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赴苏前后(2)

文|瞿秋白

六大的主要决议，即政治决议案是瞿秋白起草的，米夫、布哈林修改过后，瞿秋白又改过。7月9日下午的大会上，瞿秋白逐段宣读政治决议草案，大会代表边进行讨论边作修改之后，全体一致通过。这时全场掌声如雷，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并高唱《国际歌》。

在随后的选举中，瞿秋白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他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在选举中得票较少。

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党的工作在一个时期内得到了发展。六大的缺点表现在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对盲动主义的实质缺乏深入的认识，等等。这些缺点，妨碍了党内“左”倾错误的彻底纠正，并被后来具有“左”倾思想的人发展成为更加严重的“左”的错误。

在六大开会期间，瞿秋白、周恩来对国内工作十分关心，向国内发了《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传达六大的精神。强调必须坚决地反对盲动主义，决不能削弱对农民的游击战争的指导，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及加紧组织红军。党的主要任务仍旧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苏维埃政权。中央接电后，将电稿发往各地党组织进行讨论，及时地指导了全党的工作。

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中共六大闭幕，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接着在莫斯科召开，从7月17日开到9月1日。在这之前，中共六大进行期间，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代表团第一任团长。代表团由五人组成：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张国焘；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驻农民国际代表王若飞。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联系。瞿秋白作为代表团团长，要领导代表团的工作，出席共产国际大会、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参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党和革命问题的决策等，责任是重大的。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瞿秋白和周恩来、苏兆征、张国焘等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

瞿秋白和苏兆征一起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又和苏兆征、张国焘一起参加纲领起草委员会。瞿秋白精通俄文，有理论修养，又是代表团负责人，因此，他是国际六大上中共代表中的重要发言人。大会领导机构指定他担任民族殖民地革命运动问题的三位补充报告人之一。他在主报告人库西宁发言后，先后于8月15日、21日向大会作了补充报告。同时，分别于7月27日、8月4日、23日，就布哈林报告、战争危机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应该永远坚持真理，永远不盲从，独立思考，明辨是非。这样，他才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属于人民群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瞿秋白在国际六大，充分表现了这种精神。

在国际六大期间，瞿秋白同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赤色职工国际书记罗佐夫斯基发生意见分歧，并在发言中批评了他们。

布哈林在《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中提出了一个“第三时期”理论。尽管布哈林本人对这一理论有所保留，但在联共（布）出席国际六大代表的坚持下，布哈林不仅提出了这一理论，而且在会上批评了与此不同的意见。这一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形势划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18～1923），资本主义严重危机，无产阶级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第二时期（1923～1928），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渐趋稳定，无产阶级继续斗争；第三时期（1928年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殖民地的革命斗争迅速发展。因而将发生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以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将引起革命，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的总崩溃。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就要到来。实践证明，“第三时期”理论，是导致“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是极其有害的理论。至少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这样的。

瞿秋白是国际六大代表中，最先对“第三时期”理论提出质疑以至否定的发言人之一，在他之前发言的有波兰代表科斯特鲁蔡娃。瞿秋白首先指出“对其中许多问题不甚了然”。他说：“共产国际的总任务就是防止战争、保卫苏联和保卫中国革命。可能这三项任务就是所谓第三时期的特点。但是，我认为，这里我们还有一个空白，就是在经济分析方面，当谈工业生产力的增长、技术的改善等等情况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谈了一下新的经济形势对农业、对亿万农民现状的影响。这方面的分析是浮光掠影或不够清楚的。”农民的作用和农民土地问题、殖民地问题以及太平洋远东问题，等等，都应该有详细的分析，准确的估量，清楚的阐述。“既然我们在提纲中得不到有关农业、殖民地和太平洋问题的明确答案，那么，所谓第三时期和第二时期似乎就区别甚微了。（有人插话：对！）”

瞿秋白在大会发言中，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党的总路线。他说：“党的总路线就是争取群众。”他认为，应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一任务，即中国革命没有消亡，即使在遭到严重失败后，它也在继续发展，现在它应该重新聚集力量。

出席国际六大的一些代表，由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曾经产生了右倾和“左”倾的错误，便一概否定中共和中国革命。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倾向。共产国际候补书记、美共党员佩佩尔的言论尤其令人不能容忍。他居然说：“过去中国共产党有过孙中山主义，现在又有托洛茨基主义”，“中国简直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布尔什维主义”。对此，瞿秋白在第三十九次会议的报告中严肃地宣告：“我受中国代表团委托作如下声明：佩佩尔硬说中国党内过去是孙中山主义，现在是托洛茨基主义，这纯粹是诽谤。”“应当承认，武汉事变以后，中国党毕竟找到了新的道路。”“我们损失了成千上万的同志。不过，我们在数量上的损失虽然很大，然而我们在质量上却锻炼了党，锻炼成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我们领导了农民的武装起义，实行了土地革命，开始了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我们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任务在于，要以过去的错误为鉴戒，端正我们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瞿秋白为广州起义进行了辩护，批驳了佩佩尔说广州起义是盲动、冒险，是按照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行动的论点。瞿秋白认为，广州起义虽然有许多缺点，也有错误，但是广州起义具有社会基础，带有群众性，发动起义是正确的。“广州工人自己提出了一个口号：‘青天白日’旗（国民党旗）是白色恐怖的旗帜。镰刀斧头的红旗才是唯一革命的旗帜！”“广州起义，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是它彻底打消了对国民党的一切幻想，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即苏维埃革命的新时代。”“广州起义已作为中国工人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的楷模深入到劳动人民心中。”至于广州起义以及中国革命中发生的错误，已经并正在得到纠正，今后将继续检讨这些错误，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佩佩尔指责中共不重视反帝斗争。对此，瞿秋白说：“如果象佩佩尔这样提问题，我们似乎土地革命搞得过多了，而应该多加关心反帝运动。”“什么是反帝运动？这就是抵制，游行，集会，乃至罢工。我们在香港组织了持续近两年的罢工，我们组织了许多游行示威等等活动。但是，我们这样做并没有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可以说，如果今后我们仅仅用这些方式斗争下去，我们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下把亿万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推翻帝国主义。”佩佩尔还主张“在民主的基础上选举农村的地方自治”。对此，瞿秋白幽默地说：“大家看，佩佩尔是何等彻底。他比托洛茨基更‘彻底’，因为托洛茨基还认为中国现在正是反革命时期……并不想得出关于立宪的结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才能进行到底”，“绝不可能有什么宪政的道路，有什么农村自治的道路。（有人插话：对！）”“如果现在佩佩尔要把我们曾经吃过苦头的那种观点强加给我们，那么，这就意味着佩佩尔意欲顽固坚持我们过去过高估价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这就意味着，佩佩尔不顾中国革命的教训，还要重复那些使我们遭到失败的错误。这就是主要问题。”

瞿秋白吁请代表大会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他说：“应提请共产国际各党真正支持中国的革命、中国的起义。这种支持不能仅仅是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式的支持，不能仅仅有反对白色恐怖的愿望。”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实行这样的民族纲领：“第一，要坚持民族和语言平等，在这方面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还要坚持民族自决权）；第二，如同列宁所说的，要坚持国际主义的原则，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来反对无产阶级沾染上即或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出现教条主义，把某些国家党的经验神圣化的时候，瞿秋白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有些人忽视殖民地国家的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民战争。瞿秋白说这些人号称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懂得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德国农民战争的再版”，简直是“叶公好龙”。他郑重地声明：“我仍然认为，如果承认殖民地是世界的农村，那民族革命问题就易于理解了。如果认为，就整体说，一切殖民地都是农业国家和农民国家，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整个国际就要有一套对待殖民地农民的策略，而且仅仅从这一观点出发，就可以制订出东方革命运动的当前策略。”

8月23日，瞿秋白代表中共、日共、印共、印尼共代表团和其他东方国家代表团，在大会上宣布声明：“下面签字的各代表团，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全会所通过的关于俄国问题和中国问题的各项决议，也完全同意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声明完全拥护联共（布）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了维护国际团结，支持共产国际和兄弟党的良好愿望。

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提纲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当前任务：在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将重新提出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作为党的当前的实际任务。大会认为共产国际各支部目前主要错误倾向是右倾，应坚决反对右倾并反对向右倾错误持调和态度的倾向。认为在中国，则有盲动主义倾向，但一般说来，现在错误倾向，是右比“左”更甚。可以说，这次大会是共产国际领导方针急剧向“左”倾转变的开端。

9月1日，国际六大结束。瞿秋白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执委会上又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9月5日，主席团会议产生了政治书记处，瞿秋白与布哈林、库西宁、莫洛托夫等一起担任书记处的成员。

莫斯科的生活和工作

瞿秋白4月底离开上海不久，杨之华也带着七岁的女儿独伊到了莫斯科。

杨之华参加了中共六大，并在大会的妇女委员会、农民土地委员会中工作。中共六大开过后，她与瞿秋白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六大。9月，她又和瞿秋白一道随各国代表到苏联南方地区参观，先后游览了巴统（黑海商港）、第比利斯（南高加索工商业中心）、巴库（里海石油区）、罗斯托夫（黑海商港，北高加索铁路中心）、乌法（黑壤农村区）、哈尔科夫（工商业区）等地。他们沿途看到了工厂、农村、军队、文教、妇女、儿童等组织和活动，看到了许多革命胜迹，看到了苏联革命成功后十年的巨大建设成就，感到十分欣慰。

瞿秋白经过两次大会的紧张工作，身体极度虚弱，夜间有时在睡梦中从床上跌落到地板上，但白天仍然支撑着努力工作。即使在南俄之行的旅途中，他仍然反复考虑如何贯彻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精神。9月14日，他在巴库写长信给当时还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信中说：技术上的原因使我们不能迅速广泛地传播此次所得教训于广大群众，这实在可恨可恨。对于贯彻六大路线，他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在职工运动方面，他指出要防止和纠正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肃清一切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反对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发展党内群众的讨论。在农民土地革命和红军游击战争方面，他指出：苏维埃区域中必须实行土地革命，创造红军，领导一般农民的琐小斗争到推翻豪绅政权的斗争——游击战争。农民的地方暴动，还只是收集革命力量取得群众的斗争，还不是争取一省或数省政权的斗争。所以一方面要注意扩大苏维埃区域，同时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需要避大击小的红军的游击策略。红军的游击可以散布土地革命及工农独裁的宣传于广大的区域，而积累革命的军力。现时特别要注意盲动主义情绪的余波与再生，特别要注意忽视农民革命作用。在党的理论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工作设想：理论的重要与教育干部的重要是显然而又显然的。他将在最近二礼拜间，想一想此地的工作计划：①马列选集，②国际经验，③国际时事，④苏联时事，⑤中国革命问题的编译。至于国内则此次决议的通俗化宜从速进行。他建议由一些同志作些通俗地宣传六大决议的工作。他自己也动笔，撰写宣传六大精神的小册子。不久，一本六万字的通俗读物写出来了，书名叫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开门见山，这书的第一段文字就把读者紧紧抓住了：

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打倒清朝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便是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但是老百姓的生活依然非常痛苦。辛亥革命，并没有打倒官僚军阀，平民仍旧是受压迫，外国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更加剥削中国的工农。这是为什么？说起来，原因很多呢！

瞿秋白用通俗的文字，丰富的知识，清楚的说理，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社会历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历程及其经验和教训，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这本书后来在莫斯科出版，对于国外读者了解中国革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身在异域，病痛缠绕。接任伊始，他就想到了回国，而他的思绪早已飞回了祖国，飞回到国内同志的身边。给周恩来的信，说出了这种埋藏得很深的激情：我在俄做国际工作（政治）及理论的工作，本是党的需要，国内工作自然是你们多负责了。但我想不久就要回国的，我又要养病，又要想做许多工作，不知如何是好，要做的事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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