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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专访 | 真正的学者,从来不讨好任何人


来源:遍地文学 作者:

5月11日,国馆联合浙江文艺出版社对易中天先生进行了专访。易中天穿一件黑色T恤,往太师椅上一坐,神采飞扬,仿佛到了百家讲坛的现场,侃侃而谈,跟我们聊起了自2013年以来,开始创作的《

5月11日,国馆联合浙江文艺出版社对易中天先生进行了专访。易中天穿一件黑色T恤,往太师椅上一坐,神采飞扬,仿佛到了百家讲坛的现场,侃侃而谈,跟我们聊起了自2013年以来,开始创作的《易中天中华史》。

2013年5月2日,易中天老师在自己的新浪博客发表长篇的致读者书,称自己预备用5年时间,把中国历史重新梳理一遍,“从女娲写到邓小平,写出36卷本的《中华史》”。计划从2013年开始,每季写出两卷本的《中华史》与读者见面,在2018年出齐三十六卷本。

事实上,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虽然,易中天老师作为一名知名的文学教授,有着相当好的学术素养和知识面。但是此次写作,毕竟跨度长达数千年,要写尽5000年中华文明,从上古到中古到近现代。所需要查阅的资料,思考的视野和格局,和单一领域单一时间段的研究,都有着本质的不同。

为此,易中天潜居于江南某小镇,每天读书写作15个小时,算得上是呕心沥血。

但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历史的拐点肯定不放过

从女娲到邓小平,跨度几十个世纪,每天发生这么多事情,被记录下来这么多事情。那么,写中华史最大的问题来了,那就是选材。

“就是哪些说哪些不说。”在我们的采访中,易中天老师说。

五千年文明,——用易中天的写法,是3700年文明,五千年文化。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儿,总不能什么都写吧。张三李四这些无名小辈都往书上写,别说36卷本,三万六千卷本也写不完呀,这也是当易中天宣布自己准备写中华史的时候,遭受诸多质疑的原因。所以必须有所筛选,并且要提高筛选标准。

“所以我现在就是,有一个想法,绝不求全责备,绝不面面俱到。例如,我想在纠结的一个事情,王阳明要不要写。我写了王阳明,我写不写李贽呢?如果王阳明和李贽都写,不就变成思想史了吗?”

王阳明是明中期的心学集大成者,和朱熹都是齐名的;李贽是明代末期的思想家,思想比较前沿,甚至于公开批判君主制。这些人虽然很伟大,对历史的影响也着实很大,但在易中天老师的眼里,他们可能还是够不上写入《中华史》的标准。

那么对于易中天来说,标准是什么?在我们采访中,易中天老师告诉我们,是拐点。

“肯定的一条是,历史的拐点肯定不放过。”什么叫拐点,例如魏晋南北朝,胡汉开始融合,中国第一次出现南方和北方,名教礼治崩坏,人的个性全面释放。相较于秦汉,这就是一个历史拐点,是一种社会阶层的大变革,也是社会思潮的大转向。

易中天老师形容自己写中华史是:“像新疆的坎儿井,下面一条河流是通的,水是通的,但是地面上的井是一个一个隔开的。”《易中天中华史》正是如此,从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流动来看,36卷本一定是一以贯之融会贯通的,但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历史拐点,那些象征着社会大变化的事件,才能被写出来。

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每个时代的历史,都是写给当代人看的。《史记》是写给汉代人看得,《三国志》是写给西晋的人看得。但严格来讲,在今天,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是写给现代人看的。

白话文运动之后,现代人的话语体系和古人的话语体系有着本质差别,包括纪年法都是完全不同的,“不管是《续资治通鉴长编》,还是《续资治通鉴》,它所有的纪年,都是干支纪年。天干地支,甲子乙丑。熟悉的人知道,不熟悉的人就能完全不知道。”

为了让现代读者能够读得顺畅,易中天老师还专门进行了转换,把古人的纪年法,转换成现代人熟悉的初一初二初三,十一十二十三,方便现代读者阅读。

为此,他还专门做了一个表,记载着历史典籍上娜写日子又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进行排序,前前后后。采访中,易中天老师详细解释道:“例如甲子就是朔望,朔就是初一,然后你顺着往下数,就数得出它是初几了。然后这样做出一个年表,你看得清来龙去脉,哪件事情发生在前面,哪件事情发生在后面,这样才知道历史的真相在哪。”

在笔法上,易中天老师采用的是侦探小说的笔法,这一方面源于他经常看侦探小说,另一方面,侦探小说最讲逻辑,而逻辑,正是中国历代历史典籍中最缺乏的。这一点,他深有感触。在我们的采访中,他说:“我们这个民族,传下的一个传统,不太讲逻辑,你会发现两个问题,一不太讲逻辑,二不太讲证据,主要讲立场。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先问你是哪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选边,站队,然后表达,表达都是情绪化的。”

这样的传统,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书籍中,都可以明显看到。站队比证据,比逻辑重要。易中天老师认为,逻辑和证据,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讲逻辑,讲证据,才能把历史的真相摆出来,否则,写出来的历史就是御用历史,没什么意义。故而在考证时,易中天老师也尤为慎重,“能用出土文物作为证据的,就用出土文物作为证据,不能,就用古文字,如果一定要用历史文献作证据的话,一定要仔细甄别。”

当然,用现代化话语体系和侦探小说的笔法写《中华史》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好处,那就是通俗便读,真正的历史,写起来应该很有意思,读起来,也应该很有意思。

不讨好任何人,坚持自己的史观

易中天老师有一次接受采访谈自己写的《中华史》时说:“我不讨好任何人。”既不媚于上,也不媚于大众。不是说,上面的人要我怎么写,我就怎么写。也不是说下面的想看什么,我就写什么。易中天写《中华史》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摆脱众人的羁绊,坚持根据事实得出自己的看法。

在我们的采访中,易中天老师讲了几个例子。

例如王安石变法,以前的人多支持司马光,觉得司马光的做法才是对的,王安石太冲了;现在的人多支持王安石,觉得司马光太保守了。尤其是王安石说过的那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豪情万丈,热血沸腾。相比之下,司马光无疑保守多了。搁在现代,很多人支持王安石的理由正在于此,王安石敢干,敢变。

但易中天老师不这么看:“我认为一个执政者,不能有大无畏什么都不怕的精神,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当时就说了,说皇上最怕的就是天命,因为皇权太大了,皇权是不受制约的,不受监督的。如果滥用起来怎么得了呢?那么大一个国家,权力那么集中,他还怕个老天爷吗?那你现在天命不足畏,是不是就是胡来呢?胆大妄为啊。”

再例如隋炀帝,在我们的意识里,对隋炀帝一贯持有批评态度,因为他太暴虐了,修运河,征高丽,自己也是穷奢极欲,老百姓没法活。而易中天老师给的评价却是这样的八个字:“功德无量,劳民伤财。”

因为京杭大运河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太大的作用了,不仅是经济层面,文化层面更甚,以前中国是没有南北概念的,只有中央和四方的概念,中央就是中国,四方就是夷狄。南北概念是在南北朝之后才形成的。“而隋炀帝的京杭大运河的文化意志打通了南北,把南北打通了。”这就为后世唐太宗融合胡汉打下了基础。“所以,这两个人,隋炀帝和唐太宗,共同缔造了后来的,这个盛唐气象,打通南北,融合胡汉。”

采访中,易中天老师强调:“我必须先去看史料,因为你不能先入为主,带着这个结论去找材料,我的做法是,先把事实摆出来,再来讨论。”这便是易中天老师所坚持的史观。

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考。

《南方周末》在评价《易中天中华史》时,如此写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发现自己。打铁还得自身硬,看得清自己才看得清世界。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任务。”

这本书从上古中华文明开源之始,下迄近代,跨度数千年,而写成这样一本书,除了坚实的学术素养,还需要多么宏阔的眼光和胸怀。

古人写史,是给古人看的,那么今人的历史在哪里?几乎没有。所以我们很迫切需要一整由现代人写的套梳理中华文明的中华史。

它必须足够通俗,用现代话语体系写就,没有阅读障碍;

它必须足够有趣,文笔足够优秀,能够把历史的血肉写出来,插科打诨,令人不忍弃读;

它也必须足够有信服力,作者必须有足够的学术修养,不会瞎扯,考证有力;

它也必须足够宽容,摆脱意识形态的牵绊,摆脱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尽可能贴近历史中每一个人物,写出他们的正义与邪恶,自私与大局观,还有对现实的妥协无奈;

它也必须有足够大的视野,纵向深挖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横向比较中外两种文明体系差异。

在本次国馆联合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采访中,我们发现,上述所有要求,易中天老师的《易中天中华史》都达到了。

对于我们而言,出入五千年文明,懂得过往,方知未来,在新的认知层级上,以更大的胸怀视野和格局看待世界,便是历史对于个人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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