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鹤仙·秋感 赏析

瑞鹤仙·秋感

宋代：吴文英

泪荷抛碎璧。正漏云筛雨，斜捎窗隙。林声怨秋色。对小山不迭，寸眉愁碧。凉欺岸帻。暮砧催、银屏翦尺。最无聊、燕去堂空，旧幕暗尘罗额。 

行客。西园有分，断柳凄花，似曾相识。西风破屐。林下路，水边石。念寒蛩残梦，归鸿心事，那听江村夜笛。看雪飞、苹底芦梢，未如鬓白。

注释

瑞鹤仙：词牌名。《清真集》、《梦窗词集》并入“高平调”，但各家句豆出入颇多。全词一百二字，前片十句七仄韵，后片十二句六仄韵。上片第二句及下片第八句为上一、下四句式。

捎：一本作“梢”。

迭：一本作“送”。

鉴赏

此词为梦窗再至苏州之作。上片以景衬情。“泪荷”三句，状秋天风雨景致。言风紧雨密，池中荷叶上的水珠像击得粉碎的玉璧碎块似的向四周抛洒。密集的雨点，随着风势斜袭着紧闭的窗隙。“林声”三句，风雨启愁心。言风雨侵秋林，使林中发出似怨似泣的声音，正是“秋风秋雨愁煞人”。因此，词人凝视着对面雨幕中一座孤零零的小土山，山上的草木由碧转黄，不觉兴起人生苦短之感，所以紧锁眉头，愁上心头。“凉欺”两句，因凉而想到添衣，进而思念起曾为他制衣的亲人。“帻”，古人包发的头巾。词人说：“凉风袭人，头上虽然裹着头巾，但仍旧感到阵阵寒意。由此想起添加衣衫。但衣衫虽在，那曾经为我漏夜赶制这衣衫的人儿如今却在哪儿呢？”据陈洵《海绡说词》云：“暮砧催、银屏剪尺”一句，是全词最惊心动魄处。盖因闻砧而思裁剪之人也。“最无聊”两句，点出制衣之人已去。“燕去堂空”句中之“燕”， 在《梦窗词》中多指人， 如《浣溪沙》“门隔花深梦旧游，夕阳无语燕归愁”；《三姝媚·过都城旧居有感》“犹是曾巢，谢堂双燕”；《夜合花·自鹤江入京泊葑门外有感》“似西湖燕去，吴馆巢荒”；《唐多令》“燕辞归、客尚淹留”；《绛都春·燕亡久矣京口适见似人怅怨有感》“南楼坠燕”。杨铁夫《梦窗词笺释》说：“燕指去姬”。但从《夜合花》“似西湖燕去，吴馆巢空”，及《绛都春·燕亡久矣京口适见似人怅怨有感》题中的“燕亡”与词中的“南楼坠燕”来看，应是指杭之亡妾。总之，是梦窗亲人无疑。此言最没有意思的是人去楼空，只剩下词人孤身一人，室中无人打扫，常会身沾灰尘，额触蛛网。

下片情中含景。“行客”两字换头，点明词人是位离井背乡，在外羁旅行役，以度生计的人。“西园”三句，言此刻即使去园中所见的也无非是残柳败花，而这凄凉的秋景，又与当日词人与苏姬分手时的西园景色极为相似，因此更加引起词人的伤感情绪。正是因为词人心中先有了离愁别恨，所以景物也变成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句）。“西园”，即吴文英在苏州的居所旁花园。在《梦窗词集》中，词人多次提到“西园”，如：《水龙吟》“西园已负，林亭移酒，松泉荐茗。”《风入松·桂》“暮烟疏雨西园路，误秋娘浅约宫黄”。《莺啼序》“残蝉度曲，唱彻西园。”《浪淘沙》“往事一潸然，莫过西园。”可见“西园”并非泛指。据《莺啼序》词有“横塘棹穿艳锦”，“念省惯吴宫忧愁”等句可知其地在苏州。近人有直指在阊门之西的。“西风”三句，“西风”点出秋季，“破屐”刻画“行客”的装束。“林下路”、水边石”，都是词人旧地重游之处。“念寒蛩”三句，言在蟋蟀的悲鸣声中，好梦难果。而词人思念故土，归心似箭，根本没有心思去欣赏暮寒中江村里发出的哀笛声。“看雪飞”两句自叹。“苹”，蕨类植物，生在浅水中，茎横生在泥中，质柔软，有分枝，叶有长柄，四片小叶生在叶柄顶端，到夏秋时候，叶柄的下部生出小枝，枝上生子囊，里面有孢子。也叫田字草。此言空中的飞雪，浮苹背面的茸毛，芦的花絮都是纯白色的，但与词人的双鬓相比，还是头发白。结句叹己由愁而发白，有感叹老之已至之意。

吴文英生平

吴文英（约1200～1260），字君特，号梦窗，晚年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原出翁姓，后出嗣吴氏。《宋史》无传。一生未第，游幕终身，于苏州、杭州、越州三地居留最久。并以苏州为中心，北上到过淮安、镇江，苏杭道中又历经吴江垂虹亭、无锡惠山，及茹霅二溪。游踪所至，每有题咏。晚年一度客居越州，先后为浙东安抚使吴潜及嗣荣王赵与芮门下客。

清全祖望答万经《宁波府志》杂问，谓吴文英“晚年困踬以死”，殆得其实。享年六十岁左右。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编定于淳祐九年（1249），卷十录吴文英词九首，时吴文英正在越州，年约五十。黄升并引尹焕《梦窗词叙》云：“ 求词于吾宋者，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四海之公言也。”

吴文英被称为“词中李商隐”，在南宋词坛，吴文英属于作品数量较多的词人，存词有三百四十余首，其《梦窗词》在数量上除辛弃疾张炎外鲜有人与之抗衡；就题材而言，这些词大体可以分为三类：酬酢赠答之作，哀时伤世之作，忆旧悼亡之作。清人周济对他的评价甚高，在其《宋四家词选》中将其与辛弃疾、周邦彦、王沂孙并列为两宋词坛四大家之一。

吴文英——词史地位很高，却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词人

吴文英的词难懂，是后来人诟病他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喜欢、理解、热爱西方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人们也许看法变了。一个文学读本，可以读得懂，也可以读不懂，至少没必要非让人读懂不可，也不见得非有确定的人物、事件与情感。他能够确定，就确定了；不确定，也就不确定了。尤其是一个人的心理感受，你能讲说明白，固然也不错，就是讲不明白，又打什么紧要？正如对艺术的审美追求一样，你能自圆其说，很好，不能自圆其说，感受到了，也不错。即便连感觉也没有，只要心有所悟，也可以的。哪怕连心有所悟都没有，只要你喜欢，就给加十分，非追问为什么？没必要，或回答不为什么。艺术又不是一道数学题，非有个结果不可。

吴文英不但擅长写“密”词，而且擅长写“慢”词。密而能慢，更显出那词的幽深曲折之意韵，水复山重之姿态。他有一首《莺啼序》，全词240字，为词中长调之冠。词是太长了，但并非不好，虽长而有密意，既密犹有长风。这样的词调确实难普及，但作为词坛高手的尝试，未尝没有道理在的。吴文英也有写得疏疏朗朗的词。这也没什么错。总不能说，你既写密词，好吧，就永世密下去吧。吴梦窗偶有疏笔，也生奇效。毫无疑问，史达祖是一位十分重要的词人。他的词风独特，词艺卓异，几可以平视姜白石，伯仲吴梦窗。他在词史上与姜夔或高观国并称，称为“姜史”或“高史”，可以知道他词作的地位与分量。

然而，他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词人，虽然这争议似乎重在其人而不在其词。但梁令娴女士认定宋代八大词人，有陈允平，周密，王沂孙，而将他排除在外，想必亦有其因。在这一时期另一位词人史达祖，生卒年已无可考，他字邦卿，号梅溪。原籍开封，长期在杭州居住。他功名心热，屡屡参加科考，不中。大半生在扬州、湖北一带漂流，也是一位布衣名士。遗憾的是，他后来被韩侂胄看中，成了韩的堂吏，这对他的方方面面，均产生很大影响，而且主要是负面影响。

史达祖一生资料极少，可以确知的，只有三件要事。一是他做过韩侂胄的堂吏；二是他的词集曾送给张镃，张镃有很高的评价；三是他曾作为李壁的随员出使过金邦，而且在出使期间留下了不少词作。据说史达祖做韩的堂吏，颇受宠信。否则李壁出使金邦时，韩侂胄不会派他作随员，还交给他窥测金人虚实的任务。韩倒台后，他也不会被牵连，以至受黥面之刑，流放远方。

纵观史达祖一生，他与韩侂胄的关系，不值得大论特论。吴文英也曾为贾似道作过贺词，朱敦儒也曾为秦桧作过媚语，朱熹甚至夸奖秦桧为正人君子，但他们毕竟是书生。书生无节也是耻辱，但书生容易受骗，自古而然，加上他们没有权利和条件进入权力中心，也不明白那核心层人物的葫芦到底卖的是哪味药。至于追随权门，无法自立，也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意思在内。

史达祖作为词家，确实是南宋词坛重镇。从时序上讲，他也可以说是追随白石词风的第一人。但他的词风又绝非白石词风的模仿者史梅溪岂是模仿之人？认真考究，史达祖的词风与周邦彦的词风最为相似。或者说，他的词与宋代第二代婉约词人的风格更为近似些。这一点与当时各位重要词家都有些区别。他受周邦彦，又受姜夔的影响，他的《湘江静》一词，评家认为“居然美成复生”，太像周邦彦了。他的《八归秋风带雨》等词，评家认为“笔力直是白石，不但貌似，骨律神理亦无不似。”

他远承清真，近似白石，但不失自己本来面目。他的风格，评家多有论述，依我的看法，如果用一个字表示，那就是“秀”。姜白石的风格属于“疏”，吴梦窗的风格属于“密”，史梅溪处在二人之间，占得一个秀字。他既不像白石词那样深具瘦硬刚疏之气，从而不能划入“疏”派范围；也不像梦窗词那样幽深秾丽，从而又不能入“密”派范围。不疏不密，属于中和之音。中和之音最适于言情，最讲究辞情并茂，情景交融。而他的词风恰恰就有这特点。张镃为他的词集作序，说他的词“辞情俱到”，评说十分中肯。他这种风格，若在东坡时代，就是秦少游；若在渡江前后，就是李清照；若在大晟府时，就是周邦彦。总体而言，则与秦观最近。然而，都不是的。毕竟时代不同了。秦观式的言情已经成为历史，你硬去重归旧路，顶多不过是秦观二世。这个时期，在他前面，既有“疏”派词风作“范”，在他后面，又有“密”派词风称奇。在他的时代与他的艺术追求中，最有影响的前期人物乃是周邦彦，最有影响的近期人物则是姜夔，史达祖禀习周、姜，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地位。

疏词风格的妙处在于“刚”，外柔而内刚，这个说过了；密词风格的妙处在于“秾”，中密而外秾，这个也说过了。秀词风格的妙处在于“韵”，不紧不慢，不疏不密，独以韵胜。史达祖词的内容也比较丰富，他不仅善于言情，尤其善于咏物，加上对世事的评说，对人生的感喟，皆成一家之言。综上所述，史梅溪在词史中的地位，虽不若周、姜之显赫，也是一位具有独特贡献的杰出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