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的翠老太太

篱笆外头，有人在招手。苹果枝桠一片花的粉白，遮住了那个人的脸，可是我想起来了：隔壁翠老太太约好要来喝杯茶，她来晚了，我也几乎忘了这约会。 

腰杆儿挺直的老太太很正式地和我握手，然后将左手托着的一盘蛋糕递过来： 

“我知道你不会有时间烘蛋糕，”她说。“所以我就烘了一个。” 

切蛋糕的时候，她再度为迟到道歉： 

“您知道我为什么晚到吗？今早在火车上，和一个年轻女人聊起来。竟然是个苏联人，偷偷在这儿打工挣钱……才来一个月，我就把她请到家里吃午饭，带她逛了逛，看看德国的环境……” 

苏联？我记起来了。在刚过去的这个冬天里。翠老太太在结冰的小路上摔了一跤，差点儿跌坏了腿。她到小村邮局去汇款，500马克。汇入救济苏联过冬的特别账号。 

每年入冬前，翠老太太会囤积40公斤的苹果，存在阴凉的地下室。“一次买四十斤，”她说，“可以比零买省下好几块钱呢！”她很得意地要我效法。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踩着薄冰小路去汇500块钱……好多钱哪，对她而言——给一个她从不曾去过的国家，那遥远的苏联？ 

“这种蛋糕，”老太太选了一块大的，放在我碟里，“一定要新鲜吃，隔一天都不行。” 

我端上滚热的茶，香气弥漫着客厅。 

“那个苏联女人，我送给她一袋衣服和化妆品，”老太太在茶里加奶，她的手背上布满了褐色斑点，“她显得很难过，害我也觉得不知如何是好，似乎伤了她的自尊……她说，离开苏联以前，她一直以为不管怎样苏联都是个世界强国哩！” 

“我没到过苏联，可是，您可以说我对这个国家有着特别复杂的感觉，”她慢慢地喝茶，“您知道德军在二次大战期间包围列宁格勒的历史吧？围城九百多天，列城内一草一木都被啃光，到父母易子而食的地步。我不认得什么苏联人，可是我觉得德国人对苏联人有历史的债……我在帮着还债……” 

她也知道她的500马克不知道会落在谁的手里；她也知道一卡车一卡车来自德国的救济物资，堵在苏联荒僻的转运站口，不见得运输得出去；她更知道苏联很大，再多的人再多的汇款，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她也看见，在电视上，“捐款苏联”变成一个如火如荼的媒体运动…… 

“您知道我是生在波兰的德国人，战败后我们被赶出家园，流亡到德国，我那时只有20岁，在一个小农村里总算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住在一个没有暖气、没有食物的小屋子里。每天下课之后，您知道我干什么吗？” 

老太太微笑着，眼里流过回忆的一点柔和：“等孩子们都走光了，我这做老师的，逐行逐排地弯腰去捡孩子们吃剩掉落的面包碎屑，捡起来，带回冰冷的房间，偷偷地吃……有时候，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当时，有些农夫，种了些马铃薯、番茄，知道我是个流亡的外乡人，总会一句话不说地，在窗前放个南瓜、几个马铃薯、三两块面包……” 

“我永远记得那些慷慨给我面包的人。今天我有面包吃，也希望分一块出去，给没有面包的人吃。” 

老太太眼光转到窗外，有鸟雀来啄食我撒在草地上的玉米。她看了一会儿，回过头来，说： 

“您知道吗？我们是连夜逃离波兰的，苏联人的炮火声不断地跟着我们的马车……” 

我们安静地坐着，听见教堂的钟声当当地响起。 

（魏来摘自《故乡·异乡》，陕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