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家的恶客 | 木心

文|木心

由于读书太少，至今尚未见过有人专写“沮丧”的文章。 

李清照写了一些，近乎凄凉。她的文字技巧太精致，即使连用仄声，还是敲金嘎玉，反而表现不了沉沉奄奄的心态气氛。宋词是种美文学，类似意大利的美声唱法。 

安德烈·纪德写过一些，那是慵困颓唐，有心灵的生命在蜕变，作蛹期，年轻诗人必经之路上的一站。没写长也没写深，谅来纪德不存心去写“沮丧”，用了“沮丧”这个词，主意却在别处。 

西班牙作家中有几个已经是很忧悒。英国作家中有几个可说是多冥想的。阿左林、司密斯惯于伤感，细嚼寂寞，还不致沮丧。和马拉美一样纯情。是暮色，不是夜色。 

大概因为人在沮丧中时，拿不起笔，凝不拢神，百无聊赖，都嫌烦，嫌多余——可见文学作品都是成于“沮丧”还未来到时，或者“沮丧”业已过去时。 

其他如音乐、绘画……都没有表现过“沮丧”。试想一个舞蹈家，要舞“沮丧”，呆滞、亸萎，不欲一举手一投足，舞蹈家兀自在台角的暗影里。这怎能形成艺术？舞蹈的极限艺术也不是。 

沮丧者不阅读，不言语，不奏乐。“我本来有了听觉，现在却只有耳朵。以前我有了视力，而今却只有眼睛。”1——那么，艺术都是“兴奋”，不同程度的兴奋，甚至该说是某一层次的激动，全是精力的戏剧性。所谓恬漠、萧闲、浑然忘机、乘化归尽，仍是各有其内在的兴奋激动，不像评论家好事家所乐道的那么超脱、无为、心如古井、形似槁木。埃及、中国、希腊的古石像，看来安谧和平，那时，每尊都是叮叮当当碎屑纷飞，一斧一凿地造作出来的。所有的艺术，表现了人的“有”。表现人的“无”的艺术是不可知的。 

我不能一一征询于世人，然而知道大多数人是可能有过悲哀、愁闷、疲乏、神志涣散这些欲说还休的经验。那是情感、情绪、生理、病理的事。沮丧非是病理生理情绪情感的事。 

面前有一百男女，同时愿意回答我的提问，我便问： 

“谁曾沮丧过？” 

如果一百个回答都是： 

“我曾沮丧过。” 

有的更说： 

“我不只沮丧过一次。” 

更有的说： 

“我正在沮丧中。” 

我能什么呢，我能逐一问清，逐一解释，最后那一百男女都会表示： 

“真是的，我经历的不是沮丧，其实我并没有沮丧过。”如果那一百个都是诚实的人。 

在宾夕法尼亚州，有一个瘫痪卧床五十多年的女基督徒。她说：我有时不知不觉趋向沮丧。她说：有一次魔鬼在拍卖市场罗列它用过的工具，其中有一件形状古怪，上贴“非卖品”标识，引得顾客围观，有人忍不住动问了。魔鬼答道：其他的工具我可以割爱，唯独这件不行，它叫“沮丧”，若不借着它，我就无法在人们的灵魂中为所欲为了。 

那女基督徒已九十多岁，她说她战胜了魔鬼。她是暗室中的王后，基督是主，是王，是新郎，将来迎娶她——一位待嫁的新娘自然是不沮丧的。夫家门第是那样的有名望，夫婿的人品又是那样的完美。 

莎士比亚笔下的众生，只有一个丹麦王子是沮丧者，那是在幕后，在台后。幕前、台前，戏剧要进行，王子忙得很，动作、说白、表情——一个沮丧者是做不到的。 

沮丧的名优，拒演《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笔下的沮丧者是在剧本之外，戏台之外。曹雪芹的笔触也不漏掉“沮丧”，在怡红公子的额上点了一点，然而旋即离题——按汤显祖、曹雪芹他们的观点观念：情心即佛心，道的极致至多成圣，情的极致倒能成佛。下凡历劫这种自圆之说，无限的美丽，只有东方艺术家才想得周全。所以贾宝玉沮丧了半个夜晚，写了几句偈，翌日又若无其事地找姐姐妹妹去了——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曹侯还能试遣愚衷，意思是百无聊赖之中，笔是拿得起的，神是凝得拢的。曹雪芹和莎士比亚两大天才的晚年，都因失去了最眷爱的人而灰了自己的心。 

我所说的“沮丧”，也不是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晚年的“灰了的心”。 

也许旧俄罗斯有“沮丧者”，例如列夫·托尔斯泰——他从小就有这种凡事追根的病，据自供：躺在沙发上，嚼巧克力，读英国小说，便能治好他的沮丧（在年轻时）。或者，清早走到野地里，看草尖上映着朝阳闪烁的露珠，也能治好他的沮丧（在年迈时）。他坦率，他无畏，他有许许多多话就是缄口不说，没有写出来的日记比写出来的日记要多得多。这便是我所知的列夫·托尔斯泰。在伟大的人的面前，我们都好像是受骗者。 

也许旧俄罗斯还是有一个沮丧者，诗人莱蒙托夫，或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在舞会中，在驿站上，立着走着，腰杆英挺，俨然贵胄架势，一到无人的角落坐下，驼了背，垂了头——这是“多余的人”中不失为优雅正直的一个，俊杰厌世，括弧里的英雄。 

常识上的颓废消沉，无不有缘有故，且是极为实在的缘故所致：事业上的失败，情感上的挫落，信仰上的疑惑，身体的疾病或衰朽，人际关系的受委屈遭排斥……当实在的缘故能解决，有望解决，颓废消沉便成为过去。甚至像那个被黜多年、龙钟蹒跚的教皇，忽闻克日复位的喜报传来，一跃而起，弃杖健步如飞。 

沮丧则不然，沮丧无方而来，无理可喻，极难溯及其根源——我不能思考推理，只能胡乱猜测：悉达多在重新就食之前可能沮丧过。耶稣独自彷徨旷野的四十昼夜中可能沮丧过。最后的客西马尼园中，情况紧迫，有一瞬间一瞬间的沮丧，那是忧愁得要死，忧愁得叫出声来的一夜，沮丧急转为惶恐，他不能坍倒，只能站起，连沮丧也来不及了。 

那么，以利亚闷闷不乐坐在罗腾树下凝视指甲发呆，大卫是不是忧悒，忧悒到一片黑，摩西也竟陷于自怜，自怜是自爱，弗洛伊德和弗罗姆认为爱和自爱是互不相容的，一方多了些，另一方就少了些——万世共仰的摩西会是这样的人？作成三千句金科玉条，一千零五首绝妙诗歌的所罗门，临了却说：“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日光、月光、灯光，任何光下都无新事。 

古先知们大抵如此，中世和现代的先知就反而不明其性相了。中世和现代的先知更强项？刚愎自用？抑是较为麻木？（有麻木的先知的吗？）是否变得善于掩饰，像哥德那样，伟大到适可而止？大家都想知道拿破仑究竟对哥德说了什么悄悄话，哥德始终不肯透露。而拿破仑从埃及法老墓中出来时，神色大变，问他，他也一言不发。这类黠智，令人怅惘，近代的文明偏是由此类黠智交错构成的。 

“沮丧”并非无方而来无理可喻，它是位于无数度“知人之明”之后的一度“自知之明”。 

这样的“自知之明”已是一把剑，在“知人之明”之上反复磨出锋刃的剑。连剑柄也磨出了锋刃。这通体锐利的东西难于执着，却分明在你手中。 

有着独特的性格、独特的思想、独特的行为的人，一旦“沮丧”，就意味着他看清了这性格这思想这行为究竟处于哪一个交错点上，即是：他毫不假借地直接与历史和世界的经纬度相对，进而他不能不置身于宇宙的整个时间空间的观念里……他失重、他失值，不论他是伪金币真金币，际此一概无用。他失去了那所谓真善美的凭借，他便形销骨立——此缘此故非比宗教哲学之寻常；未知生焉知死，未知死焉知生，两句话都没有说明什么。艺术又是宿命地表现不了人生，因此也慰勉不了人生，所以从来不见有先知们的“沮丧”的记录。 

人生的真实是艺术所接受不了的，因此我们到了某种时刻，也接受不了艺术。艺术是浮面的，是枉然的兴奋，徒劳的激动。 

所谓伟大的性格、伟大的思想、伟大的行为，世界只承认其业绩。旅游者看到的是高高低低的纪念碑，伟大而无纪念碑的人也许更多，因为他们不像哥德、蒙田那样肯屈尊，肯随俗。也不像纪德、萨特那样地乐于比持久，争不朽——荒谬，如果按加缪的说法，荒谬只是起点，不会是终点，也不连同其过程，那还说什么呢。 

爱默生、蒙田，即使是不幸的苏格拉底，他们的怀疑主义总还是月明星稀、言笑晏晏，哪里会像我这样风雨交加、张皇失态呢。 

幸而最简单最笨重的逻辑还有用处，好像我是活在石器时代木器时代，玩玩这种石制逻辑木制逻辑，过了一天又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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