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相思·汴水流 赏析

长相思·汴水流

唐代：白居易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怀念丈夫的思潮，就像那汴水、泗水一样朝着南方奔流，一直流到瓜洲渡口，愁思像那江南群山，起起伏伏。

思念呀，怨恨呀，哪里才是尽头？除非你归来才会罢休。一轮皓月当空照，而我倚楼独自忧愁。

注释

长相思：词牌名，调名取自南朝乐府“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句，多写男女相思之情。

汴水：源于河南，东南流入安徽宿县、泗县，与泗水合流，入淮河。

泗水：源于山东曲阜，经徐州后，与汴水合流入淮河。

瓜州：在今江苏省扬州市南面。

吴山：泛指江南群山。

悠悠：深长的意思。

参考资料：

1、陆永品 等．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30-31

鉴赏

在朦胧的月色下，映入女子眼帘的山容水态，都充满了哀愁。前三句用三个“流”字，写出水的蜿蜒曲折，也酿造成低徊缠绵的情韵。下面用两个“悠悠”，更增添了愁思的绵长。特别是那一派流泻的月光，更烘托出哀怨忧伤的气氛，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显示出这首小词言简意富、词浅昧深的特点。

相思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也是历代诗家文人付诸歌咏的最佳题材之一。古诗中多用“长相思”三字，如《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上言长相思”、“著以长相思”、“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等。南朝陈后主、徐陵、江总，唐李白等都有拟作。内容多写女子怀念久出不归的丈夫。至于白居易这首《长相思》，则有其特定的相思对象，即他的侍妾樊素。

樊素善歌《杨柳枝》，因又名柳枝。因为种种原因，樊素自求离去，白氏在《别柳枝》绝句中说：“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可见作者对于樊氏的离去十分伤感。这首《长相思》词也表达了相同的情感。

词的上阕写樊素回南必经之路。因为她是杭州人氏，故作者望吴山而生愁。汴水、泗水是一去不复回的，随之南下的樊素大概也和河水一样，永远离开了他。所以作者想象中的吴中山脉，点点都似愁恨凝聚而成。短短几句，把归人行程和愁怨的焦点都简括而又深沉地传达了出来。尽管佳人已去，妆楼空空，可作者一片痴情，终难忘怀，他便于下阕抒发了自己的相思之痛。两个“悠悠”，刻画出词人思念之深。这种情感的强烈，只有情人的回归才能休止。然而那不过是空想，他只能倚楼而望，以回忆昔日的欢乐，遣散心中的郁闷而已。

这篇作品形式虽然短小，但它却用回环复沓的句式，流水般汩汩有声的节奏，贯穿于每个间歇终点的相同韵脚，造成了绵远悠长的韵味，使相思之痛、离别之苦，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白居易，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创作体现出对黎明百姓的同情，体现出他对人间疾苦的感同身受。他对身处疾苦的百姓感同身受，所以创作中现实题材显得更具特色。他与伟大的诗人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他的诗词被世人广为传诵，是世人人尽皆知的千古佳句，对后世的文人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对于后世文人的创作风格也有影响和借鉴意义。他的诗词词藻平时，通俗易懂。有着极强的现实主义色彩。他的著名代表诗作有《琵琶行》，《长恨歌》等。

白居易出生于河南，他的家庭是一个中小官僚家庭，他出生不久，他的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藩镇割据势力越来越强，使他的家乡迅速陷入战火之中，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民不聊生，让整个家乡陷入一片水火之中。之后，家中遭遇变故，他的祖父祖母接连病故，使家庭再次遭遇重创。之后，白居易的父亲因为有功被升任为徐州别驾。为了躲避战乱，白居易的父亲将他送到了宿州定居。之后，白居易便在那里成长生活，度过了童年。

白居易自幼天资卓越，聪颖通达。对于读书学习更是一点都不懈怠，对于读书，十分认真刻苦，从不放过一点自己不理解的，都是努力钻研直到理解为止，从来都是学无止境。读书经常让自己的手都磨出了茧子，但他还是不停止学习的脚步，从小就有了白发。他的勤奋刻苦也为他的创作加了不少分。

他的仕途之路也是值得一谈的，他担任左拾遗时，对于文学诗词喜爱的喜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并对他进行了提拔与奖赏。他也希望能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通过自己的一己之力来协助辅佐皇帝，来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

之后白居易又遭遇诽谤，被贬谪到了江州，做了江州司马。可以这样说，被贬谪到江州是白居易的人生转折点。被贬之前，他的创作风格总是贴切生活，关爱百姓。有着兼济天下的伟大抱负，但是以后他却改变了以往的创作风格，被现实和磨难所打击，他的态度更加平和淡然他变得更加恬淡。能够对于自己的遭遇安之若素，并且淡然的面对一切，更体现着他的独善其身，体现着他的淡然品质。

晚年的白居易更是将独善其身体现的淋漓尽致。生活方式更加自然恬淡，没有什么嘈杂的生活环境，闲适的生活更加贴切晚年的白居易。他的生活里写作占有大部分的时间，对于写作他注重诗歌的内容，注重诗歌体现的时代意义，他更想通过他的作品反映一些现象，体现这个时代的特征，让世人引起共鸣。因此，他的创作风格也就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他的风格给后世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回望白居易的一生，真可谓是起起伏伏。他自幼就经历颇多，他的家庭遭遇变故，给他的人生阅历添上了别致的一笔，让他自幼就有了济世济民的想法，这一点也就直接体现在了他的作品之中。他的创作给世人巨大的启迪，让世人了解了他内心的想法，让世人读懂了他诗句中所赋予的情感。他个人勤奋刻苦，努力钻研的优秀品质也是他成功的一个的必备要素。

他的一生，为我们创作了无数的优秀作品，他的作品中流露出的情感和态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的优秀品质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美德的民族。

白居易的爱情故事是怎么样的

人们在关注诗人的文化成就之外，还很关心诗人的情感生活，从古至今才子佳人的结合总会被作为一段佳话流传，像大诗人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微因与陆小曼三个女人之间的感情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白居易也不例外，诗人在创作的同时他的爱情之路也让人好奇，尤其是我们认为的才子大多风流倜傥，感情之路肯定丰富异常。

史料中记载白居易爱情有那么几段，最纯美的那一段恋情莫过于和初恋情人湘灵的相处。初恋总是美好而残酷的，湘灵与白居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两人经过多年相处，坠入爱河，感情深厚。然而造化弄人，封建社会乃至现今社会中，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白居易不是官宦之家但是比起湘灵也算大户了，出身农户的湘灵虽与白居易两情相悦，却跨不过封建礼教那道门槛。门不当户不对，加上白母的坚决反对，湘灵最终也没能成为白夫人。

白居易爱情代表了大多数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的情感，诗人在成婚之后依旧写诗思念湘灵，可以看出这一段感情在他心中的重要，后面白居易几次向母亲恳求要和湘灵成婚，奈何总是被拒绝。悲痛之下白居易坚决抗婚，除了湘灵拒不求娶其他女子，无奈之下在三十七岁时白母以死相逼才娶妻，放到现在这个年纪也是大龄青年了，更何况是在寿命短暂的古代呢。

门当户对的观点一直延续至今，虽然不能以偏概全，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生活习惯和观点的不同有时候确实会影响婚姻，大诗人白居易爱情之路尚且如此，何况一般百姓。

白居易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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