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知多少——题甘蕉叶示人诗 刘令娴

题甘蕉叶示人诗

南北朝：刘令娴

夕泣已非疏，梦啼太真数。唯当夜枕知，过此无人觉。

刘令娴后世评价

女诗人刘令娴靠写“粉诗”出名，这符合南朝齐梁年间的文学风尚。那个时代，上至皇帝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酷爱艺术。谁要深谙附庸风雅之道，就能升官发财。文化人就意味着是朝廷的人，舞文弄墨就意味着具有踏入官场的资本。就连诗歌评论家钟嵘也不得不服，他在《诗品》序中这样描绘当时的文学风气：“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官太太的刘令娴当然要与时俱进了。她的《光宅寺》应运而生：“长廊欣目送，广殿悦逢迎。何当曲房里，幽隐无人声。”凡是读过此诗的人，脑海中都会出现如下暧昧的画面：黄昏时分，一位容貌娇艳的知识女性来到光宅寺烧香拜佛。长廊深处，一位帅呆了的青年和尚对其挤眉弄眼，女子立刻春心荡漾难以自拔，就尾随和尚来到禅房……

如此充满把玩意味的诗，出自一位已婚妇女之手，难免让好事者浮想联翩。中国的读者（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大都保持这样一个习惯，睹文揣人。看到作品中有“出格”行为，就自然联想到作者的人品。所谓爱屋及乌就是这个道理。在小说里，稍微资深点的读者都知道，里边的情节大都是虚构和夸张的，是经过艺术加工的，与作者自身关联不大。在诗歌里，读者若是发现“放浪形骸”的痕迹，就会不假思索地认定作者作风有问题。唐代的高仲武就是这方面的读者的代表。他读完这首“黄诗”之后大为恼火，就讽刺道：“形质既雌，词意亦荡。”意思是说，诗写得如此低俗，其人也必放荡。而清代的王士祯则显得很有风度，他从侧面评价道：“勉名臣，悱名士，得此才女，抑不幸耶！”意思是说，徐家父子（徐勉是刘令娴的公公，徐悱是刘令娴的丈夫）都是文学名流，怎么会招这样的女人进家门呢？真不知道是应该同情，还是应该悲哀呢？

这首《光宅寺》问世以后，立刻在皇宫之中流行开来。那些深居皇宫大内的贵族们早就看腻了假大空、形而上的文学作品，他们对平民生活的追求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他们乍一读到这首发生在民间的，贵妇人勇追帅和尚的“通俗文学”着实倍感新奇，偏爱至极。于是互相传阅，并常常秘密聚于一处展开深入的讨论交流。这种地下的文学交流方式俨然成为一时之风尚。在热心读者口手相传的热潮中，刘令娴凭借着一首“粉诗”出名了。该诗被评为年度最佳诗歌，并收入当时的诗歌集《玉台新咏》。刘令娴写的第二首“粉诗”更为惊世骇俗，此诗被好事者称为史上第一首“同性恋诗歌”。在《摘同心栀子赠谢娘因附此诗》中刘令娴这样写道：“两叶虽为赠，交情永未因。同心何处恨，栀子最关人。”这首诗是刘令娴赠予一位叫谢娘的女子的。从字面上理解，诗中“栀子”在南朝民歌中指恋人，往深延伸，就是写给恋人的情诗。但后世诗歌研究者认为，仅凭借“栀子”一物就说刘令娴和这个谢娘有暧昧的同性关系未免有些片面。如文章开头所言，刘令娴所处的南朝齐梁年间社会思想开放、文风自由。文人写什么和怎么写，朝廷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诗文中出现同性之间的“亲昵”称呼或者“过激”语气，也许只是作者脑海中出现的幻象，形而上说就叫做“有我之境”，抑或当时就流行这样的写法。作为当时处于风口浪尖的文坛新势力，刘令娴有许多“知音”。同时代诗人谢惠莲、沈约、庾信等人的作品中，就不同程度涉及同性恋题材。由此可以推断，文人之间的互相跟风写作，直接造成南朝一时旷达放诞之风。此类题材并非刘令娴的“独创”，更不能就此说明作者就有“特殊癖好”。

魏晋南北朝文学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 游仙主题、隐逸主题。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期，诗、赋、小说等体裁，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并奠定了它们在此后的发展方向。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文学出现的这些“新变”，与佛教在中土的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南北朝文学是文学研究整体中的一门重要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