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文|白描

这是一篇我很难写的文字。

难写是因为涉及令人伤怀的家庭往事。

数十年里，我一直紧紧包裹着它，从未把这包裹打开，我的文字从未触及它。这包裹里有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仅属于我们家庭，属于我们家庭内儿女和母亲之间。我们对母亲隐瞒了一个近在身边、与她一生命运密切关联的事实，是她人生当中天赐的一次机遇，她若意识到，想抓伸手就能抓到，但阴差阳错让她失去了机会，从而与命运的转机失之交臂。

在最亲的人之间保守这个秘密是痛苦的，却不得不严严捂盖，而且一捂就是数十年。

母亲早已故去，现在打开这包裹，我已经没有了顾忌。我书写故土，写故土的昨日今天，我也不能再回避，不能让母亲的故事，以及我曾经的情感纠结，一直被捂盖在故乡土地的厚苔之下。

母亲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后与部队失散流落到泾阳。

母亲熊芝兰1916年阴历八月十五生于四川通江盐井乡大梁城。通江自1932年起，便是川陕苏区军事、政治指挥中心，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大本营。熊姓在大梁城是大户人家，母亲家庭条件不错，但她看到红军在通江轰轰烈烈发展，特别是红军里有很多女兵，她们组织看护队、慰问队、洗衣队、运输队、担架队，人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1933年春，母亲和舅舅熊天平(后改名程平)，离开家，一同投奔了红军。母亲先进妇女独立营，后进入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舅舅进入三十一军警卫队。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母亲和舅舅随队伍出发。长征途中，迎击敌人围剿，三次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嚼树皮，左冲右突，辗转奔波，各种苦难母亲都曾经历。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蒋介石加紧调集部队，向会宁、将台堡地区集中，红军三大主力陷入敌重兵夹击中。红四方面军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进入甘肃河西走廊，西路军后来失败。1937年2月，主力红军组成“援西军”，母亲所在的卫生队被编入“援西军”中，但因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援西军”到达甘肃宁夏交界一带停止西进，就地派人四处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此时，20岁的母亲竟然感染上天花，被安顿在甘肃西峰一户老乡家中治病。

天花是死亡率很高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所幸，母亲得的是“小天花”，病势没有那么凶猛，二十多天后病愈，没有丢了性命，脸上也没有落下被人叫作“麻子”的疤痕。

不幸的是，她病愈起身，大部队已不知去向。她奉命收容失散红军战士，自己却成了失散人员。

更不幸的是，当她四处寻找大部队时，偏偏走错了方向，部队去了陕甘宁苏区，是向北走，她不知道，一直向南寻找。从西峰经过陕西的长武、旬邑、淳化，沿途讨吃要喝，一直到泾阳。在泾阳一个叫作南横流的村子，她的命运出现了拐点。

这是紧靠泾惠渠南干渠的一个村庄。她在一个姓刘的人家歇脚，本来只是路过借宿，但刘家人见她形只影单，硬是留她住了下来，这一住就住了三天。

第一天，在吃过刘家人端上的面条之后，对方问她的年龄，问她的老家，问她在部队的经历。她急切地打听部队的去向，刘家人回答说半年前见有红军部队从永乐店路过，后来再没有见过。她判断这不是她所在的部队，也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方向，情急心乱，央告刘家人替她打听红军的去向。刘家人答应了她。第二天，刘家外出打听的人回来告诉她，没有人知道红军去了哪里。她要出去自己寻找，刘家人说：你人生地不熟，连东西南北都摸不清，怎么寻找?劝她住下，容他们慢慢打听。

刘家人待她很好，见她身子虚，给她熬米汤(小米粥)，米汤泡锅盔，劝她先吃好喝好安心将息。她哪里能安心?她的目标是找到部队，那里有她熟悉的战友，有她的格外牵挂的弟弟，脱离部队，远离家乡，她感到巨大的孤独和不安。找到部队，等于找到了家。第三天她就要重新上路，但刘家人却在此际给她带来一个消息：为了打日本，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了，红军部队解散了，都归国民党指挥了，天底下再也没有红军了。她不相信，但刘家人说得很肯定，不像一个普通农家人能撒出的谎。在部队的最后日子，她也曾听到国共要合作的传言，现在，她被这个消息击蒙了，她不知道自己该投向何处。

她不知道的还有，关于她的去向，刘家人心中已有自己的算盘。

这刘家的大媳妇娘家有三个弟弟，都没有成家。大媳妇见这个被抛在半路上的年轻女红军模样俊俏，孑然一身，孤单无靠，就有意留下她，想许配给她的兄弟。大媳妇怕贸然说出遭到拒绝，先好吃好喝招待她。也许是天助，刘家人打听到国共合作、红军被改编的消息，心里顿时有了底气。第四天早起，母亲被刘家大媳妇带回她的娘家——十里路外的三渠口手巾白村。

当母亲在白家堂屋的圈椅里坐下，听大媳妇表明意思后，母亲哭了。她执意要走。可是白家人问她：你要走，走哪里?母亲不知道，回答不上。白家人说：你先住下，慢慢想，想通了说一声，想不通再走不迟。

母亲又在白家住了三天。

在这三天里，她见到了刘家大媳妇的三个弟弟。人都是实诚本分人，不多言不多语，在地里干活回来蹲在地上围着一盆水洗脸擦汗，然后，一人端一碗饭找个角落呼噜呼噜刨进肚去。在她面前，弟兄三个规规矩矩，未曾和她说过一句话，甚至都很少拿眼看她。这个家庭礼数很严，每天早晨起来，弟兄三个都要先去父母房间请安，晚上临睡前又要请示父母还有没有什么事要做，回答说没有事情，方可回屋歇息。他们的父亲也是个木讷老实人，家里主事的是他们的母亲，老太太很精干，家里做饭、养猪、喂鸡、扫庭抱帚一应事务打理得妥妥帖帖。母亲闲住无事，有时想插手帮老太太做事，老太太不答应，让她只管歇着。

在白家住的三天里，母亲成为重点照顾的对象，参加部队以来，无数艰难困苦让她身心俱疲，她从未如此闲适，从未体验过如此轻松平顺的日子。在不眠的夜里，当她躺在白家的土炕上对未来做出选择时，她早先的坚持松动了。既然寻找部队无望，进入白家留在关中富庶的平原上，也未尝不可。

她对白家人点了头。

白家本想让她和老大成亲，但在弟兄三人中，她看中了老三。老三比她小两岁，但身强体壮，胳膊上的疙瘩肉像秤砣，还念过书，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白家老太太开始犹豫，说：大麦没熟小麦熟，这咋成?但后来经过一家人商量，同意了母亲的选择。于是白家老三，这个叫作白金发的男人，便成了我的父亲。

这是1937年春夏之间的事情。我一直不知道白家人，特别是父亲，是否听到随后发生在斗口于村的事情。斗口于村距离手巾白村仅6里路，共产党在那里办青训班，人来车去，热热闹闹，父亲曾在三原于右任创办的民治小学念书，斗口于村是于右任的老家，斗口农场在方圆很有影响，想来父亲应该对斗口于村有所关注，如果他知道斗口于村的青训班，他肯定是对母亲隐瞒了。也许他不知道，毕竟青训班只在那里办了一期，时间仅仅只有半个月，即使有所耳闻，也搞不清楚青训班和红军有什么关系，如果属于这种情况，那属正常，父亲不欠母亲什么。

但我一直怀疑三兄弟中老大，即伯父什么都知道。在家里，他做农活，也常出外替人赶车，他是一个车把式，县城里的商号常雇用他跑各地运送货物。即使青训班在斗口农场办班时间短，他不知道，但后来迁至云阳、安吴，前后在泾阳地面上两年半时间，他不会不知道。他严密封锁着自己的嘴巴，没有向弟媳透露半点信息。白家人肯定担心，一旦让母亲知晓她曾经投身的队伍就在本县办班，她会立即拔腿去找自己的队伍。她原本不该属于白家，而属于那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要在中国“闹”大事的人群。

手巾白村离云阳30里，离安吴50里，但那时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妇女守在家里很少出门，母亲对发生在数十里外的事情毫不知情。她认命了，安心做了白家的媳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了解到母亲的情况，对她器重起来，以退伍老红军战士的身份对待她，逢年过节有县上干部来家中看望，每一位县委书记、县长也都熟悉母亲，母亲常被邀请去学校、机关单位做报告，讲述红军和长征的故事，家里在困难的时候也会得到组织的一定补助。1957年，母亲通过四川通江老家，联系上了舅舅，舅舅时为上校，住西安兰州军区空军一个部队大院。从此，失散多年的姐弟重新得以团聚，我和姐姐们，也成为西安早慈巷甲字7号大院里舅舅家的常客。

1965年社教运动，风云陡变，先是父亲被宣布为“四不清”干部，屡遭批斗，继而母亲被宣布为“假红军”，被勒令交代历史问题。母亲提供了一些线索，供社教工作组调查，第一个是四川通江老家，第二个是舅舅。调查回来，说是参加红军属实，但没有人能证明母亲是怎么离开部队的，于是母亲又成了“逃兵”。

在社教运动中的日日夜夜，我和三姐经常为母亲写“交代材料”。三姐上初三，我上初一，这种写作比学校里的作文对我文笔的训练帮助更大，从那时起，也许我注定要成为一名作家。写“交代材料”也让我对母亲的历史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有时母亲叙述着她的经历，会突然抱头痛哭，我也跟着一起哭。哭完，她继续讲述，我接着为她代书。她参加红军的过程，走过的地方，离开部队的缘由，不知“交代”了多少遍，我也不知道写了多少遍，但她仍被认定为“逃兵”，这个不由分说的结论，一直延续到“文革”，延续到“文革”后期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逃兵”的帽子戴在母亲头上十多年。

后来回想起这整个过程，有一件事情我得感谢社教工作组和清理阶级队伍的办案人员。他们自始至终未提及青训班。如果他们要问母亲，你既不是“逃兵”，与队伍失散后，共产党的人马就在泾阳，为何不去找?母亲如果那时知道她苦苦追寻的队伍在身边却被她错过,会不会瞬间崩溃?以我判断，那是肯定的。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个阶段，泾阳没有怎么宣传青训班。青训班是以国共合作的名义办的，包括当地很多干部在内，人们对青训班的历史了解并不多。说起斗口村，人们只会谈论于右任;说起安吴堡，人们只会谈论安吴寡妇。两人的名气太大了，他们都有各自的历史叙事，且都颇具魅力，青训班的光辉暂时被遮蔽。我知道青训班，是“文革”后纠正冤假错案的时候。那时我在陕西师大中文系任教，为解决母亲历史问题，我查阅了很多有关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资料，查阅了1937年前后中共党史，在一篇文章里，第一次看到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党中央和陕西省委的关怀下在泾阳举办青训班的记载。

看到这篇文章，我不是兴奋，而是像被一颗子弹击中，我瘫坐在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阅览室的硬木椅上，面朝窗外，双手交叉抱起后脑勺，闭上眼睛发呆。

西斜的阳光透过窗户玻璃照在我的脸上，我垂合的眼皮变成近乎透明的屏幕，看见一片晕散的红光在摇曳浮动。我觉得那红光像血，母亲心里滴淌的血，我心里滴淌的血。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在1937年母亲人生的那个转折点上，其实还有一次机会留给母亲，它距离母亲是那么近，真可谓近在咫尺!可是，母亲错过了，这一错，注定了人生的霄壤之别!

出于近乎本能的反应，当时我心里冒出最强烈的念头是：不能让母亲知道青训班的事情，是的，决不能。她若知道，无异于在她流血的伤口上再插一把刀。

从此，我格外留意搜集有关泾阳青训班的资料，当时没有复印机，很多都是抄录下来的。我搞不清楚自己搜集这些资料的目的何在，它不能证明母亲老红军战士的身份，而且我知道这是危险的，就像挖掘战场上未引爆的炸弹，把它们积攒下来，说不定哪天就会在身边爆炸——倘若被母亲知道，这爆炸是肯定的。但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我的眼前总浮现出许多假想的情景：母亲奔向斗口农场，在那个青砖小楼前向人倾诉她的遭际，然后受到热烈欢迎，重新又回到她魂牵梦萦的队伍里，在小楼前的空地上听首长讲课，在果树成荫的农场里与其他青年男女聊天散步……抑或在安吴堡的城墙下，在吴氏坟园的柏树林里，在迎祥宫院子的戏台上，母亲和众多青年学员一起，高唱《安吴青训班班歌》：烈火似的冤仇积在我们胸口/同胞们的血泪在交流/英雄的儿女在怒吼/兄弟们(有)/姐妹们(有)/你听见没有/敌人在迫害你/群众期待你/祖国号召你/战争需要你/你醒/你起/拿起你的武器/学习工作/工作学习/一切为胜利……我的假想不是没有道理，依母亲的性格，走出这一步绝不令人怀疑。如果那样，一切的一切，将是另一个样子，包括，这个世界不会有我。

青训班史实的发现，我只字未向母亲提及。当时母亲老红军战士身份的甄别，困难重重，给县上、地区、省上一级一级递送材料，均毫无结果，核心问题是都要母亲提供与队伍失散的直接证明人，事隔数十年，当时的战友不知死活，不知去向，这“直接证明人”母亲哪里去找?心神俱伤的母亲后来绝望，不愿再申诉，她开始相信宿命，开始信上帝，礼拜天她去教堂，听牧师讲经布道。她的信教行为得到了我的支持，这有利于她内心的平衡。我一如既往地守护着青训班的秘密，心想这秘密若让她知道，宿命论也许不会成为她解脱的法宝，而会变作重新伤害她的利刃。我没有停止努力，继续为母亲申诉，同时借用她对命运的相信来宽慰她。我列举两个事例，一个是长征前，各苏区的红军人数是30万人，长征后到达陕北不到3万人。这是毛泽东主席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到的。既然90%的红军战士都没有走到最后一步，母亲也就不必过分为自己伤心。第二个事例是母亲熟悉的一位部队领导，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后扩编为妇女独立团、妇女独立师)的创建人张琴秋。母亲刚参加红军时，就在她的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琴秋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革”爆发后，张琴秋受到残酷迫害，性格刚烈的她不堪凌辱跳楼自杀。我对母亲说，张琴秋的命运又怎样?以你的性格我看也和张琴秋差不多，即使未脱离部队，革命胜利后进了城，你能保证自己不会有张琴秋一样的遭遇?所以事情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活到今天，能吃能喝，有儿有女，孙辈绕膝，这就算咱福大命大造化大。这安慰对母亲还真有作用，她心中的不平不再波浪翻滚，而是渐渐归于平顺。

信教后，她每晚都要祷告，祷词几乎千篇一律，首先针对我，祈祷主保佑我的平安。我是她的独子，我在她的心中高于一切。下来是对我的姐姐们的祝福，还有她认为必须祝福的人，这些人不固定，当天和某某有交往，有接触，对某某印象深，就为某人祷告。最后是固定的，必为国家和全国人民祈祷，祝福国家安定团结，全国人民生活幸福。

1979年，关于母亲历史问题，在多方努力无望之后，我给时任中组部副部长曾志写了一封长信，曾志当时正协助胡耀邦主抓全国冤假错案平反工作。没承想这封信起了大作用。曾志很快做了批示，母亲不是党员，但曾志却把批复直接发陕西省委组织部，而不是民政部门，指示认真复查母亲历史，甄别确定母亲的退伍老红军战士身份。陕西省委组织部出面，责成咸阳地区组织部和民政局，尽快落实母亲的身份。此后很快，母亲的问题得以解决，被授予“退伍老红军战士”荣誉证书，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民政部门每月发放生活费，享受国家公费医疗。这样一个结局，母亲深感欣慰，我们家皆大欢喜。

母亲一直对曾志很感激。后来我工作调到北京，曾代表母亲专门去万寿路曾志家中看望老人。再后来与曾志的女儿陶斯亮相熟，给她谈到母亲命运的几次转折，陶斯亮说：命运无常，但有时也有定数，不过这定数不在天定，而在人，在国家，在社会。

母亲暮年生活如意，国家对她各方面照顾有加。但她依然信教，每个礼拜天都要去教堂。关于青训班的事情，我和姐姐们依然不敢向母亲提说，生怕打破她内心的平静。

母亲是在午睡中翻了一个身，在二姐面前安然离开人世的，心梗为她坎坷的一生画上了句号，临终走得干净利索，没有任何痛苦。不能不说，我们儿女对于那个秘密的保守，是起了作用的。

安吴青训班旧址，现在已成为泾阳一个著名旅游景点，它与吴家大院组成红色文化与历史文化互映互衬的物质与精神的存证，每天向游人昭示这个地方曾有的辉煌，唤起人们对于既往的记忆。而于我来说，它更有一层特别的意义，它有可能书写一个女人另外一种人生，但它把这个女人留给了我，让她成为我的母亲。它没有成为改变母亲命运的取道之阶，却成为12000多名男女青年投身革命的踏步石，成为中国革命前进发展的踏步石，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青年干部的大熔炉。泾阳因它，而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留下炫亮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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