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浅薄

文|陈思和

人生的飞扬与安稳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一批知识分子，从外国学来一套套理论，引进一套套模式。他们的理论有一个前提：东方文化是野蛮的、落后的，是要被摧毁的;西方文明才是先进的，是我们必须要跟上的。这个模式到今天还存在，其实这是非常可疑的。

经常有人讨论，比如婚姻、家庭的观念，东方人的家庭，过去是妻妾成群，这种男权在西方人看来是野蛮的，这种家庭不可能有爱，因为女子完全依附在男子身上。但我就不知道，19世纪以前的西方国家的女子，即使是一夫一妻制，又何曾独立过?否则20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怎么会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们看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小说里的女人出嫁,不都是考虑男方的家里是否有钱?哪个不是想嫁出一个好价钱?这在东西方国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在女人没有独立、没有充分获得社会地位的时候，东方西方都一样的，婚姻就是财产的结合，就是遗产的分割，婚姻制度说到底也就是一个家庭财产再分配。

可是我们很多留学生到外面去转了一圈回来，就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西方人有爱情，中国人没有爱情。他从西方引进了一套半生不熟的理念，然后把理念灌输给中国，就是说，中国人做得不对，中国五千年历史生了这么多人，这都不是爱情的结晶，爱情是西方来的，然后介绍一下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才叫爱情。

这就把“五四”一代青年人哄得稀里糊涂，似懂非懂，对人生没有什么体会，就活在一些理念里。鲁迅在《伤逝》里写涓生就是这种情况。鲁迅要告诉大家，有那么一些“小资”(涓生)，学了几句易卜生啊雪莱啊，就在那儿大谈爱情，大谈人生价值，可都是从外国书本上抄来的，一旦让他真的面对子君求爱，他只能无师自通地学着电影里的样子单腿跪了下来。这样的爱情一碰到现实马上就崩溃了。子君就是被涓生“骗”出来的，教了她一些什么诺拉出走之类的故事，她就觉得“我是我自己的”，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其实现实生活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生活还是回到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是回到养几只鸡，最后涓生放弃她，爱就崩溃了。

鲁迅就说了一句很冷酷的话：“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鲁迅这句话是很煞风景的。但这句话对“五四”那种制造理念来引导人生的现象，是非常严厉的指责。子君就是被理念所害，最后就成了理念的牺牲品。《伤逝》里，涓生对子君的厌倦是从那几只鸡开始的，而子君对涓生的失望是从丢弃小狗开始的，都是日常生活稀释了爱的浓度。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思维习惯，导致了脱离现实环境，非常看不起日常生活，把自己停留在概念制造的层面上。我并不否认这些概念，概念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它能教导人们更重视精神性的东西，以此来贯穿自己的生命。可是，那时那么多知识分子，他们的人生只是一个理念:我是为了思想解放，我是为了个性解放，我是为了爱情，等等，而别人则什么都不是。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寻欢作乐而为所欲为，可以随便来伤害弱者、牺牲别人的终身幸福。那么，这些观念在多大成分上对现实生活有意义呢?

正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有怀疑，我才相信范柳原和白流苏是有爱情的，我才相信张爱玲笔下的其实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小人物的爱情。张爱玲把人生分作飞扬和安稳，她说：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

其实每个人都离不开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我是知青一代人，虽然我没有下过乡，但大多数知青的生活是知道的。当年他们下乡在农村非常痛苦，下地去劳动很辛苦，男孩子下地回来就顾不得做自己的事情，女孩子就帮他洗衣服啊，帮他做饭啊，女孩子有时候挑水挑不动，重体力活做不了，男孩子说我来做，你去休息，这样一来二去最后就成家了。

这里面有多少大家想象的浪漫成分呢?确实有浪漫，浪漫是一种精神，精神性的东西只有在日常生活当中爆发出来才是真正的浪漫。真正精神性的东西不是从书本上、从理念上学的，真正的爱情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产生的，它赋予了日常生活一种神性的光环。为什么我要说这个问题?这恰恰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不相信的，为什么傅雷要指责这个作品?傅雷相信的爱都是观念上的爱，像约翰·克里斯多夫的爱，最后就是爱基督去了，他不能相信还有一个人间的普通的爱。

但反过来，张爱玲也不相信普通人的爱。张爱玲的好处是她解构了“五四”时期的这样一种理念上的爱，这是张爱玲了不起的地方，张爱玲的创作的价值也是在民间的层面上，张爱玲看到了民间有它自己的世界，有它自己的一种生命状态。

张爱玲的母亲相信的是“五四”那套东西，所以她就走出家庭，到西方去学画画。她的一生非常坎坷，而这样的坎坷是以牺牲自己的家庭，牺牲对女儿的爱，牺牲对丈夫的爱等等很多东西，才争取了这样一个自己的独立存在。

这对张爱玲母亲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但这些都在张爱玲的心里烙下了创伤，这种从小失去母爱的心理创伤，最后导致了张爱玲的背叛，张爱玲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化成果，对新文学的主流，拒绝得非常彻底：你们要提倡新女性，她偏要写个《“五四”遗事》，让离婚离出个三美图;你们崇尚西方文化，她偏要推崇传统小说;你们喜欢西装洋服，她偏要设计奇装异服。

她就是什么东西都来个反叛。张爱玲这种反叛，最后就慢慢产生出一种意义，她看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看不到的民间文化形态，看到了被“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所鄙视、所漠视、所批判的中国市民阶级，或者说中国老百姓的普通生活状态，这样，她才创作出了《倾城之恋》。

如果她看不到、意识不到普通市民的悲欢喜乐的意义，她跟他们毫无关系，她就不可能把《倾城之恋》里的这两个人写得那么丰满、那么细腻。小说里描写两人讨论《诗经》里的话，两人在战争中一起回家，一起收拾住房，一起做家务。这些刹那的片断就是爱。爱就是一刹那的现象。你不能问：白流苏以后生了孩子还会不会有爱?范柳原以后会不会爱上其他人?这是没法讨论的。你只能讨论在那一刹那，在战争的炮火下，他们是真爱，由真爱他们看到了永恒。

永恒就在一刹那之间，有的人可能就爱了几个小时，一生都忘不掉，这是人的心灵中非常崇高的东西。

张爱玲就看到了，她才会非常自负又坚定地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这是对“五四”的那种主流的爱情理念的一种反拨。

但问题是，鲁迅、巴金等看不到世俗生活中的爱，张爱玲也看不到，当然，他们站在了不一样的位置上。由于张爱玲没有能力解释普通人的爱的力量，她就感受不到普通人范柳原、白流苏的爱情表达。她把老百姓中间的爱的表达仅仅理解为调情和精刮。

中国“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骨子里对普通人的生活是不大关心的，鲁迅笔下那个女佣阿金的调情和偷情，是多么令人难堪，而巴金直到1940年代的《寒夜》才写到普通小人物的爱。这一代知识分子过于理想主义，看不到普通人的爱情;张爱玲虽然看到了，却不认为是爱情。张爱玲固然创造了一个都市民间的世界，但她是用一种比较差的眼光去看世俗，她看到的是世俗生活中不好的东西、浮浪油滑的东西，她看不到民间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由于这种能力的缺乏，张爱玲才会在小说最后让范柳原用非常虚无的态度说，“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哪里还有工夫恋爱?”等等，否定了前面的爱的过程。这些说法实际上是张爱玲本身在爱情认识问题上的犹疑、动摇和虚无，而不是小说里的人物的虚无态度。

可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能够打动今天的年轻人呢?说白了，就是我们近二十年来的社会发展，整个人生的理念、信仰，包括对爱情的信念都散失了。“文革”当中搞阶级斗争，谈恋爱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文革”以后，人性解放以后是欲望的大宣泄，把人性中丑陋的东西充分暴露了出来。这就使很多单亲家庭出生的人、看到长辈一代腐化堕落的年轻人，丧失了对爱的信念，丧失了对人生的意义、价值的追问的兴趣。这是年轻一代的问题。——当然人生也可以不要爱，人生也可以不要意义、价值，糊里糊涂也能过一辈子。

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缺乏爱的教育，缺乏对信念、对人的价值的追求这样一种人文教育的情况下，要么拼命灌输虚假的东西，要么就让腐败的社会来进行反面教育，大多数人都会嘲笑比较严肃的东西，认为一切都是虚无的。这种倾向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很多年轻人都是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已经被灌输了生活教育的恶果。生活告诉你，你别相信确定性的东西，这世界上并没有真爱，没有幸福，没有什么人生信念的，混混就可以了……

当这样一些说法变成一种哲学来影响大家的时候，张爱玲就显得深刻了，她就成为这一代虚无主义青年的精神保姆。这恰恰是张爱玲的浅薄。我们今天的人比张爱玲更浅薄，更浅薄的人就把次等浅薄、稍好一点的浅薄当成了深刻，而把人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看成一种虚无。这将会导致人对自我的不信任，对自我行为、自我人生的不信任。所以，张爱玲对我们今天的文学有正面因素，也有负面因素。可能我这个说法大家都不同意，但是没关系，我是把我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