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中的法律文化研究综述(1)

一、关于元杂剧作为法律文化研究载体的重要性 

作为法律文化研究素材的元杂剧一共有六百多个作品，大致出于近200名杂剧作家之手，还有大量作品实际上是普通民众共同创作的产物。正如王国维评价的那样，“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 。这一艺术宝库已经得到众多研究者的青睐并形成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笔者通过对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对研究者的情况进行了查询，共查询到与元杂剧有关的研究文献18998篇。 尤其是元杂剧中的公案剧，很多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被众多研究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阐发。有研究者通过数据分析，认为公案剧大概只占到元杂剧总量的10%左右，但这10%的公案剧最得学者的重视。学者贺卫方指出，“古人著作不应该只理解为官修正史以及各种经典，更重要的是那些较为直接地反映社会各阶层观念的作品，如戏曲、小说、诗词、笔记、日记、谣谚等等” 。从非官方文件中研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表现的法律文化，是贺卫方等学者的一大贡献。戏曲其实也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都不能超脱开当时所处的时代。作为当时时代作品的元杂剧必然保留当时社会的文化，特别是法律文化，法律实践是社会生活实践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能不体现在当时作为最重要的传播载体，元杂剧中。戏曲研究大师吴梅先生曾说：“余尝谓天下文字， 惟曲最真， 以无利禄之见， 存于胸臆也” ，这些大家的分析是恰如其分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元杂剧，特别是其中的公案剧，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为深刻的体现。应该指出，公案剧之外的元杂剧其实也是研究法律文化的重要载体，从各个方面展现了当时的婚姻、财产、继承等各个方面。所以，不能仅局限于公案剧研究其中的法律文化。 

二、元杂剧中的法律文化研究方法 

通过元杂剧研究元朝法律文化是元杂剧中法律文化研究的特征之一。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将元杂剧中展现的法律程序、判决、法律适用等同于元朝社会法律制度本身。这种研究方法开始较早，可以直接追溯到郑振铎1934年发表的论文《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这是笔者查询到的最早一篇专门研究元代公案剧的学术论文。在该论文中，郑振铎的研究就带有很强的将元杂剧中描写的剧情与元代社会进行比较的倾向，实际上就是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等同。这种研究方法在上个世纪90年代被很多学者比如徐忠明等所继承，通过戏曲这种文学题材来分析古代法律文化特别是元代社会的特点。胡兴东在论文中指出：“把元杂剧与当时法律现实等同，认为元朝司法程序与元杂剧表现出来的是一致的。此方面的代表成果有张静文的《元杂剧公案戏的法制文化寻绎》，在文章他通过元杂剧分析得出元朝法律内容特点是‘对掠夺性借贷关系的保护、对社会恶势力的不作为’，司法特点是‘司法官员的权力下移、滥用酷刑断处案件’” 。将元杂剧反映的社会现实等同于元代法律制度和元代法律文化本身，这种研究的方法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元杂剧与元代真实史料差异巨大，就以元代刑罚与元杂剧中的刑罚相比就能清楚的说明这一点。粗通元史的人都清楚，元世祖忽必烈定天下后为了贯彻轻刑原则，规定杖刑均以“七”结尾，即“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但学者的研究表明，“元杂剧的判词中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有七结尾的刑罚，比如《杀狗劝夫》中‘这两个贼子好无礼也，各打九十，为民当差’。《神奴儿》、《不认尸》、《磨合罗》、《窦娥冤》中‘本处官吏，不知法律，错勘平人，各杖一百，永不叙用’，《勘头巾》中‘赵令史枉法成狱，杖一百，流口外为民’，《灰阑记》中‘街坊老娘等……各杖八十……董超、薛霸比常人加一等，杖一百’。很显然，这不符合元代的法律规定。” 这种分析确实有道理，确实也看到了元杂剧与元朝真实史料的不同，但认为元杂剧描写的剧情和元朝社会丝毫无关，也不是事实求是的。元代统治者之所以容忍元杂剧上演，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元杂剧不能反映元朝社会的现实，否则将会给予严厉的惩罚。如果元杂剧中的作者将刑罚制度描写的同元代社会完全一致，岂不坐实了映射社会现实之嫌？我们也看到元杂剧中的官名也与元代官职也完全不同，就是这个道理。剧作家们不得不小心谨慎的避开这些“雷区”，才能为元杂剧的生存找到一丝空间。元杂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社会现实是毫无疑问的，张静文在文章中，通过元杂剧总结的元代法律的特点、元代司法的特点也基本符合元代的社会现实。因此，将元杂剧的描写等同于元代法律规定和法律实践本身虽然是存有一定争议，但元杂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朝社会的特点应该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