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场里的悲喜细节

2003年回广播学院，母校成立45周年校庆。一进校门，便不断面对师弟师妹合影与签名的要求。主持晚会时，我脱口而出：“这不是广播学院的传统，我们那时候，不管谁来，迎接他的都是质疑的问题和怀疑的眼光，而不是签名和合影。”

儿子上初中了，每当有人说起他爸爸时，他都含糊其辞。而当有人问他将来是否像父亲一样当个主持人时，他总是不屑地回答：“拜托，我才不干那玩意儿呢！”在他眼里，做一个动漫工作者才是正当职业。

我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请问，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是哪一本？”我的答案总是不变：“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母亲，没有她就没有我；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新华字典》，没有它我就认不了这么多字。”

身在名利场，就要学会面对自己绝对陌生的“履历”。比如在人家的笔下，我和我夫人的“媒人”是一块红薯，我的普通话多亏有她的督促才能练顺口等等。似乎我谈恋爱时，一直有记录者在场，居然还能复原我们的对话。看到这些，我和夫人常常大笑：“咱们的恋爱要是像人家写的那样就好了！”

一次做客《艺术人生》，朱军问我：“要干到什么时候？”我答：“一定要干到观众恋恋不舍，自己去意已决。”旁边的杨澜插话：“千万别最后反过来，自己恋恋不舍，观众去意已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