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阅读 赏荷次韵 归有光

赏荷次韵

明代：归有光

碧池清泚漾天香，满眼芙蓉似水乡。映日新妆争绰约，迎风小舞称清狂。

须酬佳客千杯绿，无奈明时两鬓苍。向晚乘凉各归去，一天朗月浸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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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的文学成就

倡变文风

明代中叶，文坛上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对扫除台阁体的文风有一定作用。但至嘉靖年间，已流为盲目尊古倾向。王慎中、茅坤、唐顺之等人起而抵制，提倡唐宋古文，被称为唐宋派，其魁首实为归有光。时王世贞为文坛宗师，声势煊赫，归有光贬斥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抵排前人”，“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项思尧文集序》）。在诗论上，他也批判复古倾向说：“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而不知其所为。”反之，他认为那种“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谣，悯时忧世之语，盖大雅君子之所不废者”（《沈次谷先生诗序》）。他的基本观点是：以《史记》为代表的秦汉文章虽好，但唐宋间名文未尝不佳，前、后七子标榜“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实则泥古成风，走入歧途。他主张“变秦汉为欧曾”，属文时应“出于意之所诚……非特求绘藻之工为文章。纚纚然观美矜炫于世而已”（《答俞质甫书》）。当时，王世贞听到他批评自己“妄庸”后说：“妄则有之，庸则未敢闻命。”但到了晚年，王世贞也感到自己雕饰过甚，不及归有光恬适自然。在《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辞……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还有人把归有光与欧阳修比较，推崇他为明代第一散文家。直到清代。方苞、姚鼐等人，也对归有光交口称赞。

散文特色

归有光反对拟古，多从形式着眼，并未达到内容上的真正革新。他的作品以散文为主，十之八九为经解、题跋、议论、赠序、寿序、墓志、碑铭、祭文、行状以及制义之作，其中有些作品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不满，有些作品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但也有不少作品内容空洞，思想陈腐。在若干记叙、抒情散文中，能做到“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王锡爵《归公墓志铭》）。

归有光的散文“家龙门而户昌黎”，（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博采唐宋诸家之长，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传统，同时又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他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题材，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引进了严肃的“载道”之古文中来，使之更密切地和生活联系起来。这样，就容易使文章写得情真意切，平易近人，给人以清新之感。尤其是一些叙述家庭琐事或亲旧的生死聚散的短文，写得朴素简洁、悱恻动人，“使览者恻然有隐”。

其艺术特色是：即事抒情，真切感人。如代表作《项脊轩志》，以“百年老屋”项脊轩的几经兴废，穿插了对祖母、母亲、妻子的回忆，并抒发了人亡物在、世事沧桑的感触。所回忆者人各一事，均属家庭琐事，但极富有人情味。注重细节，刻绘生动。如《项脊轩志》写景，发扬了唐宋文的优良传统，确非前后七子所及。篇幅短小,言简意赅。他的散文名作，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思子亭记》、《女二二圹志》等，均未超过千字。《寒花葬志》为悼念夭殇小婢而作，全文共112字，但以两个细节勾勒婢女形象，写出庭闱人情，极为凝炼。④结构精巧，波折多变。如《宝界山居记》由太湖风景写到宝界山居，又对比唐代王维之辋川别墅，并对王维发了议论。《菊窗记》，从洪氏之居的地势、风景写到古人仲长统与陶渊明，夹叙夹议，跌宕多姿。

归有光的这些叙事散文，在当时一味摹古浮饰的散文园地中，就象一泓甘甜的泉水沁人心脾，给人以美的享受，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境界。他在《备倭事略》、《昆山县倭寇始末书》、《蠲贷呈子》等文中，刻画了倭寇入侵后昆山一带“屋庐皆已焚毁，赀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半被屠刳，村落之间哭声相闻”的惨状。在《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文中，揭露了恶霸横行、吏治腐败的现实。在《送恤刑会审狱囚文册揭贴》、《九县告示》、《乞休申文》等文中，表达了自己为民请命的心怀。在《可茶小传》、《鹿野翁传》等传记文里，勾勒了一些普通人物的形象。在《己未会试杂记》、《壬戌纪行》等纪行文中，记载了当时一些民情世态，这些作品，也还具有一定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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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风气的变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形式，文艺作品源于生活，反映的是时代风貌。

“台阁体”书法

明前期的文学艺术创造主要体现的是程朱理学的思想主旨，台阁体文风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台阁体”的诗文皆平和安闲，雍容雅正，诗文反映的都是上层生活，迎合帝王的喜好，对社会生活很少关注，更谈不上艺术创造了。 弘治年间，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渐成文坛主流，它就是“前七子”的复古文风。 前七子是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

当时内阁首辅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他们是鉴于文坛台阁之气、八股文风严重脱离现实社会，欲通过文风的改变挑战唐宋以来的“道统”文学风气，以达到揭示社会问题、谋求新的发展途径的目的。

李梦阳 他们的复古主张因切中时弊，很快风行天下，成为文学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 这在明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这一方面说明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二是他们对改变现实所做的努力，三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对理学思想的反思与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前七子”思想大行其道之际，也正是阳明心学广泛传播之际，主旨思想并不统一的两派在当时的社会都能大行其道，恰恰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对现实的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共同的努力和追求。 “前七子”流派之后，又有“后七子”之称，他们的并称是因为都有“复古”的旗号。 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成员还有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 后七子时代，时值嘉隆万社会大变革时期，这些文坛领袖继承“前七子”之遗风，继续提倡复古，他们相互呼应，彼此标榜，声势更为浩大，成为新时代文学的主流。

像前七子中一些人过分强调了在格调方面刻意模拟汉魏、盛唐诗歌，甚至将一些结构、修辞、音调上的问题视为不可变动的法式一样，“后七子学派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他们都受到公安派和竞陵派的抨击。 公安派和竟陵派是出现在明后期的重要文学流派，他们都深受阳明心学及其余裔的影响，呈现鲜明的晚明时代特色。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因三人是公安(今属湖北)人而得名。 公安派以“性灵说”对抗前后七子的复古观点，执“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主张文学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才能做到直抒胸臆，不事雕琢。

竟陵派的代表人物钟惺和谭元春因同为竟陵(今湖北天门)人而得名，著名学者尚有蔡复一、张泽、华淑和刘侗等人。 竟陵派和公安派一样，主张“性灵说”，倡导“幽深孤峭”风格，反对拟古之风。 不过，他们所宣扬的“性灵”与公安派不同之处在于“幽深孤峭”风格的不同，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追求字意深奥。 这实际上使竟陵派文风因过于求新求奇，反而出现“艰涩隐晦”的弊病。

在思想文化解放的大前提之下，与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发展相适应，相伴而来的是“市民阶层”这一新兴阶层的兴起和真正意义上城市的产生，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的转变 和市民文化的勃然兴起。 后者典型的标志即该时期通俗小说的大量涌现，话本是基层市民生活的真实反映，加之民间私人印刷业繁盛，促使白话小说达到高峰，这反映了当时人们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的商业化。 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以神仙故事、历史公案、言情咏物和日常生活为题材的话本和小说，代表作品有《三宝太监下西洋》《封神演义》《列国志传》《英烈传》《石点头》《醉醒石》等，其中以《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金瓶梅》等最具代表。 短篇小说的创造极为丰富，出现了一批短篇小说集，代表作品有明末著名书商、文人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等。

明朝的艺术创作也反映了当时学风与文风的变迁。 艺术创作的形式包括戏曲、绘画和书法等。 虽然明初中央对戏剧、曲艺有所限制，但明代的戏曲在元杂剧的基础之上仍有所发展，像明初封藩在开封的周宪王就长于戏曲创造，著有杂剧数十种之多。 明代的绘画继承了宋元画风，内容以山水和人物居多。 明初的宫廷绘画占据画坛主流，代表者有赵原的山水和边文的花鸟画。 明宣宗热衷书法和绘画，时有浙江画家戴进，仿南宋院派画法，形成“浙派”风格，作品雄浑大气。

明中叶以后的江南，吴派风格领先画坛，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等人吸取了五代、元朝文人画传统，把画、诗和书法融为一体，山水画意境幽远，颇赋文采。 明末画坛的巨匠有董其昌、陈洪绶和仇英等人，他们的人物画作是中华艺术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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