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知多少——喜雨行 于谦

喜雨行

明代：于谦

夏田得雨苗青青，秋田得雨容易耕。夏田秋田俱得雨，农家不用愁收成。

收成有望人心悦，四方万国腾欢声。嗟予菲才忝巡抚，惭无德泽被苍生。

但愿风调雨顺民安业，我亦走马看花归帝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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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主要成就

政治

于谦敢于为民请命，严惩作奸犯科权贵，而受到排挤打击。人家当官前呼后拥，尽显官威；于谦当官便服一套，瘦马一匹。同僚并不以其为谦虚清廉，却说他坏了官场规矩。

军事

于谦主张兵贵在精，将贵谋勇，用兵贵在临机应变，提倡“将士相习”，“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帅之号令”。所创团营之制，对明朝兵制影响很大。

文学

于谦诗作归隐情怀的表达与慷慨悲凉的风貌预示了诗坛风气的转向。在台阁体流行的高峰期，文人们是忌讳表达激烈的情怀与悲伤的情感的，从而保持了其创作风格的雍容，以便发挥其鸣盛的政治作用。

思想

重名节，轻名利

重成仁，轻杀身

重社稷，轻君王 

人物评价

史书评价

《明史》赞曰：于谦为巡抚时，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及时遘艰虞，缮兵固圉。景帝既推心置腹，谦亦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变起夺门，祸机猝发，徐、石之徒出力而挤之死，当时莫不称冤。然有贞与亨、吉祥相继得祸，皆不旋踵。而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卒得复官赐恤。公论久而后定，信夫。

历代评价

王直：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

兴安：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令朝廷何处更得此人？ 

朱祁镇：于谦实有功。于谦始终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无余赀。

朱见深（商辂草制）：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先朝，茂着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而自持，为机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丘濬：己巳之变，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论定，诬不可不白。

朱祐樘：气禀刚明，才优经济，兼资文武，茂着声猷，当皇祖北狩之时，正国步难危之日，乃能殚竭心膂，保障家邦，选将练兵，摧锋破敌，中外赖以宁谧，人心为之晏然，回銮有期，论功应赏，不幸为权奸所构，乃陨其身，舆议咸冤。

于冕：公历事三朝，服官三十余年，位极人臣...其孤忠峻节更历夷险，先后一日，凡遇休暇，诸子百氏之书，涉猎无遗，为文有奇气，而主于理，诗词清逸流丽，人争诵之……咏诗皆挥笔立就，尤长于奏疏，毎政事旁午，章日数十上，累千万言，不假构思，挥翰如流，人称为天下奇才云。

倪岳：公所至声绩懋异，遗爱不忘。……及己巳之变，军旅方兴，中外论事者，纷然议下兵部，公悉裁之以理，可者行之，否则止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时克诘戎兵，登崇智勇卒之，肃清大憝，迎复乘舆，以安社稷，以固边圉，此诚不世之功也，历事三朝，位极人臣。……孤忠峻节，夷险弗逾，可谓难矣，平居好学，手不释卷，为文有奇气，诗词清丽。……咏诗皆顷刻而就，脍炙人口，尤长于奏疏，至今视以为准，当政务旁午，章日数十上，累千万言，挥笔如流，一切皆中事机，人服公明决，卒推为天下奇才焉。 [32] 

程敏政：呜呼！自昔权奸将有所不利于忠勋之臣，则必内置腹心，外张羽翼，蛇盘鬼附，相与无间，而后得以逞焉。若汉太尉李固之死梁冀，宋丞相赵汝愚之死韩侂胄，与肃愍公之死石亨，一也。

邵宝：论名臣，于正统、景泰间，刘忠愍敦君臣大义，章恭毅明国家大纪，于肃愍建社稷大功。皆愿为执鞭而不可得者。

李梦阳：予观今人论肃愍公事，未尝不酸鼻流涕焉，盖伤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于君出、虏入、排迁、主战，四者旦夕之势，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议则异是。……且太子之易，南宫之锢，二者有能为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辄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闻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独咎予也？呜呼！伤乎，伤乎。

唐枢：自入官所至著经略，朝望特隆。己巳大驾蒙尘，公誓不与虏俱生，整槊操练，黾勉百方，动切机宜，正误国之罪，惩失事之臣，阻南迁之策。尊嗣君以定国威，选材将以当敌忾，鼓惕中外，辑安四方，卒使社稷如故。銮舆后还织毫，皆公力也。天顺复避，公磔于市，卒之日道路咨嗟，天日无辉，谥肃愍。论忠贤至肃愍，未尝不高其功而悲其报，及语易储事，辄阁舌岐疑。偶见《唐史编》论曰：是有大难处者，社稷一线系。肃愍去留，以景皇之锐念，不可以口舌诤，两可一决，未为依违。夫白痰清梦之间，泫然心泪，不知几成堕，岂惟功利计哉？又曰：道不可变以难易，易心非乎？或曰：礼从时事，从重势，从顺守，故轨以覆公餗罪尤大矣。肃愍肯忍为耶？

徐咸：正统己巳、庚午间，也先由宣大犯京师，脱脱不花东寇辽阳，阿乐出西扰陕右，黄萧养及广东邓茂七反福建，叶宗刘反浙江，各拥众数十万，皆奸宦王振之所招致者也。不有节庵司马居中调度，社稷事未可知。祖宗时，中外大臣亦多久任，如蹇忠定在吏部三十余年，夏忠靖在户部二十八年，胡忠安在礼部三十二年，三杨在阁下俱三四十年，黄忠宣镇交趾二十年，周文襄巡抚南圻二十二年，于肃愍巡抚河南、山西一十八年，王忠肃巡抚辽东十余年，在吏部十六年。委任既专，声望益重，此所以得行其志也。

项笃寿：方额森之入侵也，中外震骇，永嘉、靖康之祸呼吸间耳。于公以书生砥柱狂澜，屹然不动，使社稷危而复安。观其分守九门，移营城外，坚壁清野，以挫其锋，而丧君有君。庙算亡失，专意战守，罢绌和议，计擒喜宁，芟除祸本。反皇舆于汉漠，正帝座乎黄屋。谋国之善，古未闻也。而卒取奇祸，何哉？假令当景皇帝不豫之日，首帅百官，迎复英庙，或请宪庙嗣，何至纷纷夺门哉。当时大臣，计不出此，更谁咎耶？夫以肃愍大功，犹将十世宥之。而走狗先烹，长城自坏，亨等诸人谗贼何惨也。读倪太宰、李献吉着碑铭，令人哽咽久之。杭三少保、两少保，死亦相类，于呼痛哉！ 

屠隆：于肃愍谦驾驭长才，贞劲大节，生定倾危，死安义命，功存社稷，忠鉴上帝，定神气于劻襄，人乱我整，宁犯难而存国，制群奸于股掌，可发不发，宁危身以安君，完万事于一死，利害有不敢知，付公论于千秋，是非有不必辩，所谓与日月争光，可也，功固高于李纲，事更难于武穆（岳飞），其当世至人耶。

王世贞：少保负颖异之才，蓄经伦之识，诗如河朔少年儿，无论风雅，颇自奕奕快爽。

朱翊钧：惟卿钟灵间气，着望先朝，属多难以驰驱，矢孤忠于极荡，社稷是守，力摧城下之要盟，樽俎不惊，坐镇道傍之流议，肆返皇舆于万里，迄维国祚以再安，赤手扶天，不及介推之禄，丹心炳日，宁甘武穆之寃，此恤典所以洊加而公论犹有未惬爰。

董其昌：赖社稷之灵，国已有君，自分一腔抛热血。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独留清白在人间。

何乔远：上皇车驾至城下，于谦主论不纳，欲求无诛，岂可得乎？……至其力断群嚣，与王竑之奋击权竖，真英伟丈夫矣。

钱谦益：於乎！己巳之变，乾坤晦冥。公舍一身，以奠九鼎。朝社不改，枝叶重光。佑宪启孝，以逮我皇。承平日久，蠹生孽芽。政出多门，鬼载一车。犹之不远，戎索也。蠢尔佟奴，实讧东鄙。屠城覆师，势如燎原。建国僭号，自逾短垣。天门沉沉，灵琐不开。羽书警急，群言喧（阙）。司农司马，以及卿士。目瞬口张，象物而已。譬彼大厦，风雨漂摇。主伯偃卧，仆夫号啕，虽则号兆，亦不是力。或咀或呶，有党有克。人亦有言，主辱臣死。四郊多垒，大夫之耻。嗟余小子，忧心错迕。如梦方樱如喑欲诉。号伯有戒，助予无朋。哭泣不可，告哀于公。岳坟宰木，宋宫黍禾。湖山故国，公神所过。灵风肃然，素旗欲举。冯余悃诚，告以兆语。谨告。

谷应泰：景帝外倚少保，内信兴安，狡寇危城，不动声色。夫景受国有名，非少帝、昌邑之比，而谦功在社稷，岂产、禄、舞阳之徒乎！观其轸念嫈嫠，抚恩弱息，豆箕瓜蔓之涕，又何淫淫也。始知曹、石所谋不臧，小人贻误人国，刻薄寡恩如是哉！独惜于谦者，百折不回于社稷无君之日，不能出一言于东宫易位之辰。

纪昀等：谦遭时艰屯，忧国忘家，计安宗社，其忠心义烈固已昭著史册。而所上奏疏，明白洞达，切中事机，尤足觇其经世之略。至其平日不以韵语见长，而所作诗篇，类多风格遒上，兴象深远，转出一时文士之右，亦足见其才之无施不可矣。

蔡东藩：于少保忠诚报国，

未闻于郕王即位，特别抗议，意者其亦因丧君有君，足以夺敌之所恃乎。昔太公置鼎，汉高尝有分我杯羹之语，而太公得以生还，道贵从权，不得以非孝目之。于公之意，毋乃类是。且诛阉党，拒南迁，身先士卒，力捍京师，卒之返危为安，转祸为福，明之不为南宋者，微于公力不及此。其次则即为郭登，于在内，郭在外，也先虽狡，其何能为？所未慊人心者，第郕王一人而已。 [45]  ②英宗复辟以后，被杀者不止一于少保，而于少保之因忠被谗，尤为可痛。曹、石专恣以来，被挤者不止一徐有贞，而徐有贞之同党相戕，尤为可戒。于少保君子也，君子不容于小人，小人固可畏矣。徐有贞小人也，小人不容于小人，小人愈可畏，君子愈可悯也。 [46] 

白寿彝：于谦是明代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他曾以《咏石灰》为题的诗，表述自己的志向：“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正如他诗中表述的那样，名垂千古，受人敬仰。

当年明月：他的伟大不需要任何人去肯定，也不需要任何证明，因为他的一生就如同他的那首诗一样，坦坦荡荡，堪与日月同辉……而于谦不但才能过人，品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所谓德才兼备者，千古又有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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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风气的变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形式，文艺作品源于生活，反映的是时代风貌。

“台阁体”书法

明前期的文学艺术创造主要体现的是程朱理学的思想主旨，台阁体文风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台阁体”的诗文皆平和安闲，雍容雅正，诗文反映的都是上层生活，迎合帝王的喜好，对社会生活很少关注，更谈不上艺术创造了。 弘治年间，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渐成文坛主流，它就是“前七子”的复古文风。 前七子是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

当时内阁首辅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他们是鉴于文坛台阁之气、八股文风严重脱离现实社会，欲通过文风的改变挑战唐宋以来的“道统”文学风气，以达到揭示社会问题、谋求新的发展途径的目的。

李梦阳 他们的复古主张因切中时弊，很快风行天下，成为文学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 这在明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这一方面说明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二是他们对改变现实所做的努力，三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对理学思想的反思与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前七子”思想大行其道之际，也正是阳明心学广泛传播之际，主旨思想并不统一的两派在当时的社会都能大行其道，恰恰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对现实的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共同的努力和追求。 “前七子”流派之后，又有“后七子”之称，他们的并称是因为都有“复古”的旗号。 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成员还有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 后七子时代，时值嘉隆万社会大变革时期，这些文坛领袖继承“前七子”之遗风，继续提倡复古，他们相互呼应，彼此标榜，声势更为浩大，成为新时代文学的主流。

像前七子中一些人过分强调了在格调方面刻意模拟汉魏、盛唐诗歌，甚至将一些结构、修辞、音调上的问题视为不可变动的法式一样，“后七子学派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他们都受到公安派和竞陵派的抨击。 公安派和竟陵派是出现在明后期的重要文学流派，他们都深受阳明心学及其余裔的影响，呈现鲜明的晚明时代特色。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因三人是公安(今属湖北)人而得名。 公安派以“性灵说”对抗前后七子的复古观点，执“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主张文学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才能做到直抒胸臆，不事雕琢。

竟陵派的代表人物钟惺和谭元春因同为竟陵(今湖北天门)人而得名，著名学者尚有蔡复一、张泽、华淑和刘侗等人。 竟陵派和公安派一样，主张“性灵说”，倡导“幽深孤峭”风格，反对拟古之风。 不过，他们所宣扬的“性灵”与公安派不同之处在于“幽深孤峭”风格的不同，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追求字意深奥。 这实际上使竟陵派文风因过于求新求奇，反而出现“艰涩隐晦”的弊病。

在思想文化解放的大前提之下，与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发展相适应，相伴而来的是“市民阶层”这一新兴阶层的兴起和真正意义上城市的产生，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市民文化的勃然兴起。 后者典型的标志即该时期通俗小说的大量涌现，话本是基层市民生活的真实反映，加之民间私人印刷业繁盛，促使白话小说达到高峰，这反映了当时人们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的商业化。 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以神仙故事、历史公案、言情咏物和日常生活为题材的话本和小说，代表作品有《三宝太监下西洋》《封神演义》《列国志传》《英烈传》《石点头》《醉醒石》等，其中以《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金瓶梅》等最具代表。 短篇小说的创造极为丰富，出现了一批短篇小说集，代表作品有明末著名书商、文人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等。

明朝的艺术创作也反映了当时学风与文风的变迁。 艺术创作的形式包括戏曲、绘画和书法等。 虽然明初中央对戏剧、曲艺有所限制，但明代的戏曲在元杂剧的基础之上仍有所发展，像明初封藩在开封的周宪王就长于戏曲创造，著有杂剧数十种之多。 明代的绘画继承了宋元画风，内容以山水和人物居多。 明初的宫廷绘画占据画坛主流，代表者有赵原的山水和边文的花鸟画。 明宣宗热衷书法和绘画，时有浙江画家戴进，仿南宋院派画法，形成“浙派”风格，作品雄浑大气。

明中叶以后的江南，吴派风格领先画坛，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等人吸取了五代、元朝文人画传统，把画、诗和书法融为一体，山水画意境幽远，颇赋文采。 明末画坛的巨匠有董其昌、陈洪绶和仇英等人，他们的人物画作是中华艺术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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