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疯子，除了你和我

文|翁贝托·埃科

我们都疯了吗？  

此刻，我想到了欧文的观点:“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疯子，除了你和我。仔细想想，其实你也是疯.....”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理智与疯狂之间，理智是常态，疯狂则是某些被执念控制的时刻。果真如此吗？或许疯狂才是常态，理智不过是短暂的过渡？

其实，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每个人都具有若干疯狂因子：对于许多人而言，这些因子一辈子都潜伏在体内；对于另一些人来说， 这些因子却会不时爆发——其爆发方式并不会导致致命的危害，甚至还会带来丰硕的成果（所谓的天才、先锋及其他乌托邦式的人物）；还有一部分人，他们的疯狂会导致罪恶行为——或许， 这才是最为谨慎的观点？

假如这种观点成立，那么世界上共存的芸芸众生（有七十亿之多）便隐藏有许多疯狂的嫩芽，只在某些特定的时刻突然爆发。在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时刻，伊斯兰国的割喉者很可能是忠诚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每天会在电视机前度过几个小时，也会带着子女去清真寺做礼拜。某一天，他们八点起床，挎上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在吃完妻子准备的奶酪夹心面包和油炸点心后，便出门击中某人的头颅或扫射成百上千的孩子。说到底，艾希曼的生活不也是如此吗？一方面， 他是最凶残的谋杀者，但另一方面——按照他母亲的事后描述一直到事发的头一天，他还是个模范儿子，至多表现出些许紧张和忧郁的情绪而已。

假如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就不得不生活在一种持续的不信任状态下，时刻警惕我们的丈夫、妻子、儿子、女儿、每天上楼都打招呼的邻居、最好的朋友……担心他们突然拿起一把斧子劈开我们的头骨，或是在我们的汤里投放含砷的毒药。

这样一来， 我们的生活便无法继续，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人（包括火车站用高音喇叭广播开往罗马的火车即将从五站台出发的那个工作人员，因为他可能是个疯子），于是变成持续发作的妄想症患者。

所以说，为了活下去，我们必须对一些人抱有信任。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不存在绝对的信任（恋爱的某些阶段亦是如此），只有或然的信任。倘若我最好的朋友多年来都是可信之人，我们便可赌一把，对他抱有信任。这与帕斯卡的赌注颇有些类似：相信永生比不相信永生具有更大的益处。但无论如何，这种相信始终是一场赌注。生活在赌注之中显然是有风险的，然而，这个赌注（即使不是关于永生的赌注，而是关于朋友的赌注）却是我们维持精神健康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记得索尔·贝娄曾表达过以下观点：在一个疯狂的时代，认为自己与疯狂绝缘，这原本就是一种疯狂。所以说，对于刚才所读到的一切，诸位切勿奉为金科玉律啊!

死亡去了哪里？  

法国《文学杂志》第十月刊是一期死亡文学专刊。我兴致盎然地读了其中好些文章，结果却有些悻悻。书中虽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内容，但说来说去，无非是在重复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如同爱情，死亡也是文学始终离不开的主题。有些文章细数了上个世纪的小说作品、哥特文学和前浪漫派文学中的死亡题材。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谈谈赫克托耳的死和安德洛玛刻的葬礼，或者写写许多中世纪文学作品中殉道者的痛苦。此外，哲学史通常都以经典的三段论开篇:“人终有一死。”

我想谈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或许是由于当今人们阅读量减少而造成的：如今的我们变得无力面对死亡的冲击。各种宗教、神话和古老的仪式不断提及死亡，尽管恐怖，却并不让人们感到陌生。隆重的葬礼、哭丧妇的哀嚎、肃穆的安魂弥撒，这一切都让我们对死亡习以为常；关于地狱的布道词甚至为我们铺好了走向死亡的道路。我在童年时代就曾受邀朗读鲍斯高神父的《青年手册》中关于死亡的段落，这位神父不仅让孩子们无忧无虑地玩耍，还为他们描绘出一幅刺眼的幻象。

他告诉我们，人随时会与死亡不期而遇：在床上、在工作期间、在路上，由于血管破裂、黏膜炎、血前、发烧、伤疤，在地震时、闪电时……甚至是“刚刚读完本文”的那一刻。在那一瞬间，我们会感到头部眩晕、眼部剧痛、舌头烧灼、咽喉紧缩、胸部憋闷、血液凝固、肌肉无力、万箭穿心。为此，我们着实有必要常常演习“善终”的过程:

“当我无法动弹的双脚告诉我，我的大去之期即将降临……当我颤抖扭曲的双手再也无法握紧，请好好将我钉在十字架上，让我在床上了结我的痛苦……当我的眼睛已昏暗无光，被近在咫尺的死亡吓得惊惶失措……当我冰冷颤栗的双唇……当我苍白铁青的面颊让旁观者面露恐怖的哀容……当我的头发被濒死的冷汗浸湿，在额头翘起，宣布临终时刻的来临……当我的想像被骇人的鬼怪蛊惑，沉浸在致命的痛苦中无法自拔……当我逐渐丧失了所有感官……仁慈的耶稣啊，请垂怜于我吧。”

有人会说，这是纯粹的虐待狂式的文字。可是如今，我们是如何教导当代人的呢？死亡在离我们很遥远的医院里发生；人们通常不再前往公墓送葬；逝者与我们不复相见。果真是不复相见吗？我们却能不断地看到死人：脑组织飞溅到出租车的车窗上，身体反弹至空中，最后在人行道上摔得粉碎；他们的脚上绑着水泥块，尸体被沉人海底；他们的头骨在地板上滚动……不过，他们既不是我们，也不是我们的亲人，而是演员。

死亡变成了表演，即使媒体报道的是真实的强奸案或连环凶杀案，也会极尽表演之能事。我们看不见扭曲的尸体——那将让我们想到死亡，只看见痛哭流涕、在事发地点献上鲜花的亲友，记者们还会不失时机地提出虐心的问题:“您的女儿遇难时，您有什么感受？”走到台前的不是死亡，而是友谊和母亲的痛苦，因为后者不会那么猛烈地触动我们的内心。

如此一来，死亡从我们的直接经验中消失了，这令我们在死亡逼近之时更为手足无措——尽管我们出生那一刻起就无法抛弃死亡。其实，真正的智者一辈子都在与死亡打交道。

论恨与爱   

我们带着某种前苏格拉底哲学流派式的轻松，尝试解读“恨”与“爱”：它们是彼此相对、遥相呼应的两个极端，好比极端的“不爱”就是“恨”，反之亦然。当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许多微妙的变化。即使我们使用其比喻义，说“我爱比萨饼，对寿司则谈不上着迷”，这并不意味着我憎恶寿司，只是说喜欢的程度不及比萨饼。再来看看这两个词的本义：倘若我说爱一个人，并不意味着我憎恨其他所有人。在“爱”的对立面，还有一种态度“不在意”（我爱我的子女，却并不在意两小时前载我的那位出租车司机）。

爱的真正特质在于排他性。假如我疯狂地爱恋某位女性，便会渴望她也爱我，而不是他人（至少在程度上有所区别）：母亲竭尽所能地爱护子女，自然也希望子女能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关爱她（母亲只有一位），同时，她对他人的子女的关爱程度一定不及对自己的子女。所以说，爱是一种具有自私性、占有性和选择性的行为。

诚然，关于爱的诫命告诉我们，要像爱自己一样爱身边的人（所有人，六十亿身边人），但事实上，该诫命是教导我们不要恨任何人，而不是要我们像爱父亲或爱孙子一样，爱一个素不相识的爱斯基摩人。于我而言，对于孙子的爱一定胜于对某个海豹猎杀者的爱。即使我不曾（如某条著名的俗语所说）想过某位中国官员的去世于我无关痛痒（尤其是当我还能从他的死亡中获取某些利益时），且心知肚明终有一日丧钟也会为我敲响，我仍会觉得祖母的亡故比中国官员的去世更令我感伤。

然而，恨却是一种群体行为，且对于独裁政权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行为。正因如此，法西斯学校要求我从小就憎恨阿尔比恩的后裔；马里奥·阿佩留斯每天晚上都在广播里朗读他的《上帝诅咒英国人》。独裁政治、民粹主义以及某些宗教激进派大都秉承这一理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敌人的憎恨能够将民众紧紧团结在一起，令其心中燃起共同的仇焰。

如果说爱能够让我针对少数人心生暖意，那么恨不仅能让我一个人激情澎湃，还能激发所有心怀同样憎恨的人，且这种情绪针对的是成百上千上万人，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可能是其他肤色、其他语言的人种。意大利纳粹分子憎恨所有的阿尔巴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吉卜赛人；博西憎恨所有南方人（假如他能意识到自己的工资也含有南方纳税人的贡献，那么他对南方人的憎恨甚至可以登峰造极，不仅有仇视，还增添了一份幸灾乐祸的嘲弄）；贝卢斯科尼憎恨所有的法官，同时也要求我们这样做；此外，他还仇视所有共产党人士，即使他们有些人早已不在了，也要塑造出几个典型用来憎恨。

仇恨并非个体行为，它是如此“慷慨”“博爱”， 一阵风的工夫就能席卷成千上万人。只有小说才会告诉我们为爱而死多么美好，报纸上（至少在我小的时候）赞扬的往往是那些用炸弹炸死敌人、与其同归于尽的英雄。

正因如此，人类的历史才会充斥着仇恨、战争和屠杀，却少有体现爱意的善举（爱的震撼力有限，且若是要将爱扩展到与我们无关的人身上，那简直难于登天）。人类对于仇恨的青睐是与生俱来的，统治者若想在民众中播撒仇恨，可谓易如反掌；相反，那些通过亲吻麻风病人以示关爱的人，只会招来他人的反感吧。

来包“寂静”？  

寂静是一种正在消失的美好事物，包括在那些本该寂静的地方。我不知道在西藏的寺庙里情况怎么样，但我到过米兰一座大教堂，有一群出色的唱诗班被请到那里唱歌，那些人兴高采烈，把气氛搞得像在迪厅里一样，他们让那些信徒参与了进来，这可能是一种神秘主义体验，但至于分贝，那简直就是地狱某个恶囊里的动静。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地方，嘀咕了一句“non in commotione, non in commotione, Dominus [1]”。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伴随着弗兰克·辛纳屈和佩里·科莫的浅吟低唱跳舞的，但新一代年轻人需要狂喜来应对星期六晚上的喧嚣。用耳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听音乐：在电梯里、开车时（伴随着汽车的马达声）、工作时，这时候从开着的窗口会传来汽车的声音。在美国的宾馆，所有房间里都有电器发出的让人焦虑的声音。看看我们周围的人，有人很怕寂静，他们总是通过手机倾听朋友的声音。

也许未来的人类最好适应噪音，但就我所知，物种进化一般都需要上千年时间，有一部分生物会适应，另外还有上百万死在路上。一月十六号，大城市车辆禁行，人们有的骑马，有的穿滑轮鞋上街，经过了这个美好的星期天之后，乔瓦尼·拉波尼在《晚邮报》上写道，市民都到街上去享受那种忽然出现的神奇寂静。真的，但有多少人去街上享受寂静，有多少人留在家里把电视机声音开到最大？

寂静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非常昂贵的财富，实际上只有那些富裕的人才能在远离喧嚣、草木旺盛的地方有一座别墅，或者还有带着睡袋住在山里的隐修之人。他们完全沉醉在山顶的寂静里，没有任何噪音，但他们可能会在欣喜若狂之余掉到山涧里，随后救助的直升机的轰鸣声会破坏那个区域的寂静。

到这样的时刻，那些受不了噪音的人可以买一包“寂静”，在一个类似于普鲁斯特的那种加了隔音的房间里待上一个小时，票价类似于斯卡拉大剧院一个座位的钱。最后还有一些残存的希望，因为人的智慧是无限的，大家都知道，除了那些通过电脑搜寻非常吵闹的音乐的人，其他人在电脑显示屏前还是很容易获得寂静的，只需要摁一下静音键。

这种寂静的代价就是放弃和自己的同类接触，但这也是那些在沙漠里修炼的神父的做法。

[1]拉丁语，不在混乱中，上主不在混乱中。 选自《帕佩 撒旦 阿莱佩——流动社会纪事》，[意] 翁贝托·埃科 著，李婧敬、陈英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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