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黑色貂皮大衣的男人

每次到纽约都是他来接我,15年后再次踏足纽约,已是天人两隔。

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参加纽约华埠小姐选美做特别嘉宾的时候,大会带我到第三大道的湘园吃湖南菜,我的座位正对着门口,一会儿门口来了一位单眼皮高大个儿身穿黑色过膝貂皮大衣的男人,一进门就潇洒地脱下大衣由柜台小姐接去,威风凛凛的。我看得发愣,大会主席说:“他是湘园的老板。在纽约开了几家高档次的中国餐馆,非常成功,可以说是中国人在纽约的传奇人物。”主席请他跟我们一起坐,他坐下来,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我闷得脸都垮了下来。

他说当初来纽约的时候,女朋友刚在台北一家戏院(忘了是哪一家,当时新闻报道很大反响)的大火中丧生,他痛苦万分。家人帮他买了机票,给他几十块美金,他就靠着这点钱,来到纽约餐馆打工,赚到第一笔钱后又如何拥有了几家餐馆。

吃完饭他带我们到他另一家餐馆,也在第三大道上,门前两只汉白玉石狮子,很壮观,听说是大陆运来的。正对着大门有一幅巨大的丝质万里长城壁毯,是由中国特别制作的,甚是雄伟。他很豁达,经常听到他“嘎!嘎!嘎!嘎!嘎!”的大笑声。以后每次来纽约做事或探朋友,他都到机场来迎接和热情地招待。有一次他开着大红色敞篷奔驰跑车,带我和汤兰花游纽约市区。我们有时漫步在第五大道上,那黑色貂皮大衣被风吹起,我隐隐约约见到他腰上挂着土黄色皮套的小手枪,感到有点怕怕的,他说那是用来保障他的安全,“只是唬唬人,不会用得着的”。

过了几年,他觉得餐馆做闷了,想拍电影,我说:“是朋友的话就会劝你不要拍,如果要害你才会叫你拿钱出来拍戏。”他不听劝,兴致勃勃的,以为最难做的餐馆生意都能成功,拍电影又有什么问题。于是每次回到台湾,电影公司的老板、制片商一大堆人都会到机场迎接他。我形容那是接财神。拍电影花钱就像流水一样,对电影圈不熟的他,电影卖座了,不关他的事,片商告诉他结账是零比零,电影不卖座赔了钱又要他付账,就这样在台湾搞了两年,赔了点钱,结果还是回到纽约做他的老本行。又过了几年,他打电话到香港来,说他在南美洲淘金,如果挖到,会有好几百万美金,到时候他会再拍电影。再次到纽约,他那“嘎!嘎!”的笑声由五声变成两声,早已不复当年的豪迈气慨。

15年前我快要结婚的时候,听说他到中国大陆做钻石营销,他说赚的钱会数都来不及数,就像印钞票一样。我结婚后几乎没有到过纽约。后来辗转听说他在台湾中了风,在医院里连医药费都成问题,我听了很难过,马上托杨凡帮我把住院费给带去,没想到他已回到了纽约,我把十几年前的旧电话簿翻出来,打电话给他,对方是个大陆女孩的声音(后来听说是他在大陆娶的年轻太太)。那个年轻女子说他中了风,需要做物理治疗,又得不到政府的辅助,很是狼狈。我赶忙寄去他需要的医疗费用。

后来我又到纽约,参加纽约电影节的第一天,我想到那两家餐馆的旧址去看看,导游小姐打听出附近的街道名,却怎么也找不到以前餐馆的地方。我又请她帮我找他的墓地所在,想去祭拜一下。导游笑了起来,她大概觉得我很奇怪。

在回港的前一夜,我央求陶敏明再陪我去找找看,晚上街道上人很少,敏明抓着我的手,机警地朝周围望,同时带着我走较亮的街道,我只顾找地方,我们由酒店的第五大道走到第三大道交叉的六十五街,然后往回走,一直走到五十街都找不到,也许是因为石狮子不见了,附近的店铺也改了。敏明怕天晚了危险,“你算是有心了,他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不要再执著了。”她说。

在回港的路上我回忆着,1976年跟他认识。1979年我和汤兰花到纽约住过一段日子,他很照顾我们,帮我们寻找住的公寓和最好的英语会话学校,带我们去吃好吃的,晚上餐馆打烊的时候,他会在空荡荡的餐厅厨房里,做些拿手的小菜和稀饭给我们吃,让我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那个时候我们年纪小,没怎么见过世面,到纽约从下飞机起,他就招待我们跑遍全纽约好吃、好玩和时髦的地方,直到送我们上飞机离开纽约为止,那时候感觉上好像整个纽约是属于他的。

我特别到原是纽约世贸大楼的地方参观过,一大片土地堆满尘土和石块,巨形的卡车,出出进进的运送沙石,我脑子浮起了佛偈上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