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失的主人

文|张玮玮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这是首在北方流传了很久的短歌，北方人在冬天用它来计算时令。从农历冬至起，每九天一轮，节气逐次变化直到开春。过去的北京人，会在这段时间画“九九消寒图”。冬至前画一幅有八十一个花瓣的梅花图，但是只勾线不上色。从冬至起每天给一片花瓣上色，八十一天后，梅花图全部完成，春天也就来了。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我是在北京度过的。那时我住在城南一个胡同的大杂院里，这个大杂院和北京的很多四合院一样，曾经是一户人家的院落，如今住着七八户人家。胡同外面看起来大树环抱灰瓦飞檐的院子，里面其实拥挤不堪。院子里所有能用的空间都盖起了房子，狭窄的过道里堆着半墙高的蜂窝煤和冻白菜。下班后，自行车铃声，锅碗炒菜声在煤烟中此起彼伏。结着冰花的窗户里面，邻居们说着自己的家长里短，你想听不见都不行。

我住在院子最深处，一棵大树下面的小屋里。我的房东是位四十多岁的大哥，姓“那”。第一次听到这个姓我觉得挺奇怪，但也没有多问，后来熟悉了才得知他的姓就是“叶赫那拉”的简写。知道这个来历以后，我给家人打电话时对她们说：我在北京很好，现在住在慈禧太后的亲戚家里，你们可以放心了。

胡同里有些人说的北京话特别油，就像在嘴里加了块吉他效果器一样，很多词滑溜溜的，到了耳朵里还没反应过来它的意思就滑走了。但那哥说的北京话不太一样，他话不多语速也很慢，嗓音好像是来自他体内很深的地方，沉沉的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每次在院里遇到那哥，他总是远远的就停下脚步打招呼。他站在那儿，神色语气都平平的，但眼睛里却闪着某种光芒。我看着他心想，他肯定在家里藏着什么很值钱的玩意儿。

那哥不工作，也没有亲人，独身一人靠出租房屋过日子，和他最亲密的就是他的几十只鸽子。胡同里很多人都养鸽子，下午院子里静悄悄的，就听见鸽子在房顶咕咕的叫声。那哥的鸽子在胡同里很有名气，因为它们都是来自荷兰的外国鸽子。每年开春以后，那哥就租车把这些国际来客们拉到西安，然后让它们自己飞回来。他说他的鸽子飞得都很快，两三天就能飞回北京。当那哥在陕西的公路上返回时，鸽子们的鸽哨也在他头顶低鸣着，他们就像赛跑一样，奔向北京。

我也是从那个方向奔到北京的。整个九十年代我好像一直坐在火车上，追随着那个伟大的迁徙时代，直到北京。

那时我在北京西城区的一家琴行里上班。很多像我这样来到北京的音乐青年， 都会找琴行里的工作。因为在琴行里除了工作，其余时间可以名正言顺地练琴。那家琴行在琉璃厂，曾经老北京的色情业集散地“八大胡同”就在附近，著名的民国大将军蔡锷就是流连在这片胡同里，为小凤仙写下了：不信美人终薄命，古来侠女多风尘。

曾经的勾栏巷子虽然早就烟消花散了，但还是留下了一些遗风。我经常会碰见真想剪头发的老实人从胡同里的发廊走出来，边走边念叨：奇了怪了，不会剪头，你开什么发廊呀。

我上班的乐器店很小，生意也不太好，卖的都是些廉价的乐器。老板是个北京中年老炮，冬天午饭就开始喝二锅头，喝完便在店里来回溜达，溜着溜着就演讲起来了。他每次说的内容都差不多，先感叹如今的年轻人多么不靠谱，再感叹他人生路上的各种曲折风雨，最后就沉浸到把店里那些破木板做成的劣质吉他卖到北京城每个角落的美景里去了。

我比较喜欢听他的人生风雨那个环节，他当过空降兵，参加过对越南的那场战争。他说那时的降落伞质量很不好，平均四五个就有一个打不开，每回空降他们都要盯紧另一位战友，一旦自己的伞打不开就拼命抱住那个战友，靠他的伞降落。而这个举动的结果就是，经常有倒霉的空降兵身上的伞拉着两个人落在地上，最后双双摔成重伤。

那场战争的最后阶段变成了两个国家的口水战，双方士兵驻扎在中越边境的战线两侧僵持。时间久了，双方士兵就开始互相取乐。他们成天在战壕里比着喊口号，中方的喊毛主席万岁，越方的喊胡志明万岁。有时喊累了又闲着没事儿就开始往对方阵营扔东西，刚开始是土块，后来变成互相扔压缩饼干和罐头，最后双方都喊着共产主义万岁，各自准备晚餐睡觉去了。

琴行老板是那种标准的胡同老炮，说着一口没法再油的北京话，再掺上胃里那永不散去的二锅头，每次都越吹越兴奋，无法收拾。我遇着有意思的就听会儿，其余时候就抱着吉他不出声地练音阶，脑子里放空着四处神游。

北京有句老话：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眠夜。这家琴行的气质是注定走不到二十一世纪的，我和这些劣质吉他晒着二十世纪的最后一轮太陽，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很没出息的气氛。有时我会找借口躲在琴行的库房里睡觉，我把自己埋在一堆乐器包皮里面，谁喊我也不答应。我的随身听里放着那会儿还叫祖咒的左小祖咒的歌：

清晨娇媚的陽光，囚起农场看报的杂工，前门的玉兰花香，粉着王老五的双唇。有一只狗用忧郁的眼光，在寻找他走失的主人。

因为这首歌，我去故宫的红墙 边看了据说北方仅有的几棵玉兰树。玉兰树挺高，几乎和故宫墙上的琉璃瓦平齐，来年春天它就会开出传说中的玉兰花。目前它只能光秃秃的硬撑着富贵身段，大冷天的，立在长安街边。

从琴行回家我要走半个小时的路，北京的风很大，吹在脸上就像针扎一样。生活有时就是在和你开玩笑，你要的明明是一个笛子，可它给你的却是双筷子。但我喜欢北京冬天的寒风，因为这寒风是催人奋进的，能让我从八大胡同那没出息的气氛里醒过来。

大院里的邻居们都在说关于下雪的话题，空气干得四处起静电，大家的嗓子都开始发疼，所有人都在盼着大雪来安抚这个冬天。院子里只有那哥对这一切不闻不问，不论下不下雪，还是新世纪如何。这个城市正在发生的一切，他好像都不在乎，他永远在自己不变的步调里溜达着。整个冬天他怀里都揣着一个葫芦，那个葫芦里面有个内胆，内胆里住着一只蝈蝈。我路过他的屋子时，看见他坐在屋里炉子旁边，手捧着葫芦看那只蝈蝈。

那哥给我说，到了冬天人就得收敛，养精蓄锐，忍着劲儿等来年春天再撒欢儿。但自己一个人闷着也很没意思，就养个蝈蝈在怀里解闷。蝈蝈不能见冬天的风，所以不能随便给人看。小心地照顾这个蝈蝈，其实就是照顾自己，养着自己的元气。蝈蝈没见着寒风，人肯定也没冻着。听他这么说完，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他家里好像藏着什么宝贝。

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我还在北京的琴行里上班，琴行老板还在用他那二锅头兑出来的北京话，给别人推销他那些破木板做成的劣质吉他。老板是个好人，战场上他一槍都没有开过，也没遇着过打不开的降落伞。他依旧在喝得差不多的时候，从他柜子里取出一个盒子，眯着半醉的眼睛给观众打开，说：二等功呀，真真正正的新疆英吉沙，北京兵还真没几个能拿着这套匕首回来的。

我只要有机会就还是躲在琴行库房的琴包皮里睡觉，我的随身听里换了胡吗个的歌：

人人都有个小板凳，我的不带到二十一世纪。

没出息得久了，人也会发疯。我的反应是，某天我在库房里睡觉，突然一个纸箱子飞过来砸着了我。我抬头一看，是琴行里和我关系不错的同事跟我开玩笑扔过来的。我跳起来抓起手头能抓到的东西，朝他砸了过去，强壮的同事躲了几下，发现我不是开玩笑后，冲过来把我打了个鼻青脸肿。再然后，我借着自己惹出来的悲愤之气，永远离开了那家琴行。

北京诗人尹丽川说：北京一下雪，就变成北平了。大雪终于来了，它覆盖了整个北京城，覆盖了那些日渐丑陋的房屋街道，也覆盖了世纪末愈演愈烈的残酷现实。后海上面情侣在雪上漫步，大爷在凿冰冬泳。我坐在湖边上的石椅上，远处树林里传过来悠悠的京胡声。那声音带着百年来的抑扬顿挫，在灰色的天空中划出一道细长的曲线。它提醒着我，在这个城市的深处，藏着某种和我心意想通的能量。它从千里之外把我吸引到这里，它会陪我度过这个冬天，直到大地回春，河开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