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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沉思


来源:遍地文学 作者:柏杨

文|柏杨宇宙是啥时候才有的,言人人殊。最权威的说法出自阿尔玛的大主教犹施尔先生,他在一六五○年,斩钉截铁地宣言,宇宙创始于纪元前四千四百零四年,他和他的徒子徒孙,甚至敢肯定

文|柏杨

宇宙是啥时候才有的,言人人殊。最权威的说法出自阿尔玛的大主教犹施尔先生,他在一六五○年,斩钉截铁地宣言,宇宙创始于纪元前四千四百零四年,他和他的徒子徒孙,甚至敢肯定创造在该年的某月某日时。看起来洋大人真是小家子气,中国神话学家的尊口就大得多啦,认为宇宙创始于纪元前二百七十六万零四百八十年。——是年也,盘古先生劈下他最后的一斧,于是轻轻上升者为天,沉沉下降者为地,一个糊里糊涂的世界,就糊涂地出现。

东西两方,除了时间上的不同,还有坚持程度的不同。中国神话学家信口开河,你怎么拆穿他的西洋镜他也不在乎。而犹施尔先生可不行,他绝不允许反对,以致搞得学术界焦头烂额。数学家丰罗诺斯基先生忍不住,戳着犹施尔先生的屁股叹曰:“他唯一的武器是教条和无知。”

呜呼,用教条和无知作为武器,盘马弯弓,杀声连天的朋友,举目皆是,又岂只犹老夫子一人乎哉。于是布罗诺斯基先生写了一部书,希望被教条酱住的头脑解一点冻,也希望凿一凿被无知塞满了的心灵,看看能不能凿出一点窍。这部书就是被汉宝德先生译出,被吾友李大人俘走,又被柏老收复失地的《文明的跃升》。

这本巨著在美国是畅销书,但在中国未必就是畅销书。这跟在美国是畅销唱片,在中国一定是畅销唱片,情形恰恰相反。一个高水准国家的国民,求知欲一定十分强烈。当台湾光复初期方法具有了普遍意义。认为与语言相类似,这些结构是人的,连所谓知识积蓄较低的女工、下女,在火车上,巴士上,都要拿一本书的那个伟大时代,早已昨日黄花。现在,大概是已成了文化大国之故,普天之下,只有正在学堂求学的学生,不得不苦苦地去磨敲门砖,一旦学堂毕了业,就烧香拜祖,誓死跟书不相往来。一个当经理的,或一个当科长的,看看风花雪月的小说,间或有之。如果有人在看进德修业的书,准被疑心神经有点毛病。这就注定了我们知识的永远恐慌,恐慌到汉宝德先生所感叹的:“中国教育整个在一种肤浅的专门教育的观念笼罩之下,在职业主义的支配之下,青年朋友要长成为有眼光、有识见,以天地为心,对人类前途有见解的胸襟广阔分子,相当困难。如果没有广大的人文精神的准备,知识与人都是一些工具,都会为野心家所利用,或为自身欲望 所驱策,浑浑噩噩地在社会里钻营而不知所为。”

这正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画像,严重性*固然在于知识的低落,更在于知识的隔阂。干每一个行业的人,都真的相信他那一个行业掌握了社会、国家,甚至人类的命运。都把头埋在权势或钱眼里,认为天下就这么大啦。

《文明的跃升》是一部静静品味的巨著,作者布罗诺斯基(虽然他名字有“斯基”,却不是俄国人,而是英国人,跟柏老也没有交 情,特此声明,以免误会),他写这本书的主要意思是在说明:“如果没有人文,不可能有哲学,甚至不可能有良好的科学。对自然的了解是以对人性*的了解为目标和以了解在自然中的人类情态为目标。”

所以,政治有黄金时代,科学没有黄金时代。科学精神是永远不向屁股后看,而永远向前看的焉。动不动就提“想当年”的人,准是对现状自顾形惭。好汉不谈当年之勇前弥曼差派即“弥曼差派”。,科学精神就是不在乎过去,他们不把死翘翘的大家伙或小家伙,酱在他们的尊脑里,动也不敢动。欧几里德先生的几何学,被奉行了两千年(柏杨先生年轻时念洋学堂,就是念的他那玩意,现代学生老爷已很少知道他是谁了啦)。牛顿先生的三定律,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现在“动则恒动,静则恒静”这一律,似乎已垮了台。

科学家的奋斗是人文精神的,《文明的跃升》介绍死里逃生的医生莱斯格罗先生所自述的,在一六二○年跟教条和无知奋战历程中的奇遇:

我被带到刑架,绑在上面。我的双腿穿过三板架的两边之间,脚踝系着绳索。将把手向前推,我的双膝的主力顶着两板,把大腿上的腱内任《科学哲学季刊》编辑。认为社会是一个精神有机体,社,顶得爆裂似的粉碎,膝盖被压破。我的双目直瞪,口吐白沫而呻吟着,牙齿战抖如鼓手槌子。我的嘴唇战粟,没命地喊叫,鲜血自手臂与断裂的腿、膝上溅出。自这痛苦的尖端放下来,我被绑着两手,丢在地板上,我不停地大声喊叫着:“我招供,我招供!”

这是文化人寻求真理所付出的典型代价。伽利略先生的遭遇比较舒服得多,他仅只在法庭上,匍匐在地,自动招认兼坦诚不讳地“跪拜在最高贵、最可敬的红衣主教们尊前,及统理基督国度反异端妖言的裁判长尊前”,才免除了皮肉之苦。然而布罗诺斯基先生引用法国剧作家布马修先生《费加罗的婚礼》中费加罗的话,对加诸莱斯格罗先生、伽利略先生身上的“教条和无知”下一个定律曰:“印刷品的胡说八道,只有在不准自由 传播的国家才有危险。没有批评的自由 ,赞美与认可同样的毫无价值。”布马修先生是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人物,根据这项定律,他那尖锐的鼻子就嗅到了政治里煮的是啥菜。“路易十六是被《费加罗的婚礼》拖下王位斩首的乎?当然不是。讽刺并不是社会的炸弹,但却是社会的指标:说明有新人来敲门啦。”

旧的文明形态被新的文明形态代替,可不容易。于是,有想象力的天才,就成为瑰宝,作者对在推进人类文明进展过程论语儒家经典之一。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对促使人类向前跃升的建设性*的天才,如牛顿先生和爱因斯坦先生,下一个界说曰:“他们伟大的天才所在,仍在于他们问一些近乎明显而天真的问题,却找出一些对传统具有破坏性*的答案。”(可惜作者孤陋寡闻,不认识与莱斯格罗先生同一命运的柏杨先生,否则准把我也算上一个,这是该书唯一不能原谅的缺点。)很显然地,相对论一发明,就立刻对旧有的物理学原子论给予一个很大打击,使很多物理学家因恐惧没得饭吃而暴跳如雷。当希特勒先生努力排犹,要向爱因斯坦先生下毒手时,爱因斯坦先生一溜逃到美国。否则的话,第一颗原子弹 就要属于德国,世界形势,将大大改观。这正是文明跃升中的人文因素。

一种新的文明,必然地要破坏旧的文明。作者举出欧洲接受阿拉伯数字的例证曰:“欧洲当时(八世纪)对数目的记法,仍是愚笨的罗马式,比如一八二五作MDCCCXXV,M是一千,D是五百,C是一百,三个C是三百,XX是二十,V是五。伊斯兰人把这套东西换上现代十进位法,只要简单地写下1825就可以啦,因为它是用每一单数的位置来决定它是千、是百、或十、或个的。”

科学不是孤立的,我们可想象到,当愚笨的罗马式传统数字被破坏时,卫道之士如丧考妣的情形,因为一直到现在,阻挠人类进步的所谓卫道之士,用异端裁判所来阻止荒谬的文明被破坏时的嘴脸,仍惊心动魄。

科学和人类文明相偕跃升,给人类带来的绝对不是灾祸,而是幸福。动辄怀念过去好日子的人,事实上并不知道过去好日子的内容是啥。西方人士总是认为十八世纪的乡村是诗情画意的,犹如中国儒家系统总是认为尧舜时代是诗情画意的一样。诗人古德斯密先生描写那失掉的乐园曰:

甜蜜的奥本,平原上最可爱的村落

健康与丰收鼓舞了青年的工作

多么幸福啊,他在树荫下完成了这些

年轻的工人,休闲的岁月

这真是隔山观虎斗,看人挑担不费力。作者布罗诺斯基先生斥之曰:“完全胡说八道。”在乡下当牧师,对当时乡村生活有深刻体验的克拉比先生,看了之后,几乎气死,也报之以诗:

是的,缪斯为那些快活的工人歌唱

因为缪斯不知道他们的创痛

辛苦的工作,无时或休

真的能会为这乏味的诌媚音律所感动

《文明的跃升》给我们的启示是:人类过去的成就虽然很重要,但它必须受到无数挑战,人类文明才能有进步。人类的美景和幸福,不在那些逝去的日子,而在未来。这世界充满了因新事物的产生而随之产生的希望。布罗诺斯基先生曰:“如果我们一定要信仰,则必须是知识分子的民主 。我们不能因人民与zheng府、人民与权力之间的距离而衰亡。巴比伦、埃及、罗马,都失败于此。这一距离要想缩短,要想集结,只有知识流传人间,或领导人 民,没有控制别人的意图,不孤立于权力之中,才有可能。”

我们需要沉思。

原文地址|http://www.bdwenxue.com/zuojiawenku/guonei/202004/358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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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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