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作寄朗之 赏析

偶作寄朗之

唐代：白居易

历想为官日，无如刺史时。

欢娱接宾客，饱暖及妻儿。

自到东都后，安闲更得宜。

分司胜刺史，致仕胜分司。

何况园林下，欣然得朗之。

仰名同旧识，为乐即新知。

有雪先相访，无花不作期。

斗醲干酿酒，夸妙细吟诗。

里巷千来往，都门五别离。

岐分两回首，书到一开眉。

叶落槐亭院，冰生竹阁池。

雀罗谁问讯，鹤氅罢追随。

身与心俱病，容将力共衰。

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回想为官时的日子，没有比做刺史时更快意舒畅了。

欢乐的接待来访的宾客，妻儿的生活能够得到保障。

自从来到东都以后，生活清闲更胜从前。

做分司时清闲的生活胜过刺史，辞去官职后生活清闲胜过分司。

更不说是在这偏远的家乡，能收到你的书信非常欣喜。

仰慕你的大名就像与你相识已久，一起做乐曲就像是新得的知己。

下雪时就先到朗之家里拜访，不是花开时节不相约。

边畅饮着自己酿造的美酒，边细细品味所作的诗句。

作为邻里已来往无数遍，在那京都城门也已分别五次。

翘首以盼你的来信，书信到时放能舒展眉头。

槐亭院中已满是落叶，竹阁池中的水也结满冰霜。

门庭冷落无处询问讯息，只得放弃追问。

身体病痛增多，容貌与体力也在逐渐衰退。

虽已年老记忆减退，但你我间那些相处场景仍历历在目从未忘却。

注释

历：经过了的。

无如：不如，比不上。

及：达到。

东都：历代王朝在原京师以东的都城。

安闲：安静清闲；安逸舒适。

分司：唐宋制度，中央之官有分在陪都(洛阳)执行任务者，称为“分司”。但除御史之分司有实权外，其他分司多用以优待退闲之官，并无实权。又清制，“盐运使”下设“分司”，属运同、运副或运判管领。

致仕：辞去官职。

何况：用反问的语气表达更进一层的意思。

欣然：喜悦貌。

仰：尊敬仰慕。

斗：中国市制容量单位（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

醲：味浓烈的酒。

里巷：街巷。

都门：京都城门。

岐：岐山，在中国陕西省。

雀罗：捕雀的网罗。常用以形容门庭冷落。

鹤氅：泛指一般外套。

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白居易，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创作体现出对黎明百姓的同情，体现出他对人间疾苦的感同身受。他对身处疾苦的百姓感同身受，所以创作中现实题材显得更具特色。他与伟大的诗人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他的诗词被世人广为传诵，是世人人尽皆知的千古佳句，对后世的文人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对于后世文人的创作风格也有影响和借鉴意义。他的诗词词藻平时，通俗易懂。有着极强的现实主义色彩。他的著名代表诗作有《琵琶行》，《长恨歌》等。

白居易出生于河南，他的家庭是一个中小官僚家庭，他出生不久，他的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藩镇割据势力越来越强，使他的家乡迅速陷入战火之中，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民不聊生，让整个家乡陷入一片水火之中。之后，家中遭遇变故，他的祖父祖母接连病故，使家庭再次遭遇重创。之后，白居易的父亲因为有功被升任为徐州别驾。为了躲避战乱，白居易的父亲将他送到了宿州定居。之后，白居易便在那里成长生活，度过了童年。

白居易自幼天资卓越，聪颖通达。对于读书学习更是一点都不懈怠，对于读书，十分认真刻苦，从不放过一点自己不理解的，都是努力钻研直到理解为止，从来都是学无止境。读书经常让自己的手都磨出了茧子，但他还是不停止学习的脚步，从小就有了白发。他的勤奋刻苦也为他的创作加了不少分。

他的仕途之路也是值得一谈的，他担任左拾遗时，对于文学诗词喜爱的喜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并对他进行了提拔与奖赏。他也希望能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通过自己的一己之力来协助辅佐皇帝，来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

之后白居易又遭遇诽谤，被贬谪到了江州，做了江州司马。可以这样说，被贬谪到江州是白居易的人生转折点。被贬之前，他的创作风格总是贴切生活，关爱百姓。有着兼济天下的伟大抱负，但是以后他却改变了以往的创作风格，被现实和磨难所打击，他的态度更加平和淡然他变得更加恬淡。能够对于自己的遭遇安之若素，并且淡然的面对一切，更体现着他的独善其身，体现着他的淡然品质。

晚年的白居易更是将独善其身体现的淋漓尽致。生活方式更加自然恬淡，没有什么嘈杂的生活环境，闲适的生活更加贴切晚年的白居易。他的生活里写作占有大部分的时间，对于写作他注重诗歌的内容，注重诗歌体现的时代意义，他更想通过他的作品反映一些现象，体现这个时代的特征，让世人引起共鸣。因此，他的创作风格也就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他的风格给后世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回望白居易的一生，真可谓是起起伏伏。他自幼就经历颇多，他的家庭遭遇变故，给他的人生阅历添上了别致的一笔，让他自幼就有了济世济民的想法，这一点也就直接体现在了他的作品之中。他的创作给世人巨大的启迪，让世人了解了他内心的想法，让世人读懂了他诗句中所赋予的情感。他个人勤奋刻苦，努力钻研的优秀品质也是他成功的一个的必备要素。

他的一生，为我们创作了无数的优秀作品，他的作品中流露出的情感和态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的优秀品质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美德的民族。

白居易的爱情故事是怎么样的

人们在关注诗人的文化成就之外，还很关心诗人的情感生活，从古至今才子佳人的结合总会被作为一段佳话流传，像大诗人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微因与陆小曼三个女人之间的感情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白居易也不例外，诗人在创作的同时他的爱情之路也让人好奇，尤其是我们认为的才子大多风流倜傥，感情之路肯定丰富异常。

史料中记载白居易爱情有那么几段，最纯美的那一段恋情莫过于和初恋情人湘灵的相处。初恋总是美好而残酷的，湘灵与白居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两人经过多年相处，坠入爱河，感情深厚。然而造化弄人，封建社会乃至现今社会中，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白居易不是官宦之家但是比起湘灵也算大户了，出身农户的湘灵虽与白居易两情相悦，却跨不过封建礼教那道门槛。门不当户不对，加上白母的坚决反对，湘灵最终也没能成为白夫人。

白居易爱情代表了大多数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的情感，诗人在成婚之后依旧写诗思念湘灵，可以看出这一段感情在他心中的重要，后面白居易几次向母亲恳求要和湘灵成婚，奈何总是被拒绝。悲痛之下白居易坚决抗婚，除了湘灵拒不求娶其他女子，无奈之下在三十七岁时白母以死相逼才娶妻，放到现在这个年纪也是大龄青年了，更何况是在寿命短暂的古代呢。

门当户对的观点一直延续至今，虽然不能以偏概全，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生活习惯和观点的不同有时候确实会影响婚姻，大诗人白居易爱情之路尚且如此，何况一般百姓。

白居易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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