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赏读 山居 戚继光

山居

明代：戚继光

何处舟横秋水中，道人家在五湖东。黄庭诵罢柴扉启，一片飞云护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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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的艺术成就

诗文

戚继光在戎马倥偬之际，既写成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军事著作，又留下了《止止堂集》等诗文篇章，在当时那个年代就享有“伟负文武才如公者，一时鲜有其俪”的赞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戚继光的诗“格律颇壮”、“近燕赵之音”。王士祯将其列为古今名将能诗的十一人之一。

万历十年（1582年）九月，戚继光把历年所写诗文合编成五卷，即《横槊稿》三卷、《愚愚稿》二卷，合称《止止堂集》。止止堂是蓟州总理署中戚继光的三间书房，也兼办公之用。（堂名“止止”，取《周易》“大畜”卦意。“大畜”之卦，上卦为艮，下卦为乾。艮为山，为止；乾为天，为健。其卦意是“健而止”，谓刚健而不妄行，可止则止。）《止止堂集》以诗为主，也有戚继光“誓戒、祭告、奏凯、悼亡、纪行、赠答”等方面的文章。

书法

戚继光的书法行笔流畅，个性化的书法艺术表达，整幅作品，果敢潇洒，用笔奔放骏爽，挥洒自如，气韵自然，颇受黄山谷书风的影响。表达出意气风发的气息。作品透露出的是他内心的沉静与刚毅，棱角分明的粗线条勾画出的正是他不受拘束的气概。

戚继光工诗文，善书法，行草笔法娟秀，豪劲端重，不减晋、宋诸贤气格。有不少流传于世的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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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文学概述

明王朝统治时期，封建制度趋于衰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这种社会特点对文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在前代文学发展的基础上，在新的现实条件的影响卞，明代文学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特殊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代文学的发展约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到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约百年间，为明代文学发展的前期。这一时期是明王朝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巩固政权，加强边防的时期。朱元璋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实行招抚流亡人口归乡垦荒、减免摇役赋税、兴修水利、开展军屯等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措施，又实行解放工奴、减免商税、扶持工商、惩办贪污等恢复和发展商业手工业的措施，收到了积极效果.为加强政治思想统治，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和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制，把军政大权总揽于一身。又大兴党狱，杀戮功臣，削弱藩王势力，使权力进一步集中到朝廷.对知识分子实行笼络和镇压相结合的统治措施，设文华堂，编撰大型类书，以广储人才为名，行控制文人之实，把文人精力吸引到典籍整理方面。实行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促使文人读“四书’、“五经’，代圣人之言，使他们的兴趣才智被禁锢在八股文的栓桔之中。提倡程朱理学，对有字逆思想的文人实行镇压，大兴文字狱，不少文人因一字一句之误而惨遭迫害.这种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使明初文人谨小慎微，写诗作文不敢直抒胸臆，针砭现实，造成明代前期文坛的黯淡景象.

怎样概述明代文学？

明代历时300年，是小说、戏曲等文学兴盛，诗文相对衰微时期。其文学发展大致可分为前期与后期两个大阶段。

明代前期从开国到正德年间，有150年时间。当时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从恢复、发展到出现比较繁荣局面。但是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先是在元明之际，杰出的作家施耐庵、罗贯中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三国、水浒故事和有关的话本、杂剧的基础上，加工完成了《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巨著。

《三国志演义》既是中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最有成就的长篇历史小说。小说集中描绘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的种种斗争，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统治阶级的残暴、丑恶，反映了人民在动乱时代的灾难、痛苦和对统治集团的爱憎、向背。作品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场面壮阔，形象丰富，人物性格鲜明，艺术成就突出。

《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小说以北宋时期宋江等36人在梁山水泊的农民起义作为历史根据，以民间广泛流传的水浒故事和说话、杂剧等通俗文学为基础，经过施耐庵、罗贯中的综合性再创造而完成。作品艺术地描写了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既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又成功地塑造了农民起义英雄的群像，不仅展示了农民起义在发展过程中的燎原之势，也写出了起义的悲剧结局。作品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其中120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总之，《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在思想、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是两部划时代的作品。

此外，由元入明的诗文作家，如宋濂、刘基、高启等，由于经历了元末的大动乱，接触了社会现实生活，写出了一些富有社会内容的作品。但从明开国后的100多年中，文坛比较沉寂。统治文坛90年的是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雍容典雅、词气萎弱的台阁体。他们的作品大多为歌功颂德、粉饰现实之作。起来反对台阁体的先有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后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后者的诗文能托事感时，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与此同时，杂剧、散曲和传奇戏曲创作也有所发展，小说创作则几乎是一片空白。

明代后期从嘉靖年间算起，小说、戏曲得到迅速的发展，创作出现了数量多、题材广的繁荣局面。同时，诗文也发生变化。明代中叶，社会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戏曲、小说由于能直接反映市民的生活和感情，其语言通俗、浅近，被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当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印刷业的发达，也为小说、戏曲和其他通俗文学的广泛流传创造了物质条件。因此，这一时期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戏曲方面，有优秀的南杂剧作家徐渭，他的作品《四声猿》是明代杂剧的代表作；传奇出现了创作高潮，产生了杰出的剧作家汤显祖，他的代表作《牡丹亭》是中国戏曲、世上浪漫主义的优秀作品。

戏曲创作从内容上看，一是产生了大量的现实时事剧，二是讽刺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三是爱情剧更加丰富多彩；从形式上看，一是更加多样化，灵活化，二是注意戏曲的结构艺术。小说方面，首先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丰富，留传下来的就有50~60部之多，包括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和公案小说。其中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是有巨大影响的浪漫主义神话小说；《金瓶梅》则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其次是文人创作的话本（后人称“拟话本”）大量出现，在《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二拍”中，不少篇章即属拟话本，是白话短篇小说繁荣的表现。在诗文方面，不象戏曲、小说那样变化明显，但也有一些变化，如沈周、文征明的平易清新的诗风的出现，以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散文的出现，对前七子的复古运动有所冲击。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徐渭、汤显祖等曾公开反对，李贽针对当时复古模拟风气，提出“童心说”，公安派、竟陵派主张抒写“性灵”，以及晚明小品的出现等，都是诗文变化的表现，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

综观明代文学，戏曲、小说成就最高，特别是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的产生，是其标志。戏曲《牡丹亭》的成就，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小说、戏曲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家们的创作经验，也为清代许多作家所汲取。清代诗、词、文的所谓“中兴”，同明代诗文的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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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风气的变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形式，文艺作品源于生活，反映的是时代风貌。

“台阁体”书法

明前期的文学艺术创造主要体现的是程朱理学的思想主旨，台阁体文风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台阁体”的诗文皆平和安闲，雍容雅正，诗文反映的都是上层生活，迎合帝王的喜好，对社会生活很少关注，更谈不上艺术创造了。 弘治年间，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渐成文坛主流，它就是“前七子”的复古文风。 前七子是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

当时内阁首辅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他们是鉴于文坛台阁之气、八股文风严重脱离现实社会，欲通过文风的改变挑战唐宋以来的“道统”文学风气，以达到揭示社会问题、谋求新的发展途径的目的。

李梦阳 他们的复古主张因切中时弊，很快风行天下，成为文学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 这在明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这一方面说明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二是他们对改变现实所做的努力，三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对理学思想的反思与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前七子”思想大行其道之际，也正是阳明心学广泛传播之际，主旨思想并不统一的两派在当时的社会都能大行其道，恰恰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对现实的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共同的努力和追求。 “前七子”流派之后，又有“后七子”之称，他们的并称是因为都有“复古”的旗号。 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成员还有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 后七子时代，时值嘉隆万社会大变革时期，这些文坛领袖继承“前七子”之遗风，继续提倡复古，他们相互呼应，彼此标榜，声势更为浩大，成为新时代文学的主流。

像前七子中一些人过分强调了在格调方面刻意模拟汉魏、盛唐诗歌，甚至将一些结构、修辞、音调上的问题视为不可变动的法式一样，“后七子学派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他们都受到公安派和竞陵派的抨击。 公安派和竟陵派是出现在明后期的重要文学流派，他们都深受阳明心学及其余裔的影响，呈现鲜明的晚明时代特色。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因三人是公安(今属湖北)人而得名。 公安派以“性灵说”对抗前后七子的复古观点，执“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主张文学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才能做到直抒胸臆，不事雕琢。

竟陵派的代表人物钟惺和谭元春因同为竟陵(今湖北天门)人而得名，著名学者尚有蔡复一、张泽、华淑和刘侗等人。 竟陵派和公安派一样，主张“性灵说”，倡导“幽深孤峭”风格，反对拟古之风。 不过，他们所宣扬的“性灵”与公安派不同之处在于“幽深孤峭”风格的不同，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追求字意深奥。 这实际上使竟陵派文风因过于求新求奇，反而出现“艰涩隐晦”的弊病。

在思想文化解放的大前提之下，与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发展相适应，相伴而来的是“市民阶层”这一新兴阶层的兴起和真正意义上城市的产生，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的转变 和市民文化的勃然兴起。 后者典型的标志即该时期通俗小说的大量涌现，话本是基层市民生活的真实反映，加之民间私人印刷业繁盛，促使白话小说达到高峰，这反映了当时人们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的商业化。 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以神仙故事、历史公案、言情咏物和日常生活为题材的话本和小说，代表作品有《三宝太监下西洋》《封神演义》《列国志传》《英烈传》《石点头》《醉醒石》等，其中以《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金瓶梅》等最具代表。 短篇小说的创造极为丰富，出现了一批短篇小说集，代表作品有明末著名书商、文人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等。

明朝的艺术创作也反映了当时学风与文风的变迁。 艺术创作的形式包括戏曲、绘画和书法等。 虽然明初中央对戏剧、曲艺有所限制，但明代的戏曲在元杂剧的基础之上仍有所发展，像明初封藩在开封的周宪王就长于戏曲创造，著有杂剧数十种之多。 明代的绘画继承了宋元画风，内容以山水和人物居多。 明初的宫廷绘画占据画坛主流，代表者有赵原的山水和边文的花鸟画。 明宣宗热衷书法和绘画，时有浙江画家戴进，仿南宋院派画法，形成“浙派”风格，作品雄浑大气。

明中叶以后的江南，吴派风格领先画坛，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等人吸取了五代、元朝文人画传统，把画、诗和书法融为一体，山水画意境幽远，颇赋文采。 明末画坛的巨匠有董其昌、陈洪绶和仇英等人，他们的人物画作是中华艺术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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