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为农夫仗义执言

梁漱溟退出现实政治后，一方面潜心于《中国文化要义》的写作，一方面也被现实政治的急剧变化所感染，所激动，只是他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所在所长和所短，所以能够坚守住只发言不行动的既定立场，尽量保持中立，所以当政治格局大致确定后，梁漱溟也显得颇为尴尬，他既不可能追随蒋介石去台湾，因为他在整个内战时期也没少指责蒋介石和国民党；他又不可能像那些随着战争进程而逐步转向左倾的第三方面同仁，赶到新解放区加盟，他只能在四川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静以待变，以静制动。

好在新政权没有完全忘记这位老朋友，尽管这位老朋友许多时候说话不够厚道。到了1950年初，梁漱溟还是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到北京。

梁漱溟与周恩来在南京和谈时有过不愉快，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太特殊了，他们不仅是五四时期的老朋友，而且那时只有梁漱溟这位北大老师比较瞧得上毛泽东这个图书管理员，而且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梁漱溟就成为最先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与毛泽东有过多次长时间的谈话，后来也对延安对毛泽东对中共说了不少好话。所以，梁漱溟来到北京，虽然没有在新政权中担任什么重要职务，但他却是毛泽东的座上客，隔三差五就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闲谈神侃，不经意间影响新政权的政治。

毛泽东与梁漱溟这位“民主人士”的良好互动维持到1953年，却因一次梁漱溟不知节制的发言而彻底中断，由毛泽东的“座上客”一变而成为真正的“众矢之的”。

1953年9月8日下午，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传达了毛泽东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考，强调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梁漱溟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

第二天上午，会议进行分组讨论，梁漱溟也在发言中谈了自己对周恩来报告的体会，大意是毛泽东所说的这个总路线本于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当然拥护，不成问题。

9日下午，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继续举行。周恩来询问各组讨论情况，希望大家积极发言，建言献策。梁漱溟与张治中、侯德榜三人同坐一长沙发上，恰近在主席台右手，周恩来目视梁漱溟，大约有希望梁漱溟带头的意思。于是梁漱溟说，各组讨论情况可由各组召集人报告，无需每个人重复其辞。当然，个别人愿意再发言者仍可发言。周恩来点头，表示同意。于是各组召集人相继发言，介绍各组讨论情况。周恩来于散会时致意梁漱溟，希望他明日能够在大会上谈谈自己的想法，梁漱溟欣然答应。

第二天（10日）上午是小组会，下午在怀仁堂继续举行大会，发言者踊跃，均表示接受总路线，拥护公私合营。散会前，梁漱溟看时间似乎已不允许他发言，遂手写一字条，送交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改用书面发言，不再占用会议时间。

或许是当天的发言使周恩来感到高兴，所以他在当天会议结束时宣布会期延长一天，希望大家能够充分表达意见，并在离开会场时特别关照梁漱溟，务请他在第二天的大会上谈谈自己的意见。梁漱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为了准备第二天的发言，梁漱溟在当天晚上邀请几位朋友到家里商量。他认为，如果将在小组会上的发言重复一遍，没有多少意思，况且小组召集人已向大会汇报。同时，小组会主要听众多为党外人士，有许多不便说或者说了也没有用。现在周恩来要他在大会上讲话，他就应该说说对中共有所贡献的话，以此为党外人士带个好头。

基于这种指导思想，梁漱溟在第二天下午发言时说：他梁漱溟个人多年来就曾梦想在中国能够有个伟大的建国活动，几十年来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其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同。由于建国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因此梁漱溟希望政府能够给他们详细讲讲在重工业和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之外如轻工业、交通运输等方面的计划。

梁漱溟在发言中还表示，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完成计划，就使他想到群众工作问题。梁漱溟认为，在工业建设方面，或许已有工会组织可以依靠可以凭借，在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也有店员工会、工商联、民主建国会等，可以发挥作用。只是在农业方面，梁漱溟或许应该依靠农会。然而农会在土改中曾经起到过一定作用，但土改之后其功能就逐渐式微。现在似乎只有依靠乡村党政干部。但他个人几年来到农村的观察和了解，现在乡村干部在质量上似乎很有问题，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之类的情形非常普遍。所以，梁漱溟建议中共领导人对于农村问题多下功夫，加强对农村群众的教育，就像他过去搞乡村建设那样，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

在发言的最后一部分，梁漱溟根据他过去乡村建设的经验，重点强调中共不要忘记农民，不要忘记乡村，不要忘记中国的农民对中共夺取政权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巨大贡献。梁漱溟的意思是，中共自从进城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城里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农民的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容纳不了，又把他们赶回去，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形成了比较尖锐的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梁漱溟告诫执政党应对这些舆论给予注意，不要忽略农民，不要伤害了农民，不要使农民觉得失望。

梁漱溟的发言还有一些内容，比如要求政府对于规划、计划能够更多地公布出来，让各方面能够了解，能够监督，能够理解。公平地说，他这个发言虽然有为农夫仗义执言的味道，但其出发点，其心迹还是为中共好，是补台而不是拆台。所以当天的会议上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议。

然而到了第二天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在怀仁堂召开扩大会议，昨天并没有出席会议的毛泽东不经任何暗示，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梁漱溟昨天的发言。毛泽东说：有人反对我们的总路线，替农民叫苦，大概是孔孟之徒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没有点梁漱溟的名，但只要听过梁漱溟昨天发言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所说的“有人”就是梁漱溟。此时正坐在台下列席会议的梁漱溟更清楚这一点。梁漱溟当然觉得委屈，因为他的发言并没有反对总路线的意思，只是碍于当天会场上的情形，梁漱溟并没有争辩。

回到家，梁漱溟越想越不是滋味，他觉得毛泽东误会了他的意思，于是他连夜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解释自己的发言，希望毛泽东消解误会，收回发言，并愿找机会当面向毛泽东复述自己的发言内容。第二天一大早，梁漱溟将这封信发出。

9月13日星期天，白天没有会议，晚上怀仁堂有京剧晚会，毛泽东派车接梁漱溟出席并顺便见面，表明毛泽东已经收到梁漱溟的信，并有意缓和气氛。在演出开始前约二十分钟，毛泽东和梁漱溟相见，梁漱溟匆忙说了自己的想法，请毛泽东解除误会。可能毛泽东并没有对梁漱溟误会，所以他对梁漱溟的今次表达的意思有点弄不明白。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思路，依然坚持说梁漱溟是在反对总路线，只是自己不明白或不愿承认而已。梁漱溟对毛泽东的说法十分失望，但态度坚决，言语间与毛泽东频频冲突。未待梁漱溟详细表达自己的理由，演出就要开始，左右促请毛泽东就座，梁漱溟只有随同入座，准备另觅说话机会。

梁漱溟的思绪根本不在演出上，所以待中间休息时，即退场回家。睡眠为思想所扰，但情绪尚宽平。

第二天（9月14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继续进行，但梁漱溟并没有找到发言的机会。第三天（15日）下午，依然继续开会，至晚八时许结束。在结束前，梁漱溟向主席台递了一张小纸条，请求发言。但由于时间原因，会议主席允许梁漱溟明天进行。

16日下午，梁漱溟如约登台发言，分三段：

一是复述9日在小组会上所讲的“拥护总路线”的内容；

二是复述11日午后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以此证明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总路线的热情拥护者；

三是表示对如何发动农民问题愿有所建议，但由于内容太多，没有在会上说，准备书面递交。

当天的发言并没有出现什么新情况，梁漱溟散会回家，自以为无事。

第二天下午形势急转直下，大会继续在怀仁堂进行，梁漱溟循例入场，却发现坐席前有一份印刷品，是梁漱溟1949年初在《大公报》发表的《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梁漱溟在这篇文章中敬告中共，好战者蒋介石既已辞职离去，请不要再打，不要以武力求统一。梁漱溟突然醒悟，这不是要对他进行历史批判吗？

果然，会议开始，章伯钧起立发言，对梁漱溟多有指责。

继而，周恩来以亲历者身份发言追述往事，指责梁漱溟在国共两次和谈紧要关头，都是站在蒋介石的立场，是帮助国民党的，由此证明梁漱溟一贯反动，是伪君子，只想升官发财，表面上却把自己打扮成圣人。

周恩来的真实用意不甚清楚，或许是希望以此保护梁漱溟，促使梁漱溟稍作检讨，蒙混过关，因为这毕竟只是陈年旧账，胜利者不会计较这些鸡毛蒜皮小事的。

然而，周恩来的估计错了，毛泽东在周发言过程中不时插话，最重要也最有刺激性的是这样几句：

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

人家说你是好人，我看你是伪君子。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梁漱溟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对于你非止这一次不开除你的政协委员，下届政协仍将有你。为什么？因为社会上有一部分人还受你迷惑。

假如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意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但梁某则不是，他是恶意的。

毛泽东事后是否有所反省，是否认为自己的插话太随便了点，我们不知道。但这些随意性插话却深深刺痛了梁漱溟的心。他感到万分委屈，向会议主席高岗要求给他时间发言，由他将历史上的这些问题向大家说清楚。梁漱溟说：有居然以“升官发财”看我，真是妙得很！毛主席认为我绝非善意，反动成性，阶级性所决定……

或许是梁漱溟太激动，高岗担心闹出什么不好的事故，遂在梁漱溟刚讲几句后，就突然宣布散会，但同时表示梁漱溟明天可以接着讲。

回到家，有朋友闻讯前来看望，前来劝说，但梁漱溟不愿与他们交谈，只想着明天怎样发言，他似乎真的准备在大会上与毛泽东一争高低。

第二天（9月18日）下午，梁漱溟拿着准备好的讲稿在大会上发言，开头就说：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料。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有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发言不到十分钟，会场秩序开始混乱，有人起来打断他的话，阻止他再讲下去。于是梁漱溟离开讲稿，对着会议主席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由于梁漱溟公开声明判断毛泽东是否有雅量的前提是自己正确，毛泽东错误；或者说是自己冤屈，毛泽东误解。因此在当时不仅不能得到其他人的同情，甚至也不可能得到毛泽东的宽容。毛泽东这时针锋相对地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毛泽东闻言道：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梁漱溟说：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毛泽东生气地说：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无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梁漱溟毫不放松地说：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时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敬重。

毛泽东说：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但我们并不想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和他来往，只要他自己愿意同我们来往，我们还是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为委员。其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些人受他的欺骗，还不了解他，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所以他还有资格当选为委员，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至于说到批评，应该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你梁漱溟，我们实行哪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梁漱溟还坚持说：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毛泽东立刻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

像梁漱溟与毛泽东这样你一句我一句顶撞，在过去的会议上似乎不曾出现过。会场中许多人轰然而起，要求扯梁漱溟下台，不让他再发言，甚至有人站起来高呼： 我们不要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会场上的混乱使梁漱溟顿然清醒了，自知狂慢不成样子。心气平静后，梁漱溟退入座次，静听荣毅仁、许德珩、史良、陈铭枢、章伯钧、李维汉等六人的发言，这些发言的基本倾向是斥责梁漱溟的莽撞，只是有的发言似乎是出于对梁漱溟的爱护。

陈铭枢是梁漱溟多年的老朋友，他的发言有助于缓解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冲突，他以向毛泽东请教的方式希望获得事情的了结。

毛泽东立即接过陈铭枢的话说：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梁漱溟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改造的范畴里头。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不要以为是小题大作，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

毛泽东实际上已顺着陈铭枢的意思为梁漱溟让了一步。然而梁漱溟此时只有一个念头，根本听不进别人的话，他仍然坚持让他继续发言，于是毛泽东又以缓和的口气希望梁漱溟今天不要讲长了，用十分钟时间，讲一讲要点。

梁漱溟说：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这样会场再一次哗然，许多人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梁漱溟此时如果冷静，应该清楚毛泽东是准备休战了，如果梁漱溟简单地再讲十分钟，只要不节外生枝，即使言辞激烈，恐怕毛泽东都不会再辩论下去。

然而，梁漱溟依然执著地坚持所谓“公平的待遇”，于是会议主持人只好采纳举手表决的办法，结果除毛泽东等少数人举手赞同梁漱溟继续讲话外，大多数人举手反对他再发言，并决议将梁漱溟的问题交付政协全国委员会去处理。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不了了之。正如毛泽东当众许诺的那样，此后，梁漱溟工资照发，政协委员照当，而且一当就是几十年，直至毛泽东逝世。只是梁漱溟差不多从公众视野里退出，除了在文革晚期讨论宪法草案时有过一次发言和出头机会外，更多的时间只能沉默，梁漱溟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在1953年与毛泽东争论之后而戛然而止。

到了改革开放，中国的言论空间稍有放大，暮年梁漱溟随着1980年代末期的文化热而被“价值重估”：因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俨然成为东方文化学的权威；因为他竟然胆敢当面逆鳞，与毛泽东争执，于是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社会良心。真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梁漱溟在这些“无限好”的夕阳中过了几年舒心日子，遂于1988年6月23日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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