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激流三部曲》

巴金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包括《家》(1931年在《时报》连载发表，1933年初版)、《春》(1938年初版)、《秋》(1940年初版)三部，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作者以很大的激情揭露封建势力，歌颂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及与封建家庭决裂的精神。作者对题材的熟悉、感受的深切，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在对青年进行反封建的启蒙教育方面，《激流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家》，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作家自己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这层帷幕之后遮掩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淫无耻。为了维护这个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被压迫者与当权势力的矛盾，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及其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深切的悲愤，向垂死的制度发出了“我控诉”的呼声。

然而这个家里的新旧矛盾毕竟已发生在五四时代。五四的浪潮激起了青年一代的热情和理想，以及对于旧的制度和生活的憎恨。《家》中的重要人物觉慧便是受到新思潮冲击的新生的民主主义力量的代表。他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他的信念很单纯，对旧势力“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他的确是“幼稚”的，对周围的一切还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甚至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开的”。但基于五四时代对旧的一切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精神，他知道这个家庭是“无可挽救的了”。他并不想对“家”寄托什么希望，而热心于交结新朋友、讨论社会问题、编辑刊物、创办阅报社等社会活动，“夸大地把改良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即使在他与鸣凤热恋的时期，他在外面也“确实忘了鸣凤”，只有回到那和沙漠一样寂寞的家里时才“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恼”。最后，觉慧无所顾忌地离开家而远走了。作者通过觉慧写出了革命潮流在青年中的激荡，写出了包含在旧家庭内部的新力量的成长，也对觉新的“作揖主义”和其他人的懦弱性格作了批判。在《春》与《秋》中，从淑英、淑华等人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觉慧的行动对这个家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一性格的确是给读者带来了鼓舞、带来了“新鲜空气”的。觉慧到上海是为了向往那里的“未知的新的活动”，“还有那广大的群众和新文化运动”。作品并没有正面地具体描写觉慧离开家庭以后所走的道路，但对封建家庭的叛逆常常是知识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起点。根据觉慧性格的逻辑发展，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他是有可能经过较长时期的摸索而找到人民革命的主流和领导力量的。虽然环境气氛和时代精神在《激流三部曲》中表现得不够充分，使人不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那个家庭与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但作品写到了五四革命浪潮的影响，写到了四川军阀混战对人民的骚扰，也写到学生们向督军署请愿和罢课的斗争，以及地主派人下乡收租等情况。这一切都表示这是一个人民革命力量正在观苦斗争和不断壮大的时代，而这种背景就给觉慧这些青年人的叛逆性格和出路提供了现实的根据。

觉新和觉民是始终贯串在《激流三部曲》里的人物，特别是，作者对觉新所花的笔墨最多，可以说把他作为整个作品布局的中心。这是一个为旧制度熏染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年人，心底里虽然有着是非和爱憎的界限，也理解夺去了他的幸福和前途、夺去了他最爱的梅和瑞珏的是“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信”，但他无力挣扎，只能伤心地痛哭，忍爱着精神上的痛苦。他是旧礼教制度下的牺牲者，但同时又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维护者的角色。作者对他有一些批判，但更多的是同情和原谅。读者只有在把他当作一个牺牲者的心情下才可能产生一点惋惜；这种情绪却往往又为人物自己的行动所否定。觉民的性格是沉着的，也是比较定型的；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顺利的遭遇，使他胜利地得到爱情，跨过了逃婚的斗争。他也有改变和发展，但都是顺着一条路向前的，他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春》和《秋》中，他已站在斗争的前沿，不妥协地和那些长辈们当面争辩，并卫护着淑英、淑华的成长。在给觉慧的信中，他说：“我现是在‘过激派’了。在我们家里你是第一个‘过激派’，我便是第二个。我要做许多使他们讨厌的事情，我要制造第三个‘过激派’。”这第三个就是淑英，淑英的成长和出走，是贯串在《春》里面的主线，而觉民的活动就为之准备了条件。

对青年女性，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牺牲者外，作者在《家》里还写了琴和许倩如，她们是正面力量的萌芽，虽然许倩如只是一个影子，琴还在觉醒的过程中。到《春》里，这种正面力量就有了成长，琴的性格得到进一步发展，淑英因觉慧的出走引起心灵的波动，蕙的遭遇又使她深切地感到摆在自己面前的危机，于是在觉民、琴等人的鼓舞下逐渐变得坚强起来，终于走上了觉慧的道路，理解了“春天是我们的”这话的意义。《春》和《秋》中展开了比《家》中更加深化的矛盾。在长辈们的虚伪与堕落的衬托下，《春》主要描写一些心灵纯洁的少年男女的活动，为淑英性格的成长和觉醒提供了条件，情节的开展比《家》迂缓，而精神仍是一贯的。淑华的活动主要在《秋》里，她是一个性格单纯开朗的少女，她爽直快乐的声音常常调剂了某些场面中的忧郁情调，给作品带来一些明朗的气氛。她最后也逐渐成长起来，有了“战斗的欲望”，而且与旧势力进行了面对面的争辩。和她成为对比的是淑贞，正当淑华争取到进学堂机会的时候，淑贞却跳井自杀了。她是个生活在愚蠢和浅妄的包围中而从来没有快乐过的木然的少女，她的遭遇暴露了那些长辈们的虚伪和丑恶，说明了封建主义对于人们的精神上和肉体上严重的摧残。包括绮霞、倩儿、翠环等在内的这些少女们的活动，是作品的重要构成部分。

对于那些虚伪、荒淫和愚昧的老一代的人们，作者给了深刻的憎恨和无情的诅咒，但并没有把他们漫画化。通过高老太爷和《秋》里死去的克明，揭露了旧制度的卫护者们表面十分严肃其实极端虚伪和顽固的本质。《春》更多地勾画了克安、克定等人的荒淫堕落的活动，他们的盗卖财物、私蓄娼优、玩弄丫头奶妈等行径不堪入目，而在他们的放纵和影响下，觉群、觉世等小一辈品质的恶劣也已逐渐成型，这正说明了封建制度和教育的腐朽、野蛮和残酷。《秋》所写的面更扩大了，已不限于高家的范围，周家和郑家也占了很大的比重，通过周伯涛、郑国光、冯乐山、陈克家等不同人物性格的描写，把所谓书香缙绅之家的虚伪、堕落和无耻的面貌更多地揭露了出来，就不仅补充了对高家那些“克”字辈人物精神堕落状况的揭露，而且说明了这些是一个制度的产物。另外一些庸俗、泼辣和愚蠢的女眷，如陈姨太、王氏、沈氏等的活动，更以她们的丑恶形象引起了人们的深深厌恶。而通过一些性格善良的人们的牺牲，如蕙的死和葬、梅的死以及一些不幸的丫环的命运，把封建统治阶级 “吃人的”面貌和作者极端憎恶的感情表现得更为鲜明。

在《秋》的最后，觉民说：“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秋天或者就要过去了。”作者曾说他“本来给《秋》预定了一个灰色的结局，想用觉新的自杀和觉民的被捕收场”，但在友情的鼓舞下，他决定“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随的颜色”。预定的计划更接近于他在《爱情三部曲》或者《灭亡》《新生》等作品中一再作过的艺术安排；但在希望给读者以乐观和鼓舞的情绪支配下，他终于改变了预定的计划，给作品增添了健康和明朗的色彩。作者早期作品中有所流露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在这里已经很难找到了。小说关于新的力量和新的道路虽然都还写得相当朦胧，但仍然有很大的鼓舞力，能够吸引读者憎恨那种腐朽没落的制度，并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

封建社会在中国经历了特别漫长的历史岁月。到了现代，在狂风暴雨般的人民革命的连续打击下，它的解体仍然是极其缓慢的；而且一面走向灭亡，一面继续虐待、摧残、杀害各阶层的人们，包括封建阶级成员自身。所以，以控诉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罪恶为主旨的《激流三部曲》，具有强烈的战斗意义，它曾激动了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

【大师名片 】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1年肄业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27年赴法国留学，1928年回国后曾任《文学季刊》编委，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季月刊》主编，《烽火》杂志创始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9年后历任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及第、四、五届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主编。中国文联第二、三、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三、四届理事，全国第五届人大常委，全国第六、七、八届政协副主席。曾获1982年意大利国际但丁奖、1983年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5年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苏联人民友谊勋章。1999年6月9日，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以8315号小行星发现者的身份向国际小行星中心申报，经国际天文联合会下属的小天体命名委员会的批准，该小行星被命名为“巴金星”，这是一项崇高的国际性永久荣誉。

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灭亡》，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明珠和玉姬》《李大海》《寒夜》《火》《憩园》《第四病室》，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散文集《随想录》(5卷)等，译著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出版了《巴金文集》(14卷)、《巴金全集》(26卷)、《巴金译文全集》(10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