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天乐·与冯深居登禹陵 赏析

齐天乐·与冯深居登禹陵

宋代：吴文英

三千年事残鸦外，无言倦凭秋树。逝水移川，高陵变谷，那识当时神禹。幽云怪雨。翠蓱湿空梁，夜深飞去。雁起青天，数行书似旧藏处。

寂寥西窗久坐，故人悭会遇，同翦灯语。积藓残碑，零圭断璧，重拂人间尘土。霜红罢舞。漫山色青青，雾朝烟暮。岸锁春船，画旗喧赛鼓。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夏禹光辉的业绩已翻过三千余年，眼前只剩下寒鸦数点。倚着秋树缄默无言。江河改道，高山变成深谷。在这漫长的三千多年里，幽云出谷，怪雨挥鞭。湿漉漉的萍藻，还悬垂在那根梅梁之间，趁夜深人静，它曾飞入湖底，跟凶龙进行过一场鏖战。雁群飞起，把一行大字写上蓝天。那一行行文字，莫非就是当年夏禹藏在山中的宝贵书篇。

映着西窗，我们相向而坐，故人难得有这次意外的会面。剪去灯花，与友人深居夜语。长满苔藓的断残古碑，禹庙发现的古文物，重现人间。霜叶已经凋零，惟有青山任随晨雾夕烟之变化而不改其色。漫想春日祭祀夏禹时的热闹场景：岸边停着画舫，彩绘的旗帜招展于喧哗的赛鼓声中。

注释

齐天乐：词牌名。又名“台城路”、“五福降中天”、“如此江山”。《清真集》、《白石道人歌曲》、《梦窗词集》并入“正宫”（即“黄钟宫”）。兹以姜词为准，一百二字，前后片各六仄韵。前片第七句、后片第八句第一字是领格，例用去声。亦有前后片首句有不用韵者。

冯深居：字可迁，号深居，江西都昌人。淳桔元年（1241）进士，与词人有交往。

禹陵（líng）：传为夏禹的陵墓。在浙江绍兴市东南，背负会稽山。

三千年事：夏禹在位是公元前2140年，至吴文英在世之年1250年，约为3390年，故曰三千年事。

高陵变谷：高山变为低谷。比喻世事沧桑，变化无常。

幽云怪雨：谓风雨之不同寻常。

梁：当为禹庙之梅粱。据嘉泰《会稽志》卷六：梁时修禹庙，“唯欠一梁，俄风雨大至．湖中得一木．取以来梁，即‘梅梁’也。夜或大雷雨。梁辄失去，比复归，水草被其上．人以为神．縻以大铁绳．然犹时一失之”。

旧藏（cáng）处：指大禹治水后藏书之处。《大明一统志·绍兴府志》：“石匮山，在府城东南一十五里，山形如匮。相传禹治水毕，藏书于此”。

寂寥（jì liáo）：寂寞寥落．指人生亦指心境。

悭（qiān）：稀少。

翦灯：剪去油灯烧残的灯芯，使灯焰明亮。

积藓（xiǎn）残碑：长满苔藓的断残古碑。

零圭（guī）断璧：指禹庙发现的古文物。《大明一统志·绍兴府志》： “宋绍兴间，庙前一夕忽光焰闪烁，即其处剧之，得古硅璧佩环，藏于庙”。

赛鼓：祭神赛会的鼓乐声。此指祭祀夏禹的盛会。

参考资料：

1、陶尔夫．宋词百首译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03月第1版：377页

赏析

与同人相比，吴文英的词被认为是“晦涩难懂”。其原因有二：其一于叙写方面往往将时间与空间交错杂揉，其二于修辞方面往往但凭一己直觉加之喜欢用生僻典故，遂使一般读者骤读之下不能体会其意旨之所在。但若仔细加以研读，寻得入门之途径，便可发现吴词在“雕缋满眼”、“晦涩”“堆砌”的外表下，确有一片“灵气行乎其间”，而且“立意”之“高”，“取径”之“远”，也是确有一份“奇思壮采”。

冯深居，名去非，南宋理宗宝祐年间曾为宗学谕，因为与当时的权臣丁大全交恶被免官。与吴文英交往颇深。因此，这首词中颇有言外之深意存焉，这由冯氏之为人及其与吴文英之交谊可以推知禹陵则为夏禹之陵，在浙江绍兴县东南之会稽山。在吴文英家乡附近。所以吴氏对禹陵之古迹名胜怀有一种感情也是可以想见的。何况夏禹王是一位忧民治水、功绩卓著的先王。而南宋的理宗时期则任用权佞，国事维艰，感今怀古，吴文英在与冯深居同登禹陵之际，自当有无限沧桑感喟。所以一开端便以“三千年事残鸦外”七个字，把读者引进苍茫古远的意界。所谓“三千年”者，盖自夏禹之世至南宋理宗之世。固已实有三千数百年之久。又“三”字与“千”之字之数目，在直感上亦足以予读者一种久远无极之感。而“三千年”之下又加一个“事”字，则千古兴亡故事，乃大有纷至沓来之势矣。而又继之“残鸦外”三个字，就“残鸦”而言，当登临时之所见。昔杜牧《登乐游原》诗有句云“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此正为“残鸦”二字赋予人的感受。至于“外”字，则欧阳修《踏莎行》词有句云“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就梦窗此词而言，则是残鸦踪影之隐没固已在长空澹澹之尽头，而三千年往事销沉则更在残鸦孤影外，于是时间与空间，往昔与当前乃于此七字之中结成一片，苍凉寥漠之感，顿向读者侵逼包笼而来。

禹王不复生，前功不可寻，犹如残鸦影没，天地苍茫，然则何地可为托身之所乎。故继云“无言倦凭秋树”也。语有之云“予欲无言”；又曰“夫复何言”。其所以“无言”者，正自有无穷不忍明言、不可尽言之痛也。然则此时之登临，于追怀感慨之余，唯“倦凭秋树”而已。此处著一“倦”字，自可由登临之劳倦而来，然而此句紧承首句“三千年事”之下，则其所负荷者，亦有千古人类于此忧患劳生中所感受之疲弊也。而其所凭倚者，则惟有此一萧瑟凋零之秋树而已。人生至此，更复何言？故曰“无言”也。其下继云“逝水移川，高陵变谷，那识当时神禹”，乃与首一句之“三千年事”相应，故知其“倦凭秋树”之时，必正兼有此三千年之沧桑感在也。禹王宏愿伟力，然而其当年孜孜是矻矻所疏凿，欲以垂悠悠万世之功者，其往迹乃竟谷变川移、一毫而不可识矣，故曰“那识当时神禹”。三千年事，无限沧桑，而河清难俟，世变如斯，则梦窗之所慨者，又何止逝水、高陵而已哉。

以下陡接“幽云怪雨，翠蓱湿空梁，夜深飞去”三句，此三句是据传说用典。夫“梁”者，固当禹庙之梁。据《大明一统志·绍兴府志》载云：“禹庙在会稽山禹陵侧。”又云：“梅梁，在禹庙。梁时修庙，忽风雨飘一梁至，乃梅梁也。”又引《四明图经》：“鄞县大梅山顶有梅才，伐为会稽禹庙之梁。张僧繇画龙于其上，夜或风雨，飞入镜湖与龙斗。后人见梁上水淋漓，始骇异之，以铁索锁于柱。然今所存乃他木，犹绊以铁索，存故事耳。”“蓱”字原与“萍”字相通，然而“萍”乃水中植物，梁上何得有“萍？《一统志》及《四明图经》载，传说禹庙之梁有水中之萍藻，此萍藻为飞入镜湖之梁上之神龙所沾带之镜湖之萍藻。是此数句，乃正写禹庙梁上神龙于风雨中“飞入镜湖与龙斗”，“比复归，水草被其上”之一段神话传闻也。而梦窗之用字造句，则极尽光怪陆离之能事。盖“翠蓱湿空梁”一句，原当为神梁化龙飞返以后之现象，而次句“夜深飞去”发生于神梁化龙之前；而梦窗却将时间因果倒置，又用一不常见之“蓱”字以代习用之“萍”字。夫“蓱”与“萍”二字虽通用，然而一则用险僻字更增幽怪之感，二则“蓱”字又可使人联想《楚辞·天问》“蓱号起雨”一句，于是又有“幽云怪雨”一时惊起之意。总之，前几句给人一种渺茫怀古之思与恍惚幽怪之感，使读者对此充满神话色彩之古庙生出无穷之想像。

后二句，则又由眼前景物寄慨。曰“雁起青天”，形象色彩极其鲜明，此景必为白昼而非黑夜所见，然后知前三句“夜深”云云者，全为作者凭空想象也。而此句“雁起青天”四字，乃又就眼前景物以兴发无限今古苍茫之慨，故继之云“数行书似旧藏处”也。据《大明一统志·绍兴府志》载：“石匮山，在府城东南一十五里，山形如匮。相传禹治水毕，藏书于此。”然而远古荒忽，传闻悠邈，惟于青天雁起之处，想像其藏书之地耳。而雁阵之飞，其排列有如书上之文字，在梦窗《高阳台·丰乐楼》一词中，即有“山色谁题，楼前有雁斜书”一句可以为证。是则三千年前藏书之说固已渺不可寻；眼前所见者，惟青天外之斜飞雁阵之说而已。世异时移沧海桑田，正与开端“三千年事残鸦外”及“那识当时神禹”诸句遥遥相应，而予读者以无穷怅惘追思之感慨。以上前半阕全以“登禹陵”之所见所想为主。

后半阕“寂寥西窗久坐，故人悭会遇，同翦灯语”，始写入冯深居，呼应题面“与冯深居”四字。此三句词，乃化用李义山《夜雨寄北》“何当共翦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之诗句，自无可疑。梦窗乃于开端即著以“寂寥”二字，又接以“久坐”二字，其所以久坐不寐之故，正缘于此一片寂寥之感耳。昔杜甫《羌村》诗有句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梦窗于“寂寥西窗久坐”之下，乃接云“故人悭会遇，同翦灯语”；此三句，一气贯下，全写寂寥人世今昔离别之悲。

以下陡接“积藓残碑，零圭断璧，重拂人间尘土”三句，初观之，此三句似以前三句全然不相衔接，然而此种常人以为晦涩不通之处，正是梦窗词之特色所在。盖梦窗词往往以直感为其连贯之脉络，极难以理性分析说明。兹就其所用之故实而言，所谓“积藓残碑”者，杨铁夫《笺释》以为“碑指窆石言”，引《金石萃编》云：“禹葬会稽，取石为窆石，石本无字，高五尺，形如秤锤，盖禹葬时下棺之丰碑。”据《大明一统志。绍兴府志》载：“窆石，在禹陵。旧经云：禹葬会稽山，取此石为窆，上有古隶，不可读，今以亭覆之。”由此知杨氏《笺释》以碑指窆石之说确实可信。昔李白《襄阳歌》云：“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古碑羊公一征古碑材，龟头剥落生莓苔”。自晋之羊祜迄唐之李白，不过四百余年，而太白所见羊公碑下之石龟，已剥落而生莓苔矣。然则自夏禹以至梦窗，其为时已有三千余年，则其窆石之早已莓苔遍布，断裂斑剥，固属理所当然者矣。著一“积”字，足见苔藓之厚，令人叹历年之久；著一“残”字，又足见其圮毁之甚，令人兴睹物之悲。而其发人悲慨者，尚不仅此也，因又继之以“零圭断璧”云云。夫圭璧者，原为古代侯王朝会祭祀所用，而著一“零”字，著一“断”字，零落断裂，无限荒凉，禹王之功绩无寻，英灵何在？只有古物残存，供人凭吊而已。故继之云：“重拂人间尘土。”于是前所举人之积藓残碑，与夫零断圭璧，乃尽在梦窗亲手摩挲凭吊中矣。“拂”字上更著一“重”字，有无限低徊往复多情凭吊之意，其满腹怀思，一腔深慨，已在言外。

后半阙开端先写夜间故人灯下之晤对；然后陡接“积藓残碑”三句，又回至日间之登临。全不作层次分明之叙述与交代。盖残碑断璧之实物，虽在白昼登临之陵庙之上，而残碑断璧之哀感，则正在深宵共语者之深心之内也。夫以“悭”于“会遇”之故人，于“翦灯”夜“语”之际，念及年华之不返、往事之难寻，其心中固早有此一份类似断璧残碑之哀感在也。故其下乃接云：“重拂人间尘土。”“尘土”不但指物质上之尘土，同时兼指人世间之种种尘劳污染而言。然而在记忆之中，这世间尘土不过如尘封之断璧残碑而已。“于是世间之事融会于三千年历史之中；而历史，亦融会于一己人事之中。此种时空交揉之写法，正为梦窗特长之所在也。

其后“霜红罢舞，漫山色青青，雾朝烟暮”三句，又以浪漫笔调，另辟新境。自情感之中跳出，别从景物着笔，而以“霜红”句，隐隐与开端次句之“秋树”相呼应。彼经霜之叶，其生命固已无多，竟仍能饰以红色、弄以舞姿；惟此红而舞者，亦何能更为久长，瞬临罢舞，是终将亦归于空灭无有而已。故曰“霜红罢舞”。此一无常变灭之悲，而梦窗竟写得如此哀艳凄迷。又继之云“山色青青，雾朝烟暮”，则其不变者也。又于其上著一“漫”字。“漫”字有任随、任由之口气，其意若谓霜红罢舞之后，任随山色青青于雾朝烟暮之中。逝者长已矣，而人世久长，其间有无穷沧桑之感。梦窗运笔之妙、托意之远，于此可见。

结二句“岸锁春船，画旗喧赛鼓”，初观之，不免有突兀之感。盖前此所言，如“秋树”，如“霜红”，明明皆为秋日景色；而此句竟然于承接时突然著一“春”字以为笼罩之笔。盖开端之“倦凭秋树”，乃当日之实景；至于“霜红罢舞”，则已不仅当日之所见，而是包容秋季之全部变化于其中；至于“山色青青”，则更透出暮往朝来、时移节替之意。秋去冬来，冬残春至，年年春日之际，于此山前都可见岸锁舟船，处处有画旗招展，时时闻赛鼓喧哗。然则此为何事也？《大清一统志·绍兴府志·大禹庙》载：“宋元以来，皆祀禹于比。”此词之“画旗”、“赛鼓”，必当指祀禹之祭神赛会也。“画旗”，当指舟仪仗之盛：“喧”字，当指“赛鼓”之喧闹。然而梦窗乃将原属于“鼓”字之动词“喧”字置于“画旗”二字之下，连接“鼓”与“画旗”则为画旗招展于喧哗之赛鼓声中，弥增其盛美之情状；旗之色与鼓与声遂为浑然一体。

此词通首以秋日为主，其情调全属于寥落凄凉之感，于结尾之处突显春日赛会之喧闹，为全篇寥落凄凉之反衬，余波荡漾，用笔悠闲，果真可以因春日之美盛忘怀秋日之凄凉者；然而细味词意，则前所云“雾朝烟暮”句，已有无限节序推移之意，转瞬即逝的春日喧闹与永恒的凄寂形成鲜明对照。

吴文英生平

吴文英（约1200～1260），字君特，号梦窗，晚年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原出翁姓，后出嗣吴氏。《宋史》无传。一生未第，游幕终身，于苏州、杭州、越州三地居留最久。并以苏州为中心，北上到过淮安、镇江，苏杭道中又历经吴江垂虹亭、无锡惠山，及茹霅二溪。游踪所至，每有题咏。晚年一度客居越州，先后为浙东安抚使吴潜及嗣荣王赵与芮门下客。

清全祖望答万经《宁波府志》杂问，谓吴文英“晚年困踬以死”，殆得其实。享年六十岁左右。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编定于淳祐九年（1249），卷十录吴文英词九首，时吴文英正在越州，年约五十。黄升并引尹焕《梦窗词叙》云：“ 求词于吾宋者，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四海之公言也。”

吴文英被称为“词中李商隐”，在南宋词坛，吴文英属于作品数量较多的词人，存词有三百四十余首，其《梦窗词》在数量上除辛弃疾张炎外鲜有人与之抗衡；就题材而言，这些词大体可以分为三类：酬酢赠答之作，哀时伤世之作，忆旧悼亡之作。清人周济对他的评价甚高，在其《宋四家词选》中将其与辛弃疾、周邦彦、王沂孙并列为两宋词坛四大家之一。

吴文英——词史地位很高，却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词人

吴文英的词难懂，是后来人诟病他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喜欢、理解、热爱西方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人们也许看法变了。一个文学读本，可以读得懂，也可以读不懂，至少没必要非让人读懂不可，也不见得非有确定的人物、事件与情感。他能够确定，就确定了；不确定，也就不确定了。尤其是一个人的心理感受，你能讲说明白，固然也不错，就是讲不明白，又打什么紧要？正如对艺术的审美追求一样，你能自圆其说，很好，不能自圆其说，感受到了，也不错。即便连感觉也没有，只要心有所悟，也可以的。哪怕连心有所悟都没有，只要你喜欢，就给加十分，非追问为什么？没必要，或回答不为什么。艺术又不是一道数学题，非有个结果不可。

吴文英不但擅长写“密”词，而且擅长写“慢”词。密而能慢，更显出那词的幽深曲折之意韵，水复山重之姿态。他有一首《莺啼序》，全词240字，为词中长调之冠。词是太长了，但并非不好，虽长而有密意，既密犹有长风。这样的词调确实难普及，但作为词坛高手的尝试，未尝没有道理在的。吴文英也有写得疏疏朗朗的词。这也没什么错。总不能说，你既写密词，好吧，就永世密下去吧。吴梦窗偶有疏笔，也生奇效。毫无疑问，史达祖是一位十分重要的词人。他的词风独特，词艺卓异，几可以平视姜白石，伯仲吴梦窗。他在词史上与姜夔或高观国并称，称为“姜史”或“高史”，可以知道他词作的地位与分量。

然而，他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词人，虽然这争议似乎重在其人而不在其词。但梁令娴女士认定宋代八大词人，有陈允平，周密，王沂孙，而将他排除在外，想必亦有其因。在这一时期另一位词人史达祖，生卒年已无可考，他字邦卿，号梅溪。原籍开封，长期在杭州居住。他功名心热，屡屡参加科考，不中。大半生在扬州、湖北一带漂流，也是一位布衣名士。遗憾的是，他后来被韩侂胄看中，成了韩的堂吏，这对他的方方面面，均产生很大影响，而且主要是负面影响。

史达祖一生资料极少，可以确知的，只有三件要事。一是他做过韩侂胄的堂吏；二是他的词集曾送给张镃，张镃有很高的评价；三是他曾作为李壁的随员出使过金邦，而且在出使期间留下了不少词作。据说史达祖做韩的堂吏，颇受宠信。否则李壁出使金邦时，韩侂胄不会派他作随员，还交给他窥测金人虚实的任务。韩倒台后，他也不会被牵连，以至受黥面之刑，流放远方。

纵观史达祖一生，他与韩侂胄的关系，不值得大论特论。吴文英也曾为贾似道作过贺词，朱敦儒也曾为秦桧作过媚语，朱熹甚至夸奖秦桧为正人君子，但他们毕竟是书生。书生无节也是耻辱，但书生容易受骗，自古而然，加上他们没有权利和条件进入权力中心，也不明白那核心层人物的葫芦到底卖的是哪味药。至于追随权门，无法自立，也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意思在内。

史达祖作为词家，确实是南宋词坛重镇。从时序上讲，他也可以说是追随白石词风的第一人。但他的词风又绝非白石词风的模仿者史梅溪岂是模仿之人？认真考究，史达祖的词风与周邦彦的词风最为相似。或者说，他的词与宋代第二代婉约词人的风格更为近似些。这一点与当时各位重要词家都有些区别。他受周邦彦，又受姜夔的影响，他的《湘江静》一词，评家认为“居然美成复生”，太像周邦彦了。他的《八归秋风带雨》等词，评家认为“笔力直是白石，不但貌似，骨律神理亦无不似。”

他远承清真，近似白石，但不失自己本来面目。他的风格，评家多有论述，依我的看法，如果用一个字表示，那就是“秀”。姜白石的风格属于“疏”，吴梦窗的风格属于“密”，史梅溪处在二人之间，占得一个秀字。他既不像白石词那样深具瘦硬刚疏之气，从而不能划入“疏”派范围；也不像梦窗词那样幽深秾丽，从而又不能入“密”派范围。不疏不密，属于中和之音。中和之音最适于言情，最讲究辞情并茂，情景交融。而他的词风恰恰就有这特点。张镃为他的词集作序，说他的词“辞情俱到”，评说十分中肯。他这种风格，若在东坡时代，就是秦少游；若在渡江前后，就是李清照；若在大晟府时，就是周邦彦。总体而言，则与秦观最近。然而，都不是的。毕竟时代不同了。秦观式的言情已经成为历史，你硬去重归旧路，顶多不过是秦观二世。这个时期，在他前面，既有“疏”派词风作“范”，在他后面，又有“密”派词风称奇。在他的时代与他的艺术追求中，最有影响的前期人物乃是周邦彦，最有影响的近期人物则是姜夔，史达祖禀习周、姜，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地位。

疏词风格的妙处在于“刚”，外柔而内刚，这个说过了；密词风格的妙处在于“秾”，中密而外秾，这个也说过了。秀词风格的妙处在于“韵”，不紧不慢，不疏不密，独以韵胜。史达祖词的内容也比较丰富，他不仅善于言情，尤其善于咏物，加上对世事的评说，对人生的感喟，皆成一家之言。综上所述，史梅溪在词史中的地位，虽不若周、姜之显赫，也是一位具有独特贡献的杰出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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