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赏读 京察后小述 汤显祖

京察后小述

明代：汤显祖

邑子久崖柴，长者亦摇簸。

含沙吹几度，鬼弹落一个。

大有拊心叹，不浅知音和。

参差反舌流，倏忽箕星过。

幸免青蝇吊，厌听迁莺贺。

贱子亦如人，壮心委豪惰。

文章好惊俗，曲度自教作。

贪看绣夹舞，贯沓花枝卧。

对人时欠伸，说事偶涕唾。

眠睡忽起笑，宴集常背坐。

敢有轻薄情，祇缘迂僻过。

一命淹陵署，六岁逢都课。

浮噪今已免，不谨前当坐。

有口视三缄，无心嗔八座。

骨相会偏奇，生辰或孤破。

吾心少曲折，古人多顿挫。

脱落慕仙才，点掇希王佐。

咄咄竟何成，冉冉谁能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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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汤显祖传——文言文

汤显祖，字若士，临川人。少善属文，有时名。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之。闻显祖及沈懋学名，命诸子延致。显祖谢弗往，懋学遂与居正子嗣修偕及第。显祖至万历十一年始成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迁礼部主事。十八年，帝以星变严责言官欺蔽，并停俸一年。显祖上言曰：“言官岂尽不肖，盖陛下威福之柄潜为辅臣所窃，故言官向背之情，亦为默移。御史丁此吕首发科场欺蔽，申时行属杨巍劾去之。御史万国钦极论封疆欺蔽，时行讽同官许国远谪之。一言相侵，无不出之于外。于是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所得爵禄，直以为执政与之。纵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贵矣。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征贿巨万。抵杭，日宴西湖，鬻狱市荐以渔厚利。辅臣乃及其报命，擢首谏垣。给事中胡汝宁攻击饶伸，不过权门鹰犬，以其私人，猥见任用。夫陛下方责言官欺蔽，而辅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谓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禄植善类，今直为私门蔓桃李，是爵禄可惜也。群臣风靡，罔识廉耻，是人才可惜也。辅臣不越例予人富贵，不见为恩，是成宪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多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乞立斥文举、汝宁，诫谕辅臣，省愆悔过。”帝怒，谪徐闻典史。稍迁遂昌知县。二十六年，上计京师，投劾归。又明年大计，主者议黜之。李维祯为监司，力争不得，竟夺官。家居二十年卒。

显祖意气慷慨，善李化龙、李三才、梅国桢。后皆通显有建竖，而显祖蹭蹬穷老。三才督漕淮上，遣书迎之，谢不往。

显祖建言之明年，福建佥事李琯奉表入都，列时行十罪，语侵王锡爵。言惟锡爵敢恣睢，故时行益贪戾，请并斥以谢天下。帝怒，削其籍。甫两月，时行亦罢。琯，丰城人。万历五年进士。尝官御史。既斥归，家居三十年而卒。

显祖子开远，自有传。

逯中立，字与权，聊城人。万历十七年进士。由行人擢吏科给事中。遇事敢言。行人高攀龙，御史吴弘济，南部郎谭一召、孙继有、安希范咸以争赵用贤之罢被斥，中立抗疏曰：“诸臣率好修士，使跧伏田野，诚可惜也。陛下怒言者，则曰‘出朕独断’，辅臣王锡爵亦曰‘至尊亲裁’。臣谓所斥者非正人也，则断自宸衷，固陛下去邪之明；即拟自辅臣，亦大臣为国之正。若所斥者果正人也，出于辅臣之调旨，而有心斥逐者为妒贤；即出于至尊之亲裁，而不能匡救者为窃位。大臣以人事君之道，当如是乎？陛下欲安辅臣，则罢言者；不知言者罢，辅臣益不自安。”疏入，忤旨，停俸一岁。

寻进兵科右给事中。有诏修国史，锡爵举故詹事刘虞夔为总裁。虞夔，锡爵门生也，以拾遗劾罢。诸御史言不当召。而中立诋虞夔尤力，并侵锡爵，遂寝召命。未几，文选郎顾宪成等以会推阁臣事被斥，给事中卢明诹救之，亦贬秩。中立上言：“两年以来，铨臣相继屏斥。尚书孙鑨去矣，陈有年杜门求罢矣，文选一署空曹逐者至再三，而宪成又继之。臣恐今而后，非如王国光、杨巍，则不能一日为冢宰；非如徐一槚、谢廷寀、刘希孟，则不能一日为选郎。臧否混淆，举错倒置，使黜陟重典寄之权门，用舍斥罚视一时喜怒，公议壅阏，烦言滋起。此人才消长之机，理道废兴之渐，不可不深虑也。且会推阁臣，非自十九年始。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员，而张治、李本二臣用；即今元辅锡爵之入阁，亦会推也。盖特简与廷推，祖宗并行已久。廷推必谐于佥议，特简或由于私援。今辅臣赵志皋等不稽故典，妄激圣怒，即揭救数语，譬之强笑，而神不偕来，欲以动听难矣。方今疆埸交耸，公私耗敝，群情思乱，识者怀忧。乃朝议纷纭若尔，岂得不长叹息哉！”帝怒，严旨责让，斥明诹为民，而贬中立陕西按察司知事。引疾归，家居二十年卒。熹宗时，赠光禄少卿。

卢明诹，黄岩人。万历十四年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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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风气的变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形式，文艺作品源于生活，反映的是时代风貌。

“台阁体”书法

明前期的文学艺术创造主要体现的是程朱理学的思想主旨，台阁体文风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台阁体”的诗文皆平和安闲，雍容雅正，诗文反映的都是上层生活，迎合帝王的喜好，对社会生活很少关注，更谈不上艺术创造了。 弘治年间，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渐成文坛主流，它就是“前七子”的复古文风。 前七子是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

当时内阁首辅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他们是鉴于文坛台阁之气、八股文风严重脱离现实社会，欲通过文风的改变挑战唐宋以来的“道统”文学风气，以达到揭示社会问题、谋求新的发展途径的目的。

李梦阳 他们的复古主张因切中时弊，很快风行天下，成为文学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 这在明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这一方面说明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二是他们对改变现实所做的努力，三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对理学思想的反思与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前七子”思想大行其道之际，也正是阳明心学广泛传播之际，主旨思想并不统一的两派在当时的社会都能大行其道，恰恰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对现实的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共同的努力和追求。 “前七子”流派之后，又有“后七子”之称，他们的并称是因为都有“复古”的旗号。 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成员还有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 后七子时代，时值嘉隆万社会大变革时期，这些文坛领袖继承“前七子”之遗风，继续提倡复古，他们相互呼应，彼此标榜，声势更为浩大，成为新时代文学的主流。

像前七子中一些人过分强调了在格调方面刻意模拟汉魏、盛唐诗歌，甚至将一些结构、修辞、音调上的问题视为不可变动的法式一样，“后七子学派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他们都受到公安派和竞陵派的抨击。 公安派和竟陵派是出现在明后期的重要文学流派，他们都深受阳明心学及其余裔的影响，呈现鲜明的晚明时代特色。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因三人是公安(今属湖北)人而得名。 公安派以“性灵说”对抗前后七子的复古观点，执“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主张文学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才能做到直抒胸臆，不事雕琢。

竟陵派的代表人物钟惺和谭元春因同为竟陵(今湖北天门)人而得名，著名学者尚有蔡复一、张泽、华淑和刘侗等人。 竟陵派和公安派一样，主张“性灵说”，倡导“幽深孤峭”风格，反对拟古之风。 不过，他们所宣扬的“性灵”与公安派不同之处在于“幽深孤峭”风格的不同，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追求字意深奥。 这实际上使竟陵派文风因过于求新求奇，反而出现“艰涩隐晦”的弊病。

在思想文化解放的大前提之下，与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发展相适应，相伴而来的是“市民阶层”这一新兴阶层的兴起和真正意义上城市的产生，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的转变 和市民文化的勃然兴起。 后者典型的标志即该时期通俗小说的大量涌现，话本是基层市民生活的真实反映，加之民间私人印刷业繁盛，促使白话小说达到高峰，这反映了当时人们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的商业化。 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以神仙故事、历史公案、言情咏物和日常生活为题材的话本和小说，代表作品有《三宝太监下西洋》《封神演义》《列国志传》《英烈传》《石点头》《醉醒石》等，其中以《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金瓶梅》等最具代表。 短篇小说的创造极为丰富，出现了一批短篇小说集，代表作品有明末著名书商、文人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等。

明朝的艺术创作也反映了当时学风与文风的变迁。 艺术创作的形式包括戏曲、绘画和书法等。 虽然明初中央对戏剧、曲艺有所限制，但明代的戏曲在元杂剧的基础之上仍有所发展，像明初封藩在开封的周宪王就长于戏曲创造，著有杂剧数十种之多。 明代的绘画继承了宋元画风，内容以山水和人物居多。 明初的宫廷绘画占据画坛主流，代表者有赵原的山水和边文的花鸟画。 明宣宗热衷书法和绘画，时有浙江画家戴进，仿南宋院派画法，形成“浙派”风格，作品雄浑大气。

明中叶以后的江南，吴派风格领先画坛，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等人吸取了五代、元朝文人画传统，把画、诗和书法融为一体，山水画意境幽远，颇赋文采。 明末画坛的巨匠有董其昌、陈洪绶和仇英等人，他们的人物画作是中华艺术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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