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竟也干过“洗稿”的事儿？

来源：腾讯娱乐

电影学界的前辈北京大学李道新教授有一个学术公号：“光影绵长李道新”。近期，李老师一直在公号上连载“2020电影史研究专题”的内容。这个系列，结构严谨，内容翔实，分享的思路也很有启发，基本上就是把课堂上深入严肃的研究讨论搬到了线上，可以说是干货中的干货，不啻为一桩学术壮举。

对电影史感兴趣，乃至对电影学术研究感兴趣的同学，一定可以从中学到一二，强烈推荐。

温馨提示：内容特别干，贪多嚼不烂，学其精神，好好消化

自居家办公以来，我也将李老师的电影史专题作为重要的学习资料，分享给研究生。包括其他学术资料和文章，每周要求学生阅读分析、 做笔记、提出问题，远程交流。

我发现，学生普遍会遇到并常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找到资料?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以拆解成找什么样的资料?到哪里去找资料?找来的资料怎么办?等等好几个部分。

面对如今强大的物流和网络，电影相关资料的获得渠道比较繁杂，体量浩瀚。因此，比如何找到电影资料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在找到汗牛充栋的电影资料之后如何对材料加以辨析?如何去伪存真，获得有价值的真资料?

1997年李道新老师珍贵的手敲资料，我也有幸存有一本

以下是我个人围绕电影资料问题的一些发散思考。

《南方人物周刊》最近发布了一篇萧芳芳专题报道。

萧芳芳，华语电影最具盛名的女明星之一。但是因为她事业的最盛期主要都是出演粤语电影，所以内地学者普遍把她遗忘了。大部分年轻一代观众其实对她的表演并不陌生，因为直至九十年代，她仍有数个经典角色问世。

《方世玉》(1993)里仗义泼辣的苗翠花是她

《女人，四十》(1995)里乐观坚韧的儿媳妇也是她

从专题报道的角度来说，《南方人物周刊》这篇文章是很不错的。不光有丰富的历史资料，还包含了当下的口述历史，文中多见带有感性笔触的描写，非常精彩。

人家是写人物，但是如果是写一篇萧芳芳作为电影人的文章，我想其中对一手资料的引用将变得更加重要。读了这篇报道，我于是也把家里多年收藏的萧芳芳电影生涯相关资料整理了一番。

上世纪五十年代，萧芳芳(原名萧亮)在左派电影公司长城公司做小童星。当时政治立场相对中立“左右通吃”的电影杂志《世界电影画报》就有一期封面封底都是她，可见她的受欢迎程度。

在大陆，资料馆可以找到萧芳芳童年在龙马、长城等公司拍摄的《一年之计》《大儿女经》等电影拷贝，都是五十年代特别卖座的作品。她是从龙马公司去到长城公司的，自然也登上过《长城画报》封面。

1955年 萧芳芳亦是萧亮

到她盛年的时候，常与另外一位女星陈宝珠同时出现。

两人为同时期粤语电影清纯玉女代表，两人多次合作，携手登上封面的杂志更是不计其数。我家中就藏有多本两人古装扮相的电影特刊。

在萧芳芳九十年代拍摄的最后几部影片中，非常著名的《虎度门》就是与粤语大戏有关的。

看了这些早期资料，你会发现，她年轻的时候就出演过脱胎于中国神话故事的古装戏曲电影，后来在《虎度门》中挑大梁饰演粤剧团台柱子是再度披挂上阵，水到渠成的事。

影片里还涉及到有关任剑辉的一些问题，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拓展研究一下。

萧芳芳的戏曲扮相(左) 与《虎度门》千丝万缕的粤剧名家任剑辉(右)

《彩色青春》是萧芳芳和陈宝珠主演的一部重要作品，香港电影资料馆对这部影片做了数字化修复。萧芳芳在片中大展舞姿，凭借这部作品奠定了自己的明星地位。

萧芳芳的演员生涯和其精彩，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做一个萧芳芳专题研究，能够将当下的口述历史和第一手资料互相印证，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

可以说，做电影研究，穷尽资料是非常重要的。

在找到丰富资料之后，里面有媒体报道、有电影公司软文、提到的人和事真真假假，如何做出辨析?

我拿挚爱的夏梦女士来做个例子。

问：夏梦这个名字究竟是怎么来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夏梦，苏州人，本名杨蒙。当年的夏梦，与萧芳芳同属长城公司，是长城最有名的大明星，人称“长城大公主”。她略比萧芳芳年长，是当家花旦的定位。

第一种说法是，她被长城公司老板袁仰安发掘，改艺名夏梦。

第二种说法是，夏梦移民到香港，入玛利诺修院读书。她在学校特别喜欢莎士比亚戏剧，所以学校里一位教授莎剧的老师(夏霞?)就从《仲夏夜之梦》中为她取名夏梦。

香港玛利诺修院

以上两种是比较广为流传的说法。

但是，我后来找到一本1959年香港出版的《影星访问录》，书中有一篇《夏梦答读者》。根据这篇资料记载，在被问及名字的由来时，夏梦是这样说的：“夏梦这个名字是我自己改的。由于我喜欢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便索性取了夏梦这个名字。”

好了，夏梦说是自己改的。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多年以后，夏梦受邀到北京录制《流金岁月》节目，我有幸见到她本人，就当面向她请教了这个关于名字的问题。

2014年4月17日，小雨，值得纪念的日子，见到了我的偶像夏梦女士。这是她1979年参加文代会后，35年来第一次在北京接受电视专访。

她当时亲口对我说的是：夏梦这个名字，是长城公司老板袁仰安给她改的。

这又回到了第一种答案。

怎么同样是夏梦答，答读者和答我都不一样呢?还是需要辨析。

想当年入长城电影公司，夏梦还是初出茅庐十几岁的小女孩，恐怕能给自己包装取艺名的可能性真的不大，一切盖由公司来主理，是很正常的。可是，为什么她在书中不是这样回答?

要知道1959年，夏梦已经是红极一时的大明星了，而《影星访问录》这本书，是专为影迷写的。如果在谈到自己的名字时，直说是老板给取的，未免寡淡。不如说自己取自莎剧来的有感觉，符合她的“长城大公主”身份，影迷听了也高兴。

小杨蒙成了夏梦公主

萧芳芳也是如此，过去普遍的说法是，原名萧亮的她是由林黛的前男友，李丽华的老公——严俊在征得她母亲的同意之后给改的名字。

这些都能够在诸多资料的对比分析之后得到证实。

但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中，她自己推翻了这个说法，说是母亲的朋友杨伯母给取的——所以，历史就真的说不清了，我们只能将信将疑。

林黛 李丽华 严俊 精彩故事可能需要《三十年细说从头》

拿到资料之后，不能上来就用，这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太多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问：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是什么?

考研的时候，如果遇到这道题，很多同学估计会写1954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书上都是这么写的，大家都是这么背的。

但是早在1949年，文华公司就拍摄了《越剧菁华》，正是用16毫米的彩色胶片拍摄的，影片于1950年公映。这岂不是比《梁山伯与祝英台》早了4年?

虽然，这部电影现在看不到了，但是能够找到大量公映时留下的资料来做参考。

口述方面，袁雪芬作为演员参与了《越剧菁华》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制作，如果时空反转，去问问她老人家，应该不会错了。大量的资料显示，袁雪芬说过自己先后拍了两部彩色戏曲片，一部16毫米的，一部35毫米的。

由此来看，是不是电影历史真的要被改写了呢?

赫然写着：鲜艳五彩

最后，我想说做电影史需要一定的想象力：把影像与资料联系起来的能力。

如果一部影片本身拍的很好，而你拿到的资料里面说拍的如何如何不好，该怎么办呢?你还是可以结合影像，重新对影片做客观的描述。

比如，胡蝶对自己参演的武侠电影评价很低。在她的回忆录中，几乎没有提及。但是当我们纵观中国电影历史，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武侠电影当然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的。

胡蝶怀中就是萧芳芳(萧亮)

《火烧红莲寺》已经无存，只在程步高的《银幕艳史》(1930)中找到一点点残存的影像。但就是这一点点影像，也让今天的我们看得特别震惊，想法和呈现都是可圈可点的。

所以该如何评价《火烧红莲寺》呢?需要在影像与资料之间相互佐证，进行大胆的想象。

徐浩峰还在《师父》(2015)里面对《火烧红莲寺》(1928)致敬了一把

再比如，1949年诞生了一部伟大的电影《哀乐中年》，编剧和导演署名都是桑弧。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喜爱程度甚至超越了另一部伟大的电影《小城之春》。

《哀乐中年》讲的是一个老校长和年轻的女老师勇敢恋爱的故事。

有人说，《哀乐中年》人物和故事原型来自桑弧，而执笔编剧其实是张爱玲。桑弧和张爱玲明确署名合作的有《新不了情》和《太太万岁》。而关于到底谁是《哀乐中年》编剧，张爱玲到底有没有参与，多年来学界争论不断。

张爱玲在晚年与好友宋淇聊天时曾说自己确实参与过《哀乐中年》的创作，但是——她自己在影片中痕迹很小。

想要继续思考这个问题，有另一部影片需要纳入考量。

如果你能看到六十年代香港电懋公司拍摄的张爱玲编剧的《小儿女》，那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和《哀乐中年》几乎就是一模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哀乐中年》是从考虑再婚的父亲的视角出发，而《小儿女》是从女儿的视角来讲述。

两片都还涉及了对继母的看法这一条线。联想到张爱玲文章中曾经提及过她和继母的关系，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她的作品中，总是把继母写得令人生厌。

这么一看，如果张爱玲完全没参与《哀乐中年》而多年之后在香港署名编剧《小儿女》，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不就是洗稿了吗?虽然在那个时候内地与香港大打版权官司倒不至于，但是一场版权风波恐怕是免不了。

针对这个疑案，学界同仁做了非常多的工作，至今无法拍板下决断。除非能找到一份有张爱玲手笔的《哀乐中年》电影原稿剧本，不然桑弧和张爱玲到底是如何分工合作的，真是说不清楚。现如今，在没有足以直接盖棺定论的材料做支撑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影像分析来进行一定程度的想象了。

总的来说，做电影研究需要一种不断求索的精神，不断地去寻找收集资料、比对分析、勇敢地发挥想象，把历史和影像的枝枝节节勾连起来，最后才能在落笔的时候形成前后匹配，自圆其说的文章。

对电影这个行当来说，光喜欢还真是不够的，入了门就会发现，电影真的是无底洞，需要一生不断地和它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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