿子周丰一陪同下,回到他离别三年多的八道湾家中。经历了抗战胜利后的被捕、坐牢、逃难之后的周作人,终于又可以安坐在自己的家中了。

回到熟悉的环境,周作人又恢复了往常的生活方式。开始重新翻译英国作家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此书在老虎桥监狱时早已译出,后交正中书局印行。没想到书还没有印,译稿却毁于一场大火中,10月27日,《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再次翻译完成,改名为《希腊的神与英雄》。

从1949年起,周作人作为“专政对象”的身份从来没有改变过。1949年11月17日,即周作人回到八道湾的一个月后,北京市最高法院便传他问话。11月28日,北京市最高法院又来人调查房产。

1951年2月,他又上书毛泽东,希望能重新处理自己在北平沦陷期间出任伪职一事,结果还是未能如愿。他仍旧不准用周作人这个名字发文出书。1953年12月法院决定,自即日起褫夺他的政治权利。1958年4月25日,周作人向法院寄去申请书,要求恢复选举权,最终被驳回。派出所还不断要他写自传、写材料、写改造计划,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从1955年1月起,为了养家糊口,周作人不得不勤奋译书。在其后的10年时间里,他共交人民文学出版社译稿11部。1965年在翻译完了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以后,他感觉自己的心愿已了,精力也已消耗殆尽。于是4月26日,他重立遗嘱:

余今年已整80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1966年,“文革”开始了。在扫荡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中,周作人立即被“横扫”而揪出,备受折磨。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走到了生命的终点。那天中午,老保姆为他端来熬好的玉米粥,他照例吃得干干净净。下午两点多钟,邻居隔窗发现他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极不自然。家人被叫回来后,发现周作人已经浑身冰凉,没有了气息。

周作人就这样结束了迷一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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