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刘朔斋赋菊和韵 赏析

满江红·刘朔斋赋菊和韵

宋代：吴文英

露浥初英，早遗恨、参差九日。还却笑、萸随节过，桂凋无色。杯面寒香蜂共泛，篱根秋讯蛩催织。爱玲珑、筛月水屏风，千枝结。 

芳井韵，寒泉咽。霜著处，微红湿。共评花索句，看谁先得。好漉乌巾连夜醉，莫愁金钿无人拾。算遗踪、犹有枕囊留，相思物。

注释

满江红：词牌名。《升庵词品》谓唐人小说《冥音录》说：“曲名有《上江虹》，即《满江红》。”又名《念良游》、《伤春曲》。《乐章集》、《清真集》并入“仙吕调”。宋以来作者多以柳永格为准。双调，九十三字，上片八句，下片十句，上片四仄韵，下片五仄韵，一般例用入声韵。姜夔始改作平韵。此词系仄声韵体。

刘朔斋：朱祖谋笺：《齐东野语》：“刘震孙，字长卿，号朔斋，尝为宛陵令，与吴毅夫唱酬。”梦窗词集中另有《江神子·十日荷塘小隐呈朔翁》词一首。和韵：指用他人诗词所用的韵而作诗词。分用韵、依韵、次韵三种。陆游说：“古时有唱有和，有杂拟追和之类，而无和韵者。唐始有用韵，谓同用此韵；后有依韵，然不以次；后有次韵。自元（稹）、白（居易）至皮（日休）、陆（龟蒙），其体乃全。”

浥（yì）：湿润，沾湿。

萸（yú）：茱萸。

漉（lù）：即用纱布等物滤出液体。

钿（diàn）：古代一种嵌金花的首饰。

鉴赏

“露浥”两句，扣题中“赋菊”。此言夜露湿润了刚刚开放的菊花，可惜现在已经不是重阳佳节，过了赏菊的当令时节，但是这菊花还是我行我素地傲霜斗雪而独自放香。因为菊有“宁愿枝头抱香死”的气节也。“还却笑”两句，用“茱萸”、“桂花”与菊花作一对比。此言只可笑那茱萸花随着重阳节的过去而也随即败落凋零，并且桂花也在树上纷纷地凋谢而显得毫无生色；惟有菊花宁愿在枝头上抱香而死，却不改其傲霜斗雪的本质噢。明是赞菊，暗中也含有以菊花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在。表明自己有菊之傲骨，而无萸桂之媚俗态也。“杯面”两句，述秋景。此言杯中的酒香与园中的菊香混合在空气之中，引得群蜂四处飞舞。而篱笆下蟋蟀也正在“句句”地鸣叫着，它好像在告诉人们：秋已深矣。“爱玲珑”两句，再次“赋菊”。此言园中的水池边上，主人家用千枝万朵的菊花交织成一架玲珑透剔的花屏风，月光透过它照射在水池之中，就倒影出憧憧的花影来。

“芳井韵”四句，承上启下。此言在园中的水井边，寒泉旁都开放着各式各样的菊花，供人欣赏。那经霜的菊叶，湿润中透出了微红的颜色。“共评花”两句，述共同赏菊，填词吟诗。词人说：“我们共同观赏着花园中这许多菊花，同时还在品评着菊花的优劣，而且还互相比赛，看看哪一位才思敏捷先作成佳词好诗？”“好漉”两句，述赏花饮酒至通宵。古时酒有清、浊之分，故白居易《问刘十九》诗有“绿蚁新醅酒”的描述，就是饮带酒糟的浊酒。这里词人所饮的也是浊酒，所以饮前先用“乌巾”漉净酒糟，才可饮用。此言词人面对香花、佳人作通宵漉酒畅饮，但他边狂饮浊酒，边还笑着对侑酒的佳人说：“你不要发愁我会醉得失态，如果你头上的金钿钗掉在地上，我还能马上替你拾起来插上呢。”“算遗踪”两句，述酒醒。言词人酒醉后醒转，发现床头枕边尚遗留了佳人身上的物件，不觉睹物思人，倍增相思。

因为是和韵，所以全词以词人的寄托、臆想为多，不必词人亲自观赏菊花后才能填之。 

吴文英生平

吴文英（约1200～1260），字君特，号梦窗，晚年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原出翁姓，后出嗣吴氏。《宋史》无传。一生未第，游幕终身，于苏州、杭州、越州三地居留最久。并以苏州为中心，北上到过淮安、镇江，苏杭道中又历经吴江垂虹亭、无锡惠山，及茹霅二溪。游踪所至，每有题咏。晚年一度客居越州，先后为浙东安抚使吴潜及嗣荣王赵与芮门下客。

清全祖望答万经《宁波府志》杂问，谓吴文英“晚年困踬以死”，殆得其实。享年六十岁左右。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编定于淳祐九年（1249），卷十录吴文英词九首，时吴文英正在越州，年约五十。黄升并引尹焕《梦窗词叙》云：“ 求词于吾宋者，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四海之公言也。”

吴文英被称为“词中李商隐”，在南宋词坛，吴文英属于作品数量较多的词人，存词有三百四十余首，其《梦窗词》在数量上除辛弃疾张炎外鲜有人与之抗衡；就题材而言，这些词大体可以分为三类：酬酢赠答之作，哀时伤世之作，忆旧悼亡之作。清人周济对他的评价甚高，在其《宋四家词选》中将其与辛弃疾、周邦彦、王沂孙并列为两宋词坛四大家之一。

吴文英——词史地位很高，却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词人

吴文英的词难懂，是后来人诟病他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喜欢、理解、热爱西方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人们也许看法变了。一个文学读本，可以读得懂，也可以读不懂，至少没必要非让人读懂不可，也不见得非有确定的人物、事件与情感。他能够确定，就确定了；不确定，也就不确定了。尤其是一个人的心理感受，你能讲说明白，固然也不错，就是讲不明白，又打什么紧要？正如对艺术的审美追求一样，你能自圆其说，很好，不能自圆其说，感受到了，也不错。即便连感觉也没有，只要心有所悟，也可以的。哪怕连心有所悟都没有，只要你喜欢，就给加十分，非追问为什么？没必要，或回答不为什么。艺术又不是一道数学题，非有个结果不可。

吴文英不但擅长写“密”词，而且擅长写“慢”词。密而能慢，更显出那词的幽深曲折之意韵，水复山重之姿态。他有一首《莺啼序》，全词240字，为词中长调之冠。词是太长了，但并非不好，虽长而有密意，既密犹有长风。这样的词调确实难普及，但作为词坛高手的尝试，未尝没有道理在的。吴文英也有写得疏疏朗朗的词。这也没什么错。总不能说，你既写密词，好吧，就永世密下去吧。吴梦窗偶有疏笔，也生奇效。毫无疑问，史达祖是一位十分重要的词人。他的词风独特，词艺卓异，几可以平视姜白石，伯仲吴梦窗。他在词史上与姜夔或高观国并称，称为“姜史”或“高史”，可以知道他词作的地位与分量。

然而，他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词人，虽然这争议似乎重在其人而不在其词。但梁令娴女士认定宋代八大词人，有陈允平，周密，王沂孙，而将他排除在外，想必亦有其因。在这一时期另一位词人史达祖，生卒年已无可考，他字邦卿，号梅溪。原籍开封，长期在杭州居住。他功名心热，屡屡参加科考，不中。大半生在扬州、湖北一带漂流，也是一位布衣名士。遗憾的是，他后来被韩侂胄看中，成了韩的堂吏，这对他的方方面面，均产生很大影响，而且主要是负面影响。

史达祖一生资料极少，可以确知的，只有三件要事。一是他做过韩侂胄的堂吏；二是他的词集曾送给张镃，张镃有很高的评价；三是他曾作为李壁的随员出使过金邦，而且在出使期间留下了不少词作。据说史达祖做韩的堂吏，颇受宠信。否则李壁出使金邦时，韩侂胄不会派他作随员，还交给他窥测金人虚实的任务。韩倒台后，他也不会被牵连，以至受黥面之刑，流放远方。

纵观史达祖一生，他与韩侂胄的关系，不值得大论特论。吴文英也曾为贾似道作过贺词，朱敦儒也曾为秦桧作过媚语，朱熹甚至夸奖秦桧为正人君子，但他们毕竟是书生。书生无节也是耻辱，但书生容易受骗，自古而然，加上他们没有权利和条件进入权力中心，也不明白那核心层人物的葫芦到底卖的是哪味药。至于追随权门，无法自立，也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意思在内。

史达祖作为词家，确实是南宋词坛重镇。从时序上讲，他也可以说是追随白石词风的第一人。但他的词风又绝非白石词风的模仿者史梅溪岂是模仿之人？认真考究，史达祖的词风与周邦彦的词风最为相似。或者说，他的词与宋代第二代婉约词人的风格更为近似些。这一点与当时各位重要词家都有些区别。他受周邦彦，又受姜夔的影响，他的《湘江静》一词，评家认为“居然美成复生”，太像周邦彦了。他的《八归秋风带雨》等词，评家认为“笔力直是白石，不但貌似，骨律神理亦无不似。”

他远承清真，近似白石，但不失自己本来面目。他的风格，评家多有论述，依我的看法，如果用一个字表示，那就是“秀”。姜白石的风格属于“疏”，吴梦窗的风格属于“密”，史梅溪处在二人之间，占得一个秀字。他既不像白石词那样深具瘦硬刚疏之气，从而不能划入“疏”派范围；也不像梦窗词那样幽深秾丽，从而又不能入“密”派范围。不疏不密，属于中和之音。中和之音最适于言情，最讲究辞情并茂，情景交融。而他的词风恰恰就有这特点。张镃为他的词集作序，说他的词“辞情俱到”，评说十分中肯。他这种风格，若在东坡时代，就是秦少游；若在渡江前后，就是李清照；若在大晟府时，就是周邦彦。总体而言，则与秦观最近。然而，都不是的。毕竟时代不同了。秦观式的言情已经成为历史，你硬去重归旧路，顶多不过是秦观二世。这个时期，在他前面，既有“疏”派词风作“范”，在他后面，又有“密”派词风称奇。在他的时代与他的艺术追求中，最有影响的前期人物乃是周邦彦，最有影响的近期人物则是姜夔，史达祖禀习周、姜，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地位。

疏词风格的妙处在于“刚”，外柔而内刚，这个说过了；密词风格的妙处在于“秾”，中密而外秾，这个也说过了。秀词风格的妙处在于“韵”，不紧不慢，不疏不密，独以韵胜。史达祖词的内容也比较丰富，他不仅善于言情，尤其善于咏物，加上对世事的评说，对人生的感喟，皆成一家之言。综上所述，史梅溪在词史中的地位，虽不若周、姜之显赫，也是一位具有独特贡献的杰出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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