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斗争(1)

文|瞿秋白

濯田被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也随军撤走。干部、家属，还有舍不得丢弃的坛坛罐罐，在八万六千人大军的保护之下，匆匆忙忙地向西而行。但是，身患重病又为敌人易于辨识的瞿秋白虽经一再请求却不能随军长征，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

为了和战友们告别，瞿秋白邀请了李富春、傅连暲等聚餐。席间，他举杯祝愿革命胜利。徐特立临行时看望瞿秋白。瞿秋白嘱咐他的身强力壮的马夫跟随徐老走，并把自己的一匹好马换给了徐老。第二天，陈毅见到瞿秋白，问他为什么还不走。看到瞿秋白病弱的身体，陈毅要把自己的马送给他，劝他赶紧追上队伍。陈毅这时还不知道，中共中央已决定把瞿秋白留在了险地。冯雪峰前来告别，瞿秋白把一件长衫披在雪峰身上，让它伴着雪峰远涉征途。

留守苏区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中央江西分局，政府机构叫做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军事上则设立了留守部队的军事委员会，这三个机构的负责人是项英、陈毅等。瞿秋白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后方办事处人民教育委员。

中央主力红军撤走以后，蒋介石派出十万大军由顾祝同、蒋鼎文分任南、东两路总司令，向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所谓“全面清剿”。血腥的白色恐怖笼罩了中央苏区。

宁都、雩都、兴国、瑞金、长汀、会昌相继失陷以后，形势已是绝对的敌强我弱了。1934年11月底，蒋介石命顾祝同、蒋鼎文分任驻赣、驻闽绥靖主任，划定十二个绥靖区，到处修公路、筑碉堡，实行“划区清剿”。在敌人严密封锁下，机关和部队的衣食住行都成了严重的问题。人们几个月吃不到一点油盐；为了隐蔽目标，夜晚不能举火，白天不能冒烟；人走过的山路，要用树枝和树叶掩盖起来；当山上的树木被敌人烧尽伐光以后，人们就只能隐蔽在山洞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瞿秋白的肺病更严重了。1935年初，中央分局决定撤销中央后方办事处，同时决定送他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

2月11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动身，同行的有何叔衡、邓子恢及项英的妻子张亮。约在六七天以后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当时属会昌县）。临时又加入了一个周月林，她是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员、兼代内务人民委员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与梁柏台分手后，早于瞿秋白一行先期到达汤屋。

汤屋一带的形势也极险恶。因此，他们略事停留，经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安排，在2月20日前后就启程上路了。这一行人，化装成香菇商客和眷属。福建省委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专门选调了二百余人组成护送队沿途保护。2月的闽西，春寒料峭，夜里行路还是相当艰苦的。瞿秋白身体很弱，艰难地行进在崎岖山路上，有时实在疲乏不堪了，就倚坐在路旁石头上休息一会儿。何叔衡年纪很大，行动比较缓慢。张亮怀有身孕，又是小脚，一路上琐事很多，本来夜间行军不许出现火光，她偏偏闹着要吃烟。

经过大约四天的昼伏夜行，他们安全通过了敌人的层层封锁，渡过汀江，于2月24日拂晓，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附近。大家走累了，饥肠辘辘，就在这里休息吃饭，准备下午再走。但是，这个麻痹大意的行动，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水口镇一带属于福建省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十四团的游击区。该团防区包括武平全县及上杭西区一带。团长钟绍葵，是福建省臭名昭著的地头蛇，他在几天前因事由武平经由水口镇前往长汀。水口镇暂由该团第二营驻扎，营长名叫李玉。这天早晨，李玉得到地主武装“义勇队”队长范连升的报告：小迳村附近发现小股红军。李玉查明情况后，立即率队对小迳村实行围攻。红军护送队长丁头牌，是个漫天扯谎，好吹牛皮的家伙。邓子恢在行军过程中同他接触，发现这个人华而不实，大话连篇，一旦有事是靠不住的。果然，枪声一响，丁头牌转眼就不见了，逃跑了。护送队无人指挥，也涣散了。邓子恢组织大家突围，激战一个时辰也没有突出去，敌人越来越近。何叔衡见无法突围，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我革命到底了！”说罢，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邓子恢急忙说：“你千万不能这样！”边说边跑，要上去夺他的手枪。可是，何叔衡手里的枪已经击发，人从悬崖上滚落下去。这时敌人又用机枪扫射，何叔衡身中数弹。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敌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和传令兵熊辉，在稻田中发现了身受重伤的何叔衡，并从他身上搜出了港币五百元。这笔款是瞿秋白一行从瑞金出发前领到的交通费，每人一百元，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熊辉抢到了这笔港钞，走了几步，又转了回去，举枪把何叔衡杀害，为的是杀人灭口。

瞿秋白经过连续不断地奔跑，这时已经精疲力竭。据邓子恢生前回忆：

我又去叫瞿秋白赶快向外突围。这时瞿秋白身患重病，躺在担架上。瞿秋白说：“我病到这个样，实在走不动了，你快点走吧！”我三番五次地叫他走，他就是不走。我拉他走，他还是不走。他说：“你快点走吧，我在这里敌人是不会发现的”（这个地方是很茂密的树丛）。无奈，我冲出重围到山下河边；见到有几位战士也冲出来，其中持机枪的战士也冲出来，我就把仅剩下的几个战士集中起来，用机枪阻击追敌，边打边走，离开了长汀，向闽西走去。

瞿秋白同志在邓子恢同志突出重围后，被地主武装“义勇队”队员范金柱、赖忠顺在半山灌木丛中发现俘获，同时被俘的还有张亮、周月林。这时约在中午过后。敌兵们押解着瞿秋白回到水口镇已是下午四点钟。据李玉交待：瞿秋白病体支离，走一会儿就得歇一会儿，敌兵便用枪毙来威吓他，厉声说“不走就地枪毙！”但瞿秋白“都不置理”。

李玉等对瞿秋白严刑逼供，企图强迫他说出我党我军机密。对于瞿秋白来说，苦刑是意料中事，算得了什么呢？他虽然身受残酷的折磨，但咬定牙关，坚不吐实。他只说自己名叫林琪祥，现年三十六岁，是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又入医学校学医半年。1932年因病游历福建漳州，适因红军打进漳州，将其俘虏送往瑞金，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红军主力长征后，他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1935年1月携款逃离瑞金，但走到上杭露潭地区又被苏区地方武装发现，当夜由保卫局人员看押，准备天明再走，不意被国民党军队发现俘虏。

张亮供名周莲玉，系香菇客商的老婆，说是被红军“绑票勒赎者”。周月林初供名陈秀英，继供名黄秀英，系红军护士。瞿秋白在敌人逼供时，巧妙地掩护了张亮和周月林。

保安十四团团长钟绍葵当日由长汀赶回水口镇。李玉向他报告了战斗的经过情形，得知被俘的林琪祥等人携有港钞、黄金，护送人员多数携带驳壳枪，他据此判断：林琪祥可能是共产党的“要人”。当晚，钟绍葵亲自刑讯瞿秋白，得到的回答依然如前所供。

上杭县狱

钟绍葵回到水口镇的第二天，瞿秋白由钟绍葵、李玉率领匪兵押解，沿汀江下行，于第三天中午过后到达上杭县城，被囚禁在上杭县监狱。一连几天，钟绍葵等用尽了酷刑逼供。瞿秋白仍然不为所动。3月9日，他在狱中写了一个“笔供”，编造了一套假情况，借以掩护真实身份，迷惑敌人。李玉看过这篇供词，对瞿秋白说：如果所述属实，可以取保释放。并要瞿秋白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索取证明，或在当地寻觅铺保，以证实确与共产党向无关系，即可予以开释云云。瞿秋白为了脱身，当即以林琪祥名义给在上海的鲁迅、周建人和杨之华写了信。

4月间，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工作的周建人收到了瞿秋白的来信，是通过周建人转致杨之华的。信封背面盖了一个蓝色长方形的印章，说明已经过监狱的检查。瞿秋白在信中说到自己被捕后的情况，大意谓：狱中到夜间很冷，食物极少，衣服单薄，天天挨饿受冻；听监狱的人说，如果有殷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作保，是可以释放的。

周建人写了一个短柬通知当时在工厂做工的杨之华同志：有要信，请差人来取。第二天，一位十七八岁的青年工人来到商务印书馆，将信取去。不久，一位穿着入时，相貌秀丽，仪态大方的女郎走进商务印书馆。她对门房说，要找周建人先生。她是杨之华派来找周建人的。她对周建人转达了下述意见，说：瞿秋白的信已经交给党，党在设法营救。可是，没有找到现成的铺保。目前考虑开设一家新铺，把人保出后再关闭。但新铺登记，势将招致敌特机关的注意，恐狱中的瞿秋白未保出，外边的同志反而可能被捕，终究不是万全之策。

瞿秋白写给鲁迅的信上说：“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

鲁迅以其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深知暴君蒋介石不会放过瞿秋白；而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瞿秋白，也决不会向蒋介石屈服。他现在既然落入魔掌，必将英勇牺牲。但在瞿秋白身份尚未暴露以前，还有营救出狱的一线希望。所以，鲁迅在得悉瞿秋白被捕以后，还是多方设法营救。他曾经打算与陈望道等发起公开营救运动，未能实现。他还通过蔡元培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力争保留瞿秋白的生命，也未成功。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当时任蔡元培的秘书，他后来告诉鲁迅：在蒋介石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蔡元培认为瞿秋白是一位有才气的文学家，留下来对中国有好处。但是，蔡元培的意见遭到蒋介石等人的否定。

鲁迅把瞿秋白来信转给了杨之华，并且交给杨之华五十元钱。杨之华亲手为瞿秋白做了两条裤子，连同这五十元钱一起由邮局寄出。同时，杨之华在杜延庆、秦化人等协助下，取得了一个旅馆老板的铺保证明，并托一位工友帮助另租一处房屋住进，准备瞿秋白保释回沪时秘密居住。岂料，几天后，报纸上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敌人知道了林琪祥就是他们长期重金悬赏缉拿的“共党首领”瞿秋白！

这样，一切营救计划就都成了泡影。鲁迅在5月14日的信中说：“闻它兄大病，且甚确，恐怕难以医好的了”。5月17日的信说：“那消息是万分的确的，真是可惜得很”。5月22日信中又说：“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到6月11日，鲁迅在信中十分沉痛地说：“它兄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

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狱中的瞿秋白，对这一切——党组织、鲁迅先生、战友和爱人杨之华的积极营救活动——是一概不知道的。

上杭狱中的待遇极坏，刑讯之后瞿秋白的身体越来越糟。自云：本来“身体孱弱，积年肺病……狱中困顿，又多侵蚀其体力……现觉日就衰惫，手足乏力，头晕眼眩，时发潮热，秽气熏蒸，似饥似饱，似此久羁不决，势将瘐毙”。为了进一步愚弄敌人，争取及早脱出敌人的囚笼，瞿秋白在4月15日向钟绍葵写了一纸“呈文”。文中重叙先前编排的假情况，要求钟绍葵准予开释出狱，或资遣回江苏原籍，或在上杭担任教员、文书等项职务，决不私自遁走，保证随传随到。这当然是书生之见，敌人是决不会轻易放他出狱的。这篇“呈文”里，自然少不得要说上几句当时流行的“反共”自污之词，但那是在特殊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掩护自己、迷惑敌人的一种方法。这与攻击革命、叛党投敌的行径，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谁也没有理由、而且不允许把林琪祥的这篇“呈文”当做“诬蔑”我党，向敌人“乞活告饶”的“罪证”。

周月林、张亮两人的境况如何呢？

周月林，浙江省宁波人，二十八岁。李玉说她身材适中，“性似温柔，表像温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因此周月林被俘伊始，李玉就打她的主意。到上杭第三天，李玉以其妻即将生产，要被俘的女护士陈秀英（按即周月林）到家中服侍其妻为理由，征得钟绍葵同意，将周月林（按周未入上杭监狱，由李玉安排在营房另住）接回家中当了“媬姆”。

张亮是四川省罗山县人，三十岁，人长得很肥大。她怀有身孕，已临近分娩期，所以不久也由上杭县城一家糖果店的老板林鸿昌（又名林晴光）保出，纳为姨太太。

周月林、张亮两人各得其所，对敌人自然是感激涕零了。

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新的不利的情况。

4月10日，国民党军第八师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名不详），供出瞿秋白、何叔衡、张亮等都在濯田地区被俘。第八师师长陶峙岳立即将万妻所供情况，电告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电称：“据万匪永诚之妻供称，矛秋白（按‘矛’字当为‘瞿’字之误）、何叔衡及项英之妻，均在灌田（按‘灌’字当系‘濯’字之误）被我军俘获。”蒋鼎文随即电令驻防在长汀地区的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和管辖该地区的第二绥靖区（司令李默庵）紧急进行查报。这时，三十六师所俘获的长汀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供出瞿秋白等先已被俘。随后，保安第十四团根据三十六师和第二绥靖区的电令，先后于4月25日左右，将林琪祥解送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将已保释的张亮、周月林重新收押，解送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驻地龙岩。

张亮、周月林两人由钟绍葵带同副官张友民押送，有轿子供她们乘坐。第二天中午抵达丰年桥。午饭时，张亮无耻地对钟绍葵说：“我怀孕不能走，你们给我轿坐，我很感激。我现在报告你们：那个医生林琪祥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周月林附和张亮所供，同时供出何叔衡在小迳村被打死，邓子恢已经突围等情况。

“林琪祥就是瞿秋白！”——这个意外的情况使钟绍葵狂喜不止。他到达龙岩立即向李默庵报告，并请求李即刻发电给长汀三十六师师部查问林琪祥是否已经解到，等到长汀回电答复说林琪祥已解到，他才放心。原来，钟绍葵心里盘算：瞿秋白如果真的被俘获，他钟某便可捞得一笔重赏。不久，当瞿秋白的身份证实以后，钟绍葵即于5月14日向南京发了一通邀功请奖电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5月25日批文：“覆电嘉奖，并交军政部查案给奖”。据说，给钟部的这笔奖金共十万银元，但被福建省政府扣下绝大部分，只发给钟部三万元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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